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等四个导演执导《长津湖》，原因是博纳之前亏钱亏怕了？

对导演“合力”的错位市场批评，未来可能会让导演开始有所犹豫。

文/七月

多位导演联合执导。

近日，《长津湖》举办了开机仪式，宣布将由陈凯歌等三位导演联合监制、导演，不再是疫情之前刘伟强导演一人执导。从中可以看出，如今的商业大片正在主动选择导演“协作式”创作模式。

其实，《长津湖》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疫情使得整个剧组停摆，博纳已经损失了约1.5亿，压力之下的再次启动自然希望提高效率。再加上，市场上出现的导演“协作式”的主旋律影片越来越成熟，陈凯歌导演通过《我和我的祖国》在这一创作模式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不仅仅是《长津湖》一部影片，市场将长期处于疫情影响下，导演“协作式”创作会是接下来主旋律影片的“更优解”。不过，从市场反馈来看，大众对《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的导演“合力”并非全是好评，甚至把影片的一些内容问题也大致归咎于这种创作模式上。

在短期两三年时间内，“协作式”导演模式可能会成为很多国产大片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仅是献礼片和主旋律，在讲究更高效的商业大片上同样有可能会出现。但市场对于“协作式”导演模式的误解以及更加商业化的运作，可能也会让一些导演开始犹豫：与人合作拍片，值得吗？

1

—为什么说批评出现错位？—

创作思路在前。

虽然之前也有多位导演联合执导的影片，但导演“梦之队”是从《我和我的祖国》正式提出的。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加入献礼行列的大导演在同一大主题下分别执导不同的故事单元，给观众带来了一定的新鲜感。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能够极大程度地缩短了影片的制作周期，已经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初现。

经历了疫情较长时间内停摆的电影行业，导演“合力”的这种优势又在复工之后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中进一步凸显。随后，紧急上马的《金刚川》同样集结了多位导演进行创作，以期上映时间赶得上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

然而，从《我和我的祖国》到《金刚川》，同一部影片集结了多位大导演的创作模式还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些批评。比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单元短片之间没有多少内容关联度，《金刚川》通过三个视角反复讲述同一故事，是因为赶工而导演分工等。甚至，《金刚川》部分观众认为“素材不够强拖时长”也是这种多导演合作的创作模式所造成的缺点。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金刚川》一开始的创作思路就是《敦刻尔克》式的多视角呈现，并不是因为由三位导演“合力”创作才采用了三个视角进行展现，即管虎导演在创作剧本时就已经构思好了从步兵、美军飞行员与炮兵的视角分别讲述这场对抗，在具体执行时才有了导演之间的分工。

从《金刚川》的内容来看，片中并没有指明具体哪位导演负责了哪些部分。不过，按照目前已知的信息来判断，通过《流浪地球》有了更丰富特效经验和更成熟特效团队的郭帆主要负责美军飞行员部分；有着《盲人电影院》代表作、更擅长捕捉人物细节和状态的路阳负责步兵部分；更有战争片经验的管虎负责桥上和河岸的对抗。

不难看出，《金刚川》最终的完成度还算不错。各自拍摄的三位导演之间并没有互相干扰，反而是各自发挥长处，共同完成了这个故事。

这其实也能看出，对于项目推进极快的《金刚川》来说，想要做到上半年开拍、下半年上映，导演“协作式”创作模式无疑是最适合的。而市场对于这种创作模式的批评，因为将内容问题和导演问题进行混同，导致批评出现了明显错位。

2

—追求效率而主动选择—

“合力”的成长。

实际上，导演“协作式”创作从《我和我的祖国》开始，到《金刚川》再到《长津湖》，已经能够明显看出这种“合力”所发生的成长：从带来更多市场卖点到逐渐满足内容需求。

《我和我的祖国》率先提出了导演“梦之队”，七个故事、七个导演孰优孰劣，为影片贡献了不少市场和大众关注度以及话题讨论。到了《我和我的家乡》，依旧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同样的模式，五个故事、七个导演；但相比《我和我的祖国》的试水，《我和我的家乡》在同一大主题下的单元结构创作上显得更加流畅。

而对于《金刚川》和《长津湖》而言，这两部本质是商业大片的主旋律影片在这种导演“合力”上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也是多位导演合作，但他们需要完成的是同一故事、同一单片。《金刚川》的流畅叙事并没有犯下“多位导演多个故事”的弊病，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导演“协作式”创作离开单元结构是可行的，正在越来越成熟。这一点应该被市场看到。

不过，《金刚川》《长津湖》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前两部商业大片是主动选择了导演“协作式”创作的这一模式。这离不开当下市场环境的大背景。

具体来看，今年复工后整个产业面临着供需关系颠覆的问题。前两年，随着银幕数量增长过快，市场供需关系出现偏移，供不应求开始展现；而疫情给电影制作体系带来了长期不可逆的冲击，面临的资金不足等压力使得供需矛盾被放大。尤其是对于能够带动大盘的头部影片来说，市场对其有更强烈的需求。

而对于头部影片来说，旺盛的市场需求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所减弱，这些肩负救市重担的商业大片并不像前几年那样拥有充足的创作周期，需要讲究“时效性”。这决定了，项目推进要追求效率，将成为这两年行业需要面临的重要命题。

这样一来，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中得到了市场验证的“合力”模式，成为了《金刚川》《长津湖》重重压力下的优先选择，更多是看中了这种更稳且效率更高的优势。而在短期不会改变的市场大环境下，协作式导演模式显然将会出现在《长津湖》之后的更多商业大片中。

3

—批评延续可能带来的影响—

“绑定”减弱，选择增加。

其实，从《金刚川》的试水相对成功，到《长津湖》主动选择导演“协作式”创作来看，头部影片对这一模式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作为一部纯粹的商业大片，《长津湖》在选择导演“合力”上，与《金刚川》一样是出于市场需要，不再是任务需要。只是《金刚川》更多是因为复工后才开拍，还要赶在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上映；《长津湖》则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停摆，给博纳造成了约1.5亿的损失，影响了整个项目计划，所以重启后必然需要缩短周期。

同时，这种需求变化所体现出的是，从献礼片到主旋律影片再到商业大片，被主动选择的导演“合力”模式也将被市场验证是成功的。这一点需要被产业正视。

原因在于，追求效率的导演抱团创作模式，本质上更接近于监制中心制的一种进阶。近几年，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导演转型监制的案例，监制的主力军从早期的香港监制发展成如今的张一白、宁浩、徐峥等中生代导演。这说明了，监制中心制同样属于多导演合作模式。而监制中心制对加快项目推进的正向作用，已经通过黄金时期的港片被证明，相关的内地商业片也获得了不错的市场成绩。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和我的祖国》到《金刚川》，对于导演“协作式”创作的市场批评并没有因为影片属性的变化而消失。

但由于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头部影片出于商业选择而采取导演“协作式”模式，导演在这些影片中受到的任务约束力逐渐变小，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之后，“协作式”导演模式是否还会延续实际上是有疑问的。

尤其是，目前市场上能够驾驭这些主旋律影片或商业大片的中生代导演并不多，而新生代导演还没能成熟起来。留给这些影片可供选择的导演人选还剩多少？这些影片又该如何追求“时效性”？这是值得引起整个产业思考和关注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