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有的预言已经实现，有的还会实现吧

    去年夏天苦了一个月，摘译了这本书，大约1万6千字。我把摘录的原文放在后面。

简要介绍

2019年5月《巨变—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出版，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在本书中，作者参照个人危机处理的12个因素，结合历史现象，总结出有助于解决国家危机的12个因素。作者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家曾经面临或正面临的危机，介绍了这些国家怎样通过选择性的变革解决危机，同时还分析了各个国家的长处和不足，展示了其前景。

作为一名跨界作家，作者利用崭新的分析框架探讨历史问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出了独特的看法。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某些国家做出了客观理性的批评，比如，作者指出，日本不能正确处理二战责任问题，影响了其和中、韩的关系；美国不能正视自身问题的根源，却寻找国内国外的替罪羊。

作者阅历丰富，书中涉及的七个国家，作者曾在其中六个国家生活过，他的很多日本亲友为他介绍了日本的具体情况。阅读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借鉴不同的观点，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民意。

当然，美中不足也是有的。一方面，有的观点值得商榷。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涉及七个国家，作者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时遗漏了某些重要因素，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缺憾。对于上述两种情况，译者都加了译注。

由于篇幅限制，只摘译涉及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部分内容。如有兴趣，可看原著。

摘译部分：

分析框架

要想成功应对外部或内部压力，就需要选择性的变革。对于危机中的国家和个人来说，其挑战在于找出自身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已不起作用，确实需要改变。

针对七个现代国家多年来的危机及其选择性变革，这本书进行了比较式、详细、探索性的研究。我是从利用选择性改变应对个人危机的角度看待国家危机，与处理国家危机的结果有关的因素如下。（译注：这些因素和影响个人危机处理的12个因素相同或相似。）

1.认为国家处于危机的国家共识

2.承担国家责任，采取行动

3.确定问题：详细描述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              

4.从其它国家获得物质和资金援助

5.把其它国家作为成功解决问题的榜样

6.民族认同  

7.客观评估国家实力

8.拥有处理国家危机的历史经验

9.面对国家的失败，具有坚韧性

10.在特定情况下国家能保持灵活性

11.民族核心价值观              

12.地缘政治因素的限制              

一．日本

明治维新

直到1853年，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有限，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命令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前往日本，其中包括两艘配备舰炮的蒸汽动力军舰，其战斗力远胜当时日本的所有战船（那时日本既没有蒸汽船，也没有蒸汽发动机。）

1853年7月8日，佩里的舰队擅自驶入江户湾（现在称为东京湾），拒绝执行日本要求其离开的命令，递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信件，并宣布，来年返回时他希望得到答复。

1854年2月13日，佩里返回日本，这一次他率领着九艘军舰。幕府将军做出答复，签署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第一份条约。尽管日本成功地拒绝了佩里提出的签署贸易协定的要求，但它确实做出了其它让步，这结束了其215年的孤立政策。

日本开放了两个港口，作为美国船只的避难所，同意美国领事居住在其中一个港口，并同意人道地对待遭遇海难的美国水手。在日本和美国签署了这项协议之后，英国、俄罗斯和荷兰的远东海军指挥官很快与日本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美国、英国、俄国、荷兰与日本签署的条约未能满足西方逼迫日本开放以促进贸易的愿望。因此，1858年美国驻日本新任领事通过谈判达成了更广泛的贸易协定，随后英国、法国、俄罗斯和荷兰很快与日本签署了类似的条约。在日本这些条约被视为国耻，被称为“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规定，在日本的西方公民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说他们不受日本法律的约束。其后半个世纪，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译注：日本强大后并未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明治时代日本的反应鲜明地体现了上文我列出的大多数因素。

明治时代日本首先仔细比较了不同模式，确定哪种模式最适合特定领域的日本国情，随后通过借鉴国外模式（因素5）进行变革。结果是，日本的宪法和陆军借鉴德国模式，海军舰队借鉴英国模式，最初的民法草案借鉴法国模式，1879年的教育变革借鉴美国模式。

在前一节中，我们讨论了客观评估国力（因素7）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发挥的作用。我们的讨论表明，准确的评估国力需要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愿意面对令人痛苦的现实，对日本而言，这个现实是，令人仇恨的野蛮国家比日本强大，日本只有向那些野蛮国家学习才能变得强大。另一个必备要素是知识。

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十年里，日本领导人和志士（译注：面对西方欺凌，狂热幼稚的武士开始暗杀西方人，希望把外国人赶出日本，这些武士被称作“shishi”。）都愿意直面西方军事优势这个令人痛苦的现实，这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从第一手的观察或经历中学习这种军事优势。可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陆军军官缺乏对西方军事实力的深入了解。

