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8】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源自宗教自由，例如规定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句就是禁止“确立国教和禁止信教自由”。

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大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几千年来主体上都是世俗文明，没有政教合一，一般也不存在宗教压迫。

还是那句话，缺什么吆喝什么，近代西方人喊言论自由，就是因为曾经言论太不自由了。在宗教神权之下，是绝不能乱讲话的。中国古代最大的罪过就是反贼逆子了，欧洲人加了个双保险，渎神异端，罪大恶极。近代之前的欧洲，宗教、政治和法律是一体的，宗教异端就是政治异见，政见冲突也会披上宗教外衣；法律源自神法，所以异端自然也是违法。这样一张大网令人窒息，没有这种经验的中国人很难共情理解为何西方人会将宗教、言论、出版、和平集会等权利相联系，更难理解西方人对这类事情动不动就爱上纲上线，其实是长期遭受PUA留下的创伤后综合症。就像西方人一看中国在民族地区搞发展就喷咱们灭绝宗教和文化，一看新疆教培就骂集中营，我跟西方人讲过，除了政客媒体故意抹黑，就是你们心太脏。你们历史上干这种事太多，太容易代入情境。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各派大多是主张宗教自由的，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相信宗教自由，而是因为不自由对它们不利。只要有条件，多数教派都搞过宗教审判和迫害。欧洲路德宗迫害过加尔文宗，加尔文宗迫害过再浸礼派，各教派都迫害犹太教，英国圣公会迫害过清教，北美清教迫害过教友宗、天主教、更不用说摩门教。

那么西方最终是怎么走向宗教自由的大方向呢？

首先是新教（在天主教看来就是邪教）的逻辑迭代自然会导向自由的扩散，各教派都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层层套娃。

其次，更重要的是，自由来自需求。

第一个主要需求是新兴资产阶级发财的需求。黄仁宇先生曾说“关于宗教的事，人性总是可以揉转的。一到物质财政上的事，才会众心一致”，大白话讲就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当宗教阻碍发财时，资产阶级总会果断选择宗教自由。英国为了提高棉纺织业竞争力，大量引进荷兰新教织工。牛津大学为了生源，不得不放开宗教门槛。北美长期面临劳动力不足，各殖民地陆续放弃宗教偏执，吸引欧洲移民。美国的吸引力对欧洲变化也是重要外因，有了竞争，劳动力开始吃香，促进了欧洲的世俗化。

具体到言论自由，和美国新生城市之间的人口竞争有很大关系。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就谈过报纸对美国的重要性。想像一下：你在北美广袤大地上钉了块牌子，成立了一个新城市，怎么样让纽约刚下船的新移民知道你？怎么让人们相信你这里有发财的机会？——“广告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报纸则是依赖广告而生存”，布尔斯廷说，“在整个西部，报纸都先于团体而出现”。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容易理解言论自由的主要载体——报纸、出版，对美国为何如此重要：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就是做印刷生意出身，美国宪法批准的辩论主要就是在报纸上进行的，最早的党争依托于报纸而发生，1798年的《煽动法》也是围绕出版和报纸开撕。

第二个需求，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需求。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大规模国家制度经验。有人说罗马帝国它不大吗？其实它只是个基于军事联盟体系的松散帝国，晚期搞了一点官僚制度。孟德斯鸠说：“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

此外，西方历史上大多是城邦和小国经验：柏拉图说理想的公民数量是5040人。亚里士多德说好国家应该是所有公民都能聚集在一起听一个人演讲。卢梭说好国家应该是由平等的熟人组成。孟德斯鸠说共和国必须是小国——大国必亡于内乱。除了神权政治时期，小国政治都会采取某种“广场政治”（芬纳《统治史》中提出的一个类型）方式，广场政治的武器就是演讲，载体就是公共意见。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仁，从古希腊到今天美国，广场政治游戏拼的就是巧言令色。这样一种用意见来统治的社会，当然需要言论自由。中国的政治传统崇尚敏行讷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然就不需要格外强调言论自由，这并不说明中国就不自由。

进入大众传媒时代，言论自由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一环，形成了这样一个控制链：资本——媒体——民意——权力，链条的前后两端，资本和权力才是关键，中间的媒体和民意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美国人过去老讲媒体是第四权力，因为它确实是一种政治权力，只要确保资本掌握媒体，就可以通过出版、新闻来掌控政治权力。

但是由这个逻辑反推，一旦资本掌控不了，资产阶级就会放弃言论自由的原则。今天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不是说资本掌控不了媒体，而是说传统媒体没用了，所以特朗普总统骂它们fake news。其实fake不fake不重要，关键是news不再是news了。从奥巴马竞选时起，就已经意识到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威力，链条中间的两环失效了。所以今天西方人还在讲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脚下的土壤已经流失，我打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西方言论自由的没落，具体形式，可能是法西斯化，可能是某种新的思想控制方式。

另一方面，一旦没有资本控制，社会上的言论自由就沦为言论混乱。人们慢慢就会发现，自由的言论空间，并不一定会产生共识、宽容和多元共存。相反，观念的分流、极化、互不相容、信息茧房会变成常态。五百年前的宗教专制，转了一圈又要以新形式复活，这是轮回还是报应呢？

这个危机在中国同样存在。网上的习惯性抬杠，党同伐异，饭圈互撕，粉黑大战，够刺激，够自由了吧。但是娱乐休闲和政治之间就是一张纸，各种群体、身份性言论已经在形成政治正确了，一些具有左翼色彩的观念群体，如女权、劳工、动保、环保等，一旦走上了这种从自由到撕裂的不归路，那本质上就已经着了自由主义的道了。沿着这个路下去，不愁没有互撕的借口，爱猫爱狗，咸甜豆腐脑都会分出阵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什么都不敢说了，不管心里怎么想。

公知们爱说：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真相是，从来没有纯粹的自由和不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多少自由、自由背后的权力和利益以及自由的后果，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

公知们爱用“观念市场”这个词，既然是个市场，当然就要自由交换。问题是，市场会失灵，失败就需要干预。观念的市场失灵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