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才知道钱穆顶多算个伪大师….

似乎很多人服膺钱穆，认为他是真正的宗师大家......现在我很感到奇怪。

最近有个北京大学国国发院的院长姚洋还写了一篇文章《姚洋解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如何正解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 还对他再次高度评价，称“钱穆1895年出生在无锡钱家，属于有名的吴越钱氏家族，家族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被梁国国君封为吴越国国王的钱鏐......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推动儒学和传统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我对钱穆的初步看法是：顶多是一个伪大师罢了。

具体呢？是我读完钱穆的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对他有此初步结论的。

有意思的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正好是姚洋教授用以支撑他前述论及的钱穆的高大的“论据”。在文中，姚洋写到，“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是1952年......到台湾给当时所谓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做专题报告，之后利用在台北养病间隙，把这些报告做了整理.....作者以俯视的视角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变化，对中国政治的看法颠覆了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的很多成见，也纠正了对中国历史的很多误读，可以说是五四之后为中国历史正名的一部力作。” 可以说，评价是非常的高。

我是在京东读书上看的这本书的电子书版本（书名：钱穆先生著作系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作者：钱穆，九州出版社，ISBN：9787510812675，本书由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京东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如果那个电子书没有错漏的话，我据此只能给《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打分2.5颗星，也就是不及格；如果没有这个选项的话，只好选择二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是在纯学术的角度下，对这书打的分。（如果超出纯学术角度呢？请见下文。）

为什么不及格？

本书，客观上来说，从相对技术性的层面较好的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主要时期的一些政治和制度安排，也勾勒出一些重要亮点，比如在汉代的政府组织一节，作者说“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

也有一些类似冷知识的考据例子，比如，在唐代的政府组织一节，他有写道：“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勅一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勅旨即无法行下。宋太祖乃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如是再四商讨，始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

但是，仔细思考下来，越来越觉得，这书中至少有以下七大问题。

第一，涵盖的历史时期严重不全

不仅没有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性政权，比如辽、金等，甚至元朝都给略去了；也未收录一些重要的转折时期的历史，比如秦朝、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朝、五代十国时期等；甚至也没有先秦时期、夏商周等。

要知道，这些时期，是中国大地上变化极大的时期，各种思潮和创新也是极大的丰富的时期，远的如周公、姜尚等不说，比如，影响中国人乃至世界极为深远的诸子百家，如孔子、孙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及他们的先人管子（管仲），晏子（晏婴）、子产等主要活动的时空，主要就在先秦时期的春秋和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涉及这些时期而谈中国，恐怕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钱穆这本书主要是关注和论及了汉、唐、宋、明、清五朝，而他也就是在这样的简略的基础上，引出了很多涉及对中国历史和华夏民族全局性、关键性的课题和论题；我认为不妥。

同时，串起来所谓相应的政治或制度安排变化的思想主线，从而缺乏人类、历史等大视野，进而显出来作者本人的格局狭小、学力有限的状态来。

第二，书中时有选择性立场而作者似乎不自知

如果作者钱穆，真正在本书中恪守自己屡称的坚持“历史意见”，而不发表“时代意见”的话——虽然以他的立场未必能够很好的达到客观之见，也确实难副大师之谓，但估计勉强可以达到一个高明的“匠人”，或体现出良好的“工匠精神”，从而使得这本书具备较好的、可作为相关主题历史方面的技术性的工具书的价值；然而，在行文之中，作者还是有仍不住要站出来以后人眼光评价的时候，打破了自己的承诺......

比如：

1，在汉代兵役制度一节，钱穆说道：“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不算在他这本书的视野之内；那么，清朝时期不满现状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什么呢——虽然失败了？这算是强行植入作者的倾向，还是仅仅是学艺不精？

2，在变法与革命一节，作者称“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问题是，如果按照他的论点，那么元末的起义不也该算作革命吗？那么，为什么又说“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呢”？什么逻辑？

什么是钱穆所说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在前言部分，他解释道：“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我已对他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分野感到了模糊......

第三，书中不时杂有主观臆断；唯心主义痕迹明显.....