明治时代日本对国力的客观评估与我们另一个预测结果的因素有关：对于海军准将佩里的入侵给日本带来的危机，日本人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因素1）。

明治时代日本鲜明地体现了确定问题并有选择地进行变革的必要性，（因素3）。明治时代日本在经济、法律、军事、政治、社会和技术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

但明治时代日本的其它传统特征得以保留，这包括儒家道德观、天皇崇拜、民族同质性、孝道、神道教和日本的书写体系。最初，也有人提议对其中一些特征进行变革，例如，有人建议把日本建成共和国，并采用西方字母表。但是日本很快确定了变革的范围，进行了必要的变革，同时保留这些传统特征。

当时日本对变革的渴望是强烈的，但是保持传统的渴望也非常强烈，结果必须把某些变革说成是保留“传统”（是编造的），以使它们得到某些人的接受。这种剧烈变革与对传统的保留同时存在，也体现了在具体情况下日本的灵活性（因素10）。

除了借鉴外国模式外，明治时代日本的发展还体现了外国援助的价值（因素4）。(译注：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的支持，而英国的意图是希望崛起的日本能够制衡俄国。)例子数不胜数，早在1864年居住在长崎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洛弗就派了19名萨摩藩男子到英国学习；许多欧美的西方人接待了日本考察者和学习者；

1886年德国顾问阿尔伯特·摩斯和赫尔曼·罗斯勒来到日本，帮助伊藤博文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宪法；英国维克斯造船厂建造了日本第一艘战列巡洋舰金刚号，该巡洋舰后来成为日本建造的战列巡洋舰榛名号、比睿号和雾岛号的样板。

在明治时代和今天，日本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因素6）。日本人及其领导人认为日本独一无二，具有优越性，与世界其它国家有所不同。这种共同的信念使日本人能够承受明治时代的压力。至于如何最快地实现日本的目标，他们有时存在分歧，但从不怀疑日本的价值。

明治时代日本人具备坚韧性，愿意容忍最初的失败，坚持不懈，直到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因素9）。面对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外国威胁，日本的最初反应是试图把外国人拒之门外，外国人进入特定的日本通商口岸以后，日本试图驱逐他们。但这种做法行不通，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日本对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从而加强日本的实力。

这一点逐渐变得显而易见，幕府、志士和明治领导人都可接受。同样，明治时代日本努力制定法律、宪法和国家教育制度，这些方面的起草、试点和修改花费了数年。在这三个领域中，明治时代日本政府最初尝试了一个或多个外国模式，发现某些模式不适合日本国情，就把它们放弃了，最后决定采用有效的外国模式。

日本民法典就是个例子，其草案开始借鉴法国和英国民法典，最后借鉴了德国民法典。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促进了日本人的团结，并使其主动做出牺牲。这些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对天皇的忠诚。这在二战结束时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当时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即便遭到两颗原子弹攻击，军事形势令人绝望，日本仍然坚持一个条件：“上述[投降]声明不包括有损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任何要求。”

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一条件，日本准备抵抗美国可能对日本本岛发起的登陆行动。              

二战中，大量日本军人自杀的意愿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现代国家的军人，这也体现了日本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最著名的是“神风”战斗机（由普通飞机改装的）和“樱花”火箭动力滑翔机（美军称其为“baka”<译注：日语词，意思是“笨蛋”>），飞行员驾驶着这两种携带炸弹的战机撞击敌方军舰。有的水兵驾驶着从日本军舰发射的 “回天”鱼雷攻击敌舰。

（译注：“回天”鱼雷由“匿迹”鱼雷改装而成，内部可装载乘员1名，乘员可用小型潜望镜确认敌舰位置并操控鱼雷前进方向，其装载的炸药量比一般鱼雷多3倍。）

与芬兰和德国相比，作为没有陆地边界的群岛国家，日本在地缘政治方面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因素12）。然而，其它强大的国家确实对德川幕府和明治时代的日本造成重大威胁，尽管这些国家与日本相隔半个地球，并隔着大洋。早在19世纪，技术条件已削弱了地缘政治的限制作用，在今天的现代世界更是如此，当然技术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影响。

日本的未来

当有人问及今天日本最严重的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很可能会回答：“是日本政府的巨额国债”。目前日本国债是其年度GDP的2.5倍。

日本人最常承认的其它四个基本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些问题包括：妇女的地位，日本出生率低并继续下降，人口规模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

我认为，日本还有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承认。人口和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办法涉及这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日本缺乏移民。

除了移民问题以外，日本另一个被忽视的大问题是，日本在中国和韩国的战争行为对其与中、韩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可是，我的一些日本学生和许多其他日本人认为，日本政治人物已经道了无数次歉，日本做出的道歉还不够吗？简短的回答是：不够，因为他们的这些道歉听起来缺乏诚意和说服力，他们还说了些淡化或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话。

