“台湾腔”的形成，还受到北京土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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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总结“台湾腔”的形成漏了一条：受到北京土话的影响。比如下面有人问的“和”念“hàn”音、“法（fà）国”等等。

《国音京音对照表》记录了国音、北京读书音和北京口语音的区别

民国初期，当时中国长期的贫弱很大程度被归咎于中国国民人心涣散，而语言不统一则是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因此民国刚建立即着手制定标准音，并于1913年经“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出一套老国音。

读音统一会的讨论过程相当激烈，会员中江浙代表占了多数，甚至出现了“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中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北方各省会员则极其不满，以“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为由，强烈要求采用一省一票制度。最终北方代表的呼声被采纳，读音统一会以一省一票的方法表决出了6500多字的老国音。

和邮政式拼音一样，老国音也是相当混搭。总体上说，老国音采纳了以北京音为基础，但是在中间糅合不少老官话的内容，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别。而在入声的读法上，则有按照南京式的短促高音和北京读书音式的似去声而短这两种处理方法。此外，与老国音配套的注音字母也应运而生。这套注音字母相当流行，甚至于被人改进用作方言的注音，如苏州人陆基就设计了苏州话用的注音字母，效果尚可。

但是老国音的推行并不顺利。老国音的杂糅性质使得其很难被人自然地宣诸口吻，因此推广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而对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的民国而言，推广一种普通话显然并不是首要任务。于是，在整个民国初年，主张直接采用北京话作为全国标准语的京音派始终在和国音派争吵不休，甚至发生过学校老师因分属两派斗殴的事情。

终于到1920年代，老国音被废，北京音取得了标准语的地位。

因为在1919年民国政府的《国音字典》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在这套“标准音”中，北京口语发音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在1945年台湾光复时，3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认识汉字，不会说国语，也不会讲闽南话、客家话。被殖民统治半世纪之久的台湾民众，说日语远比说汉语更加流利。

台湾著名学者方师铎在《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中提及，“年轻一辈的人，只知有日语、日文，而不知有祖国语文……现在台湾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

晚年魏建功

显然，如何让台湾民众能重新使用祖国文字、说祖国语言，成为国民政府一项非常紧迫且重要的任务。1944年底，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的诸般问题，1945年上半年，“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成立，该班中设有“教育组”，着手擘画推行国语。负责该项计划的主要人物，便是与“汉字简化方案”有密切渊源及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的《新华字典》缔造者——魏建功先生。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人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

上世纪40年代，魏建功（左四）与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同事们合影

于是，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魏建功，副主任委员何容，常务委员有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等人。

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去普及“国语”。那里面“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包括“hàn”。示范读音的齐铁恨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hàn”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

也正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

初版《新华字典》封面及内页

其实，北京口语里的“和”不仅说hàn，而且也说hài，比如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就是“我害你”、“你害我”的。

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hé”。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hé、hè和huò。

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辞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的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lè sè”，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认字读半边儿”，读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渐广泛，初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

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擢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初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yán”，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开始改成了“ái”。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景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yán’，跟‘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胃癌’可不得了……”

但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ái”。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ái”，也已有不少年。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

辞书学家韩敬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声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便利，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一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yán”。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发生了改变。

晚年齐铁恨

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1946年5月1日起，由“老北京”齐铁恨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

本名齐勋的齐铁恨1892年出生于北京香山，自号“铁恨”，有“恨铁不成钢”的寓意。他的祖籍是健锐营蒙古旗，而健锐营正是清朝八旗禁卫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齐铁恨的外孙郭本城曾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回忆，外公的曾祖父是健锐营蒙古马队的战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捐躯。

注音符号表

齐铁恨对各种语言都有兴趣，不但精通满文和蒙文，他还自学了日文。不过，他对现代汉语充满热爱。在北平担任小学教师时，他积极研究“注音字母”。在1918年，作为标准汉语的“注音符号”正式发布，以此来辅助汉字的认读。直到至今，这套有37个字母的拼音体系，仍然出现在台湾同胞的手机、电脑、教材、工具书中。大陆的《新华字典》中，每个汉字也都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同时标注。

此外，齐铁恨还编撰过《初级国语话》和《高级国语话》，成为当时的小学教材。不过，他为人所熟知，还是去台湾推行国语。

当时台湾的学校教员现听现学现教，全省小学教员每天通过广播电台学习标准国语。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教给学生，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这位齐铁恨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京片子”，连词“和”读“hàn”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而把“垃圾”读成“lè sè”，把液体读成“yì tǐ”等等，也都是拜他所赐。

台湾的国语的教育普及，正是由魏建功、齐铁恨这些来自大陆并热心教育的学人，在当时百废待举、诸般窘促的环境下，筚路蓝缕，一步步开创而来。回想当初台湾光复初期，遍地声闻日语，招牌尽是日文，到之后岛内民众能熟练使用中国话，老先生们实功不可没。

1977年，85岁的齐铁恨病逝。他生前最后任职的台湾《国语日报》发出讣告：“国语运动元老、国语日报社常务董事齐铁恨先生辞世。”时任地区领导人严家淦特颁匾额，上书“遗徽永在”四字。《国语日报》至今仍在，每个字旁边还是标着注音符号，成为一代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