本书的主题很大，题目似乎也是冲着严谨去的，但是，遗憾的是，仔细读下来之后，我时不时发现，从简单的主观臆断，到形而上学式的推论，以及唯心主义的观点，都在书中有所装点：

比如，1，在汉代兵役制度一节，作者称”天下一统了，国家体制变了，而秦始皇帝的戍边制度却没有改。或许政府事情忙，而且兵力混一了六国，得意忘形，没有注意到这些小节上。然而因此就引起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对这么大的事情，进行这样简单的归因？这是否过于简化或涉及到严重的主观臆断？

2，在宋代政府组织一节，钱穆说，“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据说当时宰相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在一种自卑感的私信下”？“过自谦抑”？作为资深学者，这种推论方式妥当吗？够分量吗？

3， 在明代政府组织一节，钱穆说，“讲到明代的时候，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不详的名称”？连迷信都整出来了？

第四，本书涉嫌对中国古代的重大史实盲目美化？

本书中，不仅有偏于类似形而上学式的归纳，或主观臆断，更有实实在在的美化。

在汉代得失检讨一节，“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虽说，汉朝是我国古代相对兴盛的一个时代，也用不着这么美化吧？

汉代得失检讨一节，“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了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不许社会大贫大富”？东汉末年，在张宝、张梁的协助下，张角发动黄巾大起义的口号“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何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呢？出自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容的景象，只在唐朝时期才出现，在之前、在汉朝不可能？

再者，一本书，在古代很便宜吗？读书需要的配套成本或者投资需要多高，作者算过没有？

在汉代经济制度一节，“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澎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后来遂吃了大亏。”清朝统治者的无能程度，在这里，无形中被大大的降低了？

第五，本书似乎尽量的调和甚至隐藏矛盾或问题

除此之外，钱穆似乎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尽量的对我国古代的事情，尽量的去阶级化、去矛盾化分析，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私权力”。试举三例：

1，在明代政府组织一节中，他写道：“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做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这一段，恐怕，不仅难以取信国人，也难以取信西方人吧？

2，在清代的部族政权一节，钱穆写道：“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人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仍是在这一节，作者继续断言：“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然而，门第不算是事实质意义上的贵族或特权阶层吗？

3， 在变法与革命一节，钱穆说，“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这是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百的区别，还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嘲弄”吗？

“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在汉代政府组织一节，作者自己就认为：“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同时，在汉制得失检讨一节，他自己就写道，“当废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政府领袖丞相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完了。”这霍光所作为做不是私权力？”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

这是为何？

而，正是在这样的叙事空间之中，钱穆居然时有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实质上有助于压迫性或剥削性的政策或制度称赞，似乎也变得容易理解了。

第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变法与革命一节，钱穆写道：“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难道说，依他钱穆的说法，我国古代就早已经实现孙中山和许多仁人志士几经奋斗、牺牲和流血而孜孜以求的“天下为公”的梦想了，只是清朝除外——他又没把元朝写到书里头来？

这是为什么？钱穆的”立场“和”背景“是什么？究竟钱穆对于改革和革命是个什么态度呢？

同样在变法与革命这一节，钱穆有这一段话：“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共产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

虽然看不出来他是否反对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他的态度似乎是暧昧的，甚至是偏见极重的；对共产党更是有所攻击的。

还在这一节，钱穆又有这一段批评和攻击：“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便是其最极端的例。”

钱穆自己有没有存粹政治方面的问题，留给有关人士或部门去深究。这次，我单从学术的角度，对他进行一个反击。钱穆上面说到的“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具体涵盖什么，并不清楚。但是，想必，这种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吧。

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张是与我国的传统相距甚远的吗？不知道钱穆是否了解我国的道家和墨家学派，就是诸子百家中，曾一度和儒家学派相提并论的那两派。

道家的代表著作《道德经》（微信读书电子书：书名：道德经，作者：（春秋）老子，译者：李若水，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3，ISBN：9787511345035，本书由北京竹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中有言：“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墨家学派的代表作品《墨子》（微信读书电子书：书名：墨子全鉴（典藏版）作者：[春秋]墨子，译者：东篱子，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2，ISBN：9787518022366，本书由中国纺织出版社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中，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命、节用、贵义等语，并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倡一定的商品交换（商品经济）。以此为代表，他们两派中有许多关于平等、社会团结、反对剥削、反对强权、天下一家等的观点；这些不正是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遥相呼应的吗？而我国在2500多年前就有这样高尚、明智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在响应当时中国苦难深重的国情，并在呼应中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勇敢地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中国化并有所发展，“便是其最极端的例”吗？还是，钱穆此言为极端之论，极端保守之体现呢？