日本似乎是最忽视、最强烈反对海外可持续资源政策的发达国家。日本进口的来源非法和以不可持续的方式砍伐的木材远远超过美国或欧盟国家，无论是按人均计算还是按这些木材占总进口量的百分比计算。日本是反对审慎监管海洋捕捞和捕鲸的罪魁祸首。像我这样欣赏日本的局外人认为，日本反对可持续海外资源利用，这是可悲的，会导致其自我毁灭。

日本为了攫取海外资源，曾一度采取导致其自我毁灭的行动，日本曾经同时和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交战。当时日本的失败不可避免。现在其失败也不可避免，这次导致日本失败的不是其军事侵略，而是海外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枯竭。

最后，让我们根据12个预测因素，探讨一下日本的未来。

令人乐观的原因是日本拥有成功解决危机的历史（因素8）。近代以来，日本两次进行国力评估和选择性变革，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案例。最剧烈的变革出现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时代。结果，日本不仅保持了国家独立性，而且成为第一个在财富和实力方面可与西方抗衡的非西方国家。

二战以后，日本又进一步进行了大幅度的选择性变革，抛弃了其军国主义传统和对天皇神性的信仰，实施民主制度和新宪法，发展或振兴出口经济。（译注：二战后日本变革和明治年代截然不同，推动其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美国。二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遏制苏、中的需求及朝鲜战争。）               

另一个值得乐观的重要原因是，日本一直具备坚韧性和从失败中恢复的能力（因素9）。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此表示认同。

我的分析框架中有利于日本的其它因素包括：日本是个群岛国家，没有与其接壤的邻国（因素12），这是一种有利条件，当然日本在海上接近中国和韩国，削弱了这一优势；日本人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自豪感和凝聚力（因素6）；除了中国和韩国以外，许多贸易伙伴友好地支持日本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因素4）；

如果日本决定借鉴他国，其它国家的可用模式有助于解决日本一些主要问题（因素5）。

日本的其它主要优势包括其经济实力、人力资本、文化和环境。分析框架中的三个因素削弱了这些优势。

一个障碍是，由于环境的变化有的传统核心价值观现在已变得不合时宜（因素11）。例如，日本继续采取行动，一定要不受限制地获得其它国家的自然资源，好像它们是无穷无尽的，并未领导国际合作行动，以便可持续地利用日益减少的资源。

另一个障碍是日本对二战的历史叙述。其重点是自我怜悯，并把日本视为受害者，而不是承担日本对战争和日本战时行动的责任（因素2）。如果日本希望改善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日本必须效仿德国，承担战争责任。

在我看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几个关键领域日本对自身缺乏理性、客观的评价（因素7）。刚刚提到的进口资源和二战历史问题就是两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错误地认为预防人口下降是最重要的。

从目前的1.27亿人口下降到2000万确实会带来问题，但我觉得下降到8000万人口并不是个劣势，而是个巨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可以减少日本对进口资源的渴望，这已经影响了日本的现代历史。日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拥有本章开头讨论的许多质的优势，而不是因为目前日本的人口恰好是1.27亿（相当于墨西哥的人口）而不是8100万（相当于德国的人口）。

另一个需要客观评估的领域是移民问题。日本有一个选择：以加拿大非常成功的移民项目为榜样，或者借鉴日本人移民到美国和南美的经历，考虑增加移民。另一种选择是，日本继续拒绝外来移民，并实施一些有效措施。

例如，通过消除众所周知的使女性远离劳动力市场的障碍，扩大日本本国劳动力，并大幅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定期签证数量，这些外来人员可充当儿童保育员、护士和照顾老人的看护。

二．德国              

德国的第一个明显特征是，地理位置限制了其成功地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因素12），因此，有必要等待其它国家的变化带来的有利机会。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支持我的观点。两次世界大战都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没有等待有利的机会，而是主动采取了招致可怕后果的行动。    

现在德国与9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和丹麦）接壤，还与8个其它国家（英国、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隔海相望（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不仅仅是德国有邻国，大多数其它国家也有邻国，但邻国之间的边界上往往有保护性地理屏障。

然而，德国北部是平坦的北欧平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天然的防御屏障，没有比利牛斯或阿尔卑斯那样的山脉（前者把西班牙和法国分开，后者环绕意大利），只有在历史上军队可以轻易越过的狭窄河流。（甚至莱茵河也不是军队的严重障碍。）

但是一个有历史头脑的德国人会想起所有从东方和西方进入德国北部的军队，包括二战中的盟国军队、两个世纪前拿破仑的军队以及更早的其他军队。  

在我看来，德国地处中欧，邻国众多，这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一位置也并非没有优势，它使德国成为贸易、技术、艺术、音乐和文化中心。但德国的地理位置在政治和军事上曾是个巨大的劣势。

三十年战争是17世纪西欧和中欧大多数主要国家之间的重要宗教冲突和权力斗争引起的，主要在德国领土上进行，使那里的人口减少了50%，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其后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依然存在。

在欧洲大国中，德国统一的时间最晚（1871年）。统一以后的德国可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险境：同时对其西部邻国法国和东部邻国俄罗斯进行两线作战。这种军事险境确实出现了，并导致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二战后，德国的三个邻国和美国一起分割了德国。

西德政府不能为实现统一而直接采取任何行动（译注：此处指军事行动。），它只好等待其它国家的形势发展所带来的有利机会。

德国首次统一需要一位能力超强的政治家的领导。俾斯麦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考虑到许多其它欧洲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有种战略思路指导着成功的德国政治家的外交政策，俾斯麦用比喻对其加以概括：“人们应该一直关注上帝在世界历史上往哪里走，他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然后，冲过去抓住上帝的上衣后摆，尽可能地跟着他前进。”（译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出色的政治家应该追随世界大势。）

这也是1989-1990年赫尔穆特·科尔总理的战略。在威利·勃兰特1969-1974年采取的和解行动之后，东德和苏联的政治发展最终创造了德国统一的机会。（译注：东德和苏联的衰落不是孤立的现象，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采取的诸多可行的主动行动是重要的外因。例如，二战后，纳粹德国在东德、苏联及东欧的情报网开始为美、英服务，其提供的或真或假的情报是冷战开始及美国扶持德国的原因之一。）

在英国帝国主义鼎盛时期，这种战略思路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的美国仍然如此。相反，大英帝国和今天的美国希望采取主动行动，能够把本国意愿强加到他国头上。

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德国另外一个明显特征是自我怜悯和受害者情结（因素2）。这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话题，因为德国实际上对战败并不是只有一种明显的反应，而是两种相反的反应：对一战和二战的反应截然不同。到1918年10月，一战结束前不久，德国在西线的最后一次军事进攻失败了，盟军正在前进，并刚刚得到100万美军的增援。

毫无疑问，德国的失败早晚都会到来。但盟国尚未抵达德国边境，德国军队仍在有序撤退。由于德国舰队兵变和武装叛乱的爆发，停战谈判匆匆结束。这使得战后的德国煽动家们（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声称，德国军队在军事上并没有被击败，而是遭到背叛，邪恶的文职政客“从背后捅刀子”。

胜利的盟国把《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其条件包括一项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条款”，将德国定性为对战争负责任的侵略者，这激起了德国更多的怨恨。因此，战后德国公众普遍认为，德国是个受害者，德国领导人对国家的灾难不负责任。当然，许多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分析了战前在不利条件下导致德国陷入战争的政治失误。

现在，将一战后德国的受害者情结与二战后德国的观点对比一下。1945年5月，德国军队全线战败，全德国被盟军征服，德国无条件投降。没有一个德国人或非德国人否认二战完全是希特勒一意孤行造成的。德国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政府在集中营，德国军队在东线都犯下了前所未有的暴行。

德国平民本身也遭受了苦难，典型的例子包括，汉堡、德累斯顿和其它德国城市遭到空袭，苏联军队进攻之前德国平民被迫逃难，以及战争结束后不久波兰、捷克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政府驱逐东欧和战前德国东部领土的所有德裔居民。据估计，苏联的进攻和驱逐行动使1200多万德国平民成为逃离家园的难民， 200多万德国平民遭到杀害， 100万德国妇女惨遭强暴。

战后德国对德国平民的苦难有一定的关注。但是自我怜悯和受害者情结并没有像一战以后那样主导德国人对自己的看法。部分原因是，德国承认俄罗斯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德国平民施加暴行是由于德国最近对这些国家犯下了暴行。因此，德国人在二战后拒绝扮演受害者角色并承担了耻辱。

我们不应该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截然不同的是，德国人在一战后扮演起受害者角色，日本人在二战后也是如此。德国对过去进行了痛苦的清算，其结果对今天的德国是有利的，与一战后的德国或今天的日本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德国有更好的国家安全环境，与历史上的敌国改善了外交关系。

此外，德国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值得重视：领导人发挥什么作用，能否进行客观的国力评估（因素7）。（译注：领导人是国家进行国力评估的重要因素。）由于德国地处中欧，长期以来比英国和美国面临更多的困难和危险，因为英、美两国受到海洋的保护。

比起英国或美国，德国优秀或差劲的领导人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在那些产生负面影响的领导人中，在近期世界史上希特勒独一无二。  

希特勒具有不同寻常的邪恶心态和魅力，他制定了大胆的外交政策，做出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在那个时代，有些对一战战败不满的德国领导人并不赞同希特勒的这些做法。