那么，钱穆自己对儒家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本书序中，钱穆写道：“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只单单提到了儒家，未言其他派别。看来，他是很推崇儒家呢。这么说来，他会比较理解甚至赞成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决定的吧？

但是，事实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缺点，连儒家中的孟子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微信读书电子书：书名：孟子，作者：[战国]孟子，译者：牧语，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6，ISBN：9787210093220，本书由北京金石海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作者）之语。不知道钱穆学得哪派的儒家？

钱穆对道家或墨家不了解吗？虽然我不认为钱穆是个高明的学者，但是也不相信他会如此少见；否则，也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如果钱穆真的很懂墨家的话，也许他更容易明白中国古代为何阶层落差越来越大和逐渐衰微这两件事情似乎是同步加深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恐怕正和我国古代主要推崇儒家有关？而如果钱穆能够很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他就应该不会犯，有意无意间涉嫌贬低中国共产党或新中国的历史功绩这样的愚蠢了吧？

第七，“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更可悲的是，在上面列举到这些问题之外，钱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治学方法也让他错失美玉。

何也？

囿于包括上面提及的种种局限在内，钱穆在他的这部书中，不仅不能更客观的认识到我国古代政治史中的一些大问题，同时，除了领先的古代文官制度和教育考试制度之外，他也未能很好的指出中国古代的，以下至少三项重大的创见来——尽管他本人的行文已经有所触及：

1，中国传统里较早解决了或极大弱化了文教相离、政教分离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解决或应对方式，虽然不够理想；但是，环比全球，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这里的文为文学，教为宗教，政为政治。

在汉代政府组织一节，钱穆自己就写道：“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西方也一样，直到现在，在他们，教育和宗教还是分不开。”但是，很遗憾，他不能展开，又或者说，并没有这个意识去展开。

2，中国很早时候就有类似或近乎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性制度安排或设想

在该书中，钱穆的文笔曾多次触及或靠近这一主题，但是似乎总未“捅破窗户纸”，或者未有系统论述，除了让人怀疑他的学养和素养之外，不知道实为何故。

在汉代政府组织一节，钱穆写道：“现在说到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依照汉代习惯，用现代语说，这里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因此当时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

“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做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蚁。但正因如此，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这九卿，全都隶属于宰相。”

在书末的[附录]答徐君书一节，钱穆提及，“而且这也并不是我私人的意见，我仍是根据历史意见讲。晚明大儒黄梨洲，在明代亡国以后，痛定思痛，写他的《明夷待访录》，他还是要主张恢复从前的宰相制；他并不以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实质宰相而满足。”我认为《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中国古代文献；在该书中，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的很多观点，都几乎相当于后世西方之君主立宪制。

因为作者自己的局限，钱穆本人反而并不能依据自己的行文，而得出中国古代很早时候就有类似或者近乎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性制度安排——这样的好处来，更不能看清古中国从原始的“共有”状态进入到后来的私有的，主要是剥削阶级私有的封建社会并“家天下”程度越来越重的这样的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光明前途所不相容的一面来——这样的重大问题来。可叹！可悲！

3，看不清中国古代在法务实践上有案例法的模式

汉制得失检讨一节，钱穆写道，“可见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依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

在唐代政府组织一节，钱穆又写道，“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勅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

而同在此节，前文处，由此文字：“但中国传统政治，仍有一大漏洞。在唐代，也并无皇帝绝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径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可以看到，钱穆对以上他自己提到的两个事情或现象，要么和稀泥式的否定，要么“杀回马枪”式的赞誉；这样一来，很难得出中国古代有类似后世英美案例法之痕迹，这样的进步性，也少了不少严谨学术精神——尽管这是一个讲演稿基础上的作品，以可以由此观察钱穆之思维方式及行事风格吧。

综合所述，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得失的负的一面，钱穆“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他想兹念兹的正的一面，他也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失误。为什么呢？思想立场和逻辑思维的问题吧。而他的思想立场和逻辑思维的问题，哪个先，哪个后呢？

所以，尽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我给这本书的打分也顶多只能是2.5颗星；如果把超出学术的角度考虑进来打分的话，恐怕只能是零分，甚至只能作为反面教材来参考。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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