（译注：和今天相比，在当时的德国，“犹太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指的是德国国内外“西方民主力量”和“共产党”，当时很多德国人认为德国的敌人是犹太人操纵并参与的国内外西方民主势力和共产主义势力。这一看法夸大了犹太人的作用。）尽管希特勒在军事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他不切实际的国力评估使他反复凌驾于德国将军之上，最终导致了德国的失败。

这些致命的不切实际的决定包括， 1941年12月希特勒无端地宣布对美国宣战，当时德国已经与英国和苏联交战；1942-1943年德国将军们请求希特勒允许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队撤退，可他否决了这一请求。

在最近的德国历史上，仅次于希特勒的差劲领导人是德皇威廉二世，他30年统治的结局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他被迫退位。尽管威廉二世并不邪恶，但他情绪不稳定，不切实际，判断力差，在许多情况下都极不老练，给德国造成了不必要的问题。

他的很多错误导致德国在不利的情况下挑起一战并遭到失败，其中之一是他没有续签俾斯麦促成的德俄条约，从而使德国深陷其地理位置造成的军事险境：同时对俄罗斯和法国进行两线战争。

维利·勃兰特是成功领导人的典范，他能客观评估德国国力。他承认了东德和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波兰和俄罗斯签订了条约，接受了奥德河-尼斯河界线以东德国领土的损失。这些举措扭转了此前20年的西德外交政策。勃兰特承认了奥德河-尼斯河界线，这需要他的前任们所缺少的强烈的务实态度和政治勇气。

勃兰特的继任者们缺乏他的魅力，他对华沙贫民区的访问如此令人信服和难忘。（译注：1970年12月7日，西德与波兰签订了华沙条约，当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

二战后的其他德国总理中，康拉德·阿登纳、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也出类拔萃，颇有才干。总的来说，作为美国人，我对二战以来西德历任总理的明智务实印象深刻。

德国还有一位成功领导人的典范，他是普鲁士总理奥托·冯·俾斯麦，他在1871年实现了德国统一，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首相。德国统一面临的巨大的障碍主要包括，普鲁士以外较小的德意志王国反对统一，其邻国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也表示反对（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分歧），更遥远的俄罗斯和英国可能反对，还有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有可能把哪些德意志人口并入统一的德国。

俾斯麦非常务实，他深知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知道德国内部和外部对于统一的反对。俾斯麦习惯于逐步采取行动，先是采取试探性措施，只有在这些措施失败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俾斯麦认识到，普鲁士发起大规模行动（译注：指的是对多个大国同时开战。）的能力受到地缘政治的限制，要想实现他的政策目标，需要等待有利的机会并迅速采取行动。

他那一代的其他德国政治人物在政治手腕方面都甘拜下风。1871年德国统一了，俾斯麦只好把数百万德意志人留在德国边界之外，因为他非常务实，他知道德国已经得到了可以实现的最大战果，其它大国不会容忍德国的进一步扩张。

现在用分析框架中的其它因素简单地概括一下德国的情况。

二战以来的德国确实进行了选择性变革（因素3）。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国家中，德国在政治领域经历了最大幅度的变革。它彻底地重新评估了纳粹历史，它做出了一些大规模社会变革，尤其是在过去的威权主义和妇女地位方面。但是，传统德国社会的许多其它核心价值观几乎没有改变，包括政府对艺术的支持，政府对每个人的医疗和退休福利的支持，强调集体价值观高于毫无约束的个人权利。

在德国近期历史中，来自其它国家的支持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因素4）。美国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译注：美国需要抗衡苏联才扶持德国，其原来的计划是让德国永远成为农业国。）以及西德对援助资金的明智使用让西德1948年后的经济奇迹成为可能。

（译注：纳粹德国战败前，曾把大量国有和民有资产<含专利>向国外转移，其中包括二战中德国从多个国家掠夺的财富，这笔资产在战后回流德国，这是其崛起的重要因素。今天德国对此讳莫如深，竟然要抢占“道德”高地。）与此相反，苏联给东德的经济援助不足，甚至向其索要战争赔偿，导致了二战后东德的落后。

德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帮助他们挺过二战后期的毁灭、外国占领和肢解所造成的创伤并幸存下来（因素6）。德国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来源于多个方面：世界闻名的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尽管德语方言存在差异，可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使德语成为一种纽带；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德国人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让他们依然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

德国具备坚韧性，能面对过去的失败和变革初期的挫折（因素9），它过去取得过成功，对未来具有信心（因素8）。例如，德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卷土重来。德国取得的成功需要民族的坚韧性，这些成功包括，克服重重困难在1871年最终取得国家统一，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在1990年再次统一，战后还取得了经济奇迹。           

三．美国  

最严重的问题：政治两极化           

有些迹象警示我们，美国今天可能正在浪费自身的优势。在这些迹象中，重要的是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它们正在导致美国民主的崩溃。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最危险的，现在威胁美国民主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协商的加速恶化。我之前解释过，和独裁国家相比，政治协商是民主国家的基本优势之一，因为它能减少或防止多数人暴政（译注：绝大多数议员联合起来，通过某项议案，结果不利于少数人的利益。）以及与之相反的少数不满者造成的瘫痪（译注：通过冗长演说<filibuster>，美国参议院少数党议员可以拖长辩论过程，导致对立的议员无法支撑，最终使议案胎死腹中。）。

通过制衡制度，美国宪法试图让政党产生协商的动力。例如，我们的总统负责制定政府的政策，但是国会控制着政府预算，众议院（国会下院）议长制定众议院的议事日程，以便决定是否通过总统的提议。如果我们的国会议员经常发生意见分歧，如果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票，那么在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议员们必须达成妥协。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激烈的政治斗争经常发生。多数人暴政或少数人造成的瘫痪只是偶尔发生；除了导致1861-1865年内战的政治协商严重破裂之外，妥协通常都可以达成。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美国的政治协商一直在恶化。不仅在我们两个主要政党之间，而且在每一个政党的欠温和更温和的派系之间，协商已经破裂。在共和党内部更是如此，更为极端的茶叶党（译注：新的茶叶党成立于2009年2月，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高税收政策等。18世纪美国的茶叶党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参与波士顿倾茶事件。）  

派系已经在初选中对那些与民主党妥协的共和党温和派候选人发起挑战。因此，2014-2016年国会通过的法律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国会还推迟通过预算，并有可能或实际上导致政府关门。

对于这一问题有三种看法。

有人认为，由于竞选活动成本大幅上升，捐助者更加重要。虽然一些高级职位的候选人通过募集许多小额捐款成功地资助他们的竞选活动，但许多或大多数其他候选人被迫依靠少量的大额捐款。当然，这些大额捐款的捐助者愿意掏钱，是因为他们坚信某些具体的目标，他们资助那些支持其目标的候选人，他们不会资助那些做出妥协的中间派候选人。

还有一种看法：国内航空业有所发展，现在华盛顿和每个州之间都有快速、频繁的航班。（译注：所以多数议员并没有把家安在华盛顿，而是经常返回选区，导致议员之间的交往有所减少。）

我听到的第三种对于协商破裂的看法是，政党利用“划分选区”这种做法，以影响选举结果。“划分选区”指的是重新划定某个州国会选区的范围，以便偏袒某个政党，保证该政党当选议员的比例高于全州支持该党的选民比例。（译注：通过划分选区，某政党可以保证支持该党的选民在某些选区占多数，从而影响选举结果。）              

但实际问题要广泛得多：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正在两极分化，在政治上不愿意进行协商。只要看看显示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地图，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现在绝大多数人支持民主党，在我们的内陆和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支持共和党。每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都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和极端化：共和党的保守派越来越多，民主党的自由派越来越多，两党的中间派势力都在削弱。

调查显示，支持某个政党的许多美国人越来越难以容忍另一个党，认为另一个党对美国的前途造成严重的威胁，也不希望亲属与另一个党的支持者结婚，还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住着志同道合的人。

当然，美国不同于智利。与智利相比，有些差异使美国不大可能沦为充斥暴力的军事独裁国家，但有些差异使美国更有可能如此。导致美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糟糕结果的因素包括，我们拥有更有力的民主传统，我们还拥有平等主义理想，但我们没有世袭土地寡头，而且我们的军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采取过独立的政治行动。

另一方面，与智利相比，更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因素包括，在美国拥有私人枪支的人要多得多，在今天和过去都有更多的个人暴力行为，历史上出现过更多针对某些群体的暴力活动（针对黑人、印第安人和一些移民群体）。              

美国不大可能被擅自行动的美军接管。

可是我预计，在美国政府或州政府中，某个执政的政党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影响选民登记来影响选举结果，往法院里塞满支持本党的法官，利用法院来质疑选举结果，然后利用“执法”行动、警察、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部队或者军队，镇压反对派。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两极化是当今美国人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比来自中国或墨西哥的竞争危险得多。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对这种竞争更为关注。中国和墨西哥不可能摧毁美国，只有我们美国人才能摧毁我们自己。              

美国的其它严重问题

美国勉强称得上半个民主国家。几乎半数美国选民甚至不投票选举总统这个最重要的竞选职位。在最近的四次总统选举中，没有投票的美国选民大约有1亿人。不愿投票选举次要职位的公民比例要高得多。例如，我居住的洛杉矶市是美国主要城市之一，其最重要的民选官员是市长。然而，在我们最近的洛杉矶市长选举中，80%的洛杉矶选民并没有投票。

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即所谓的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最后。我提供一些背景吧，在其它民主国家，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各不相同，澳大利亚为93%（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投票），比利时为89%，大多数其它欧洲和东亚民主国家为58%-80%。自1999年印尼恢复自由的民主选举以来，印尼选民的投票率在86%到90%之间波动，而自1948年以来意大利选民投票率一度高达93%。

相比之下，参加全国选举的美国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在总统选举年仅为60%，在国会中期选举年仅为40%。

当有人问美国选民为什么不愿意投票时，这些美国选民最常见的回答是，他们不信任我们的政府，他们不相信投票的作用，或者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

许多美国选民不去投票，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不可以投，因为他们没有登记。在阻挠某些群体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公民进行选举登记方面，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你也许认为这种阻挠是很久以前的问题，现在已不存在了，可是2000年在佛罗里达州大约有10万名潜在选民（其中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被人从选民登记名单中删去。这次删减对佛罗里达州200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乔治·布什战胜戈尔，赢得总统职位。这次删减的影响远远超过后来广为传播的几百张打孔选票作废事件。人们常常把那次选举结果错误地归因于这些打孔选票作废。

美国选民登记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佛罗里达州和其它许多州，选民登记名单和选举程序由州和地方那些支持某党派的人员控制，而不是由国家一级的非党派人员控制。支持某党的选举官员经常试图让可能支持另一政党的公民难以投票。

但是，最高法院2013年做出判决后，14个州立即通过了身份证照片要求（通常是驾驶执照或护照）或其它限制，大多数州已经或正在考虑此类限制。

其它州的规定“对选民不利”，它们要求选民在选举日之前短时间内登记，或只在工作时间或工作日开放选举办公室。但比较贫穷的人们（包括我们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绝对不能为了排长队等候登记或投票而误工。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不平等。当有人问及美国的平等或不平等问题时，美国人可能会回答，平等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1776年我们的《独立宣言》第二句是：“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              

例如，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所获得的税前收入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今天的25%以上。              

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其原因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人的观念。在政府政策方面，美国的“再分配”（就是将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低于其它主要民主国家。例如，与大多数其它主要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所得税税率、社会扶助支出（如低收入者的代金券和补贴）比较低。

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比起其它国家，美国存在一种更普遍的看法：穷人之所以贫穷是他们自己的错，只要他们努力工作就会变得富有；政府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如食品券）充斥着对穷人的污辱，这让穷人坐吃山空，变成所谓的“福利蛆”。

另一个原因是我在上文讨论过的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的限制以及竞选募资问题。这些问题让富人拥有过多的政治权力，导致他们比穷人更容易登记、投票和影响政治人物。              

与我刚才讨论的这个经济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社会流动性。也就是说，美国人有没有可能克服经济不平等，美国穷人有没有可能变得富有。美国人比其它国家的公民更加相信，他们的国家拥有精英制度，在这样一个国家，只要个人有能力，他们就能获得回报。美国特有的说法“rags to riches”(译注：白手起家)表达了这一观念。             

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较低，与其它主要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家庭两代人收入相关性较高。例如，如果美国男孩的父亲属于他们这一代中最穷的20%，这些美国男孩中会有42%最终处于他们这一代中20%的穷人阶层，只有8%能够白手起家，跻身他们这一代中20%的富裕阶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相应比例约为26%（低于美国人的42%）和13%（高于美国人的8%）。

可悲的是，这一问题正在恶化：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社会流动性不断下降。             

美国政界越来越受到富人的影响，结果是政客们制定有利于富人的法律（如选民登记规定和税收政策），使得受富人青睐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赢得下次选举并制定更多有利于富人的法律。              

简而言之，我们美国人相信自己可能做到的“白手起家”是个谎言。              

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美国目前面临的四个严重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美国在人力资源和其它公共项目上的投入减少造成了经济后果。这个让人感到悲观的因素削弱了那些让人感到乐观的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做出的多方面投入，这一因素是：美国政府对几个公共领域的投入有所减少，这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和非军事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嘲笑政府投入，称之为“社会主义”。（译注：多数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个贬义词。）             

其结果是，美国正在失去其过去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依赖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和科学技术。这个问题的原因至少包括三种趋势：我们投入教育的资金有所减少，我们投入教育的资金所获得的回报有所下降，美国教育质量存在巨大差异。              

我们的钱去哪儿了？一方面，我们的大部分钱都在纳税人的口袋里；与大多数其它富裕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的税务负担更低。另一方面，我们的大部分税收用于监狱、军队和医保。              

许多因素有利于产生好的结果，这包括物质或部分物质优势和文化优势。（译注：作者对物质优势和部分物质优势的划分不大严谨。）我们的部分物质优势包括：我们具有人口众多的优势；我们具有各种地理优势：国土面积庞大，地处温带，土壤肥沃，拥有大量沿海和内陆水道；我们拥有政治优势：整个联邦实行民主体制，文职官员控制军队，腐败相对较少；我们拥有历史优势：一直重视个人机会、政府投入和接纳移民。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是（长期以来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大经济体的主要原因。（译注：主要原因应该是美国狡猾的实用主义，利用两次大战，坐山观虎斗，及时参战，削弱了盟国，摧毁了敌国，增强了自身实力。）                

我们物质上的优势包括地理优势，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我们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因素12）。

东西两侧广袤的海洋可以保护我们，南北两侧和我们接壤的是不具威胁、人口少得多的邻国，这有利于我们的安全。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没有遭受侵略的风险。

至于我们的文化优势，其中一个是我们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因素6）。纵观我们的历史，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独一无二，令人钦佩，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家。外国人经常对美国人的乐观和“能干”态度发表评论：美国人认为问题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被人解决。

美国的另一个文化优势是其灵活性（因素10），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我们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国家权力交接频繁，在过去70年里，两党曾9次交接总统职位。我们拥有两个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成立于19世纪20年代和1854年）的悠久历史实际上是灵活性而非僵化的标志。每当第三个政党开始变得重要时（比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麋党），它很快就衰落了，因为两个主要政党之一会借鉴它的部分纲领。

（译注：公麋党是1912年成立的国家进步党的昵称，因其领导人西奥多·罗斯福自比为公麋。该党于1916年解散。）

核心价值观的灵活性也是美国的特点。一方面，我们主张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和民主（因素11）不容置疑（当然我们在实施这些价值观时确实存在不足）。另一方面，美国在过去70年中抛弃了已经过时的历史悠久的某些价值观：二战后，我们放弃了外交政策方面的孤立主义，我们对妇女的歧视和基于种族的歧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逐渐削弱。

现在，说说我们的不足。

任何国家应对危机的重要步骤包括：达成国家共识，即认识到国家真地正在面临危机（因素1）；对国家的问题承担责任（因素2），而不是指责 “替罪羊”（其它国家或本国的其他群体）；对国家内部有效的和无效的部分进行客观评估（因素7）。

对于这些重要步骤，美国根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美国人越来越关心我们国家的状况，但对问题所在我们仍然缺乏全国性的共识，客观的评估还是凤毛麟角。多数人并未认识到，我们的严重问题是两极分化、选民投票率低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下降，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项目投入的减少。大量的美国政客和选民正在拼命使这些问题恶化，而不是加以解决。

面对我们的问题，太多的美国人并不责怪自身，而是试图归咎于其他人。受欢迎的指责对象包括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            

拥有过多权力、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富人们理应认识到国家出了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和权力用于寻找解决方案，而只为自己和家人寻求逃避美国社会问题的方法。目前最受欢迎的逃避策略包括，在新西兰（最适合避世的第一世界国家）购买房产，或者花费巨资把美国废弃的地下导弹发射井改造成豪华的防御掩体。

我们还有另一个大缺点。在成功应对危机的十二个预测因素中，非常显然，有个特征美国并不具备，那就是愿意学习其它国家采用的其它应对危机的成功方法（因素5）。我们深信，美国方式优于西欧和加拿大，美国有特殊的国情，西欧和加拿大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提供任何对我们有帮助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拒绝学习，这与我们深信美国“例外论”有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美国独一无二，任何其它国家采取的措施都不可能适用于我们。

当然，这是胡说八道。虽然美国在许多方面确实与众不同，但所有人类、社会、政府和民主国家都面对着共同问题，所以我们所有人应该向他人学习些有用的东西。

还有两个因素。在坚韧性方面，我们存在小缺点，在处理危机的历史经验方面，我们的表现时好时坏。我们的小缺点是，美国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接受国家前途的不确定性和军事失利（因素9），这是不利的，尽管我们有“能干”精神和对成功的期望。在战胜危机的经验方面，美国的表现时好时坏（因素8）。美国人觉得，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家分裂，难以接受。

但美国确实打赢了一场长期内战，这场内战威胁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确实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且在二战中确实成功地放弃重视和平的孤立主义，并投入全面战争。

美国的未来如何？这将取决于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所拥有巨大的基本优势，如果我们能处理好我们自己造成的障碍，我们的未来将和过去一样光明，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浪费我们的优势。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我们美国人是否会“修建栅栏”（因素3），不是沿着墨西哥边境修栅栏，而是在美国社会运转良好的部分和那些出了问题的部分之间“修建栅栏”，还要看看我们是否会变革那些我们确定的导致我们日益严重危机的那些部分。（译注：作者使用“修建栅栏”这个比喻来描述文中第三个要素“确定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