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啥要揍我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黄昏，小区楼下的街道。

　　一名农民工，50岁左右，衣衫褴褛、脸色黝黑、皱纹深镌，不笑的时候也露出一口大黄牙，上来问路。

　　口音难懂，我把耳朵凑了上去。

　　不提防，一大颗白色的唾沫，从大而黄的牙间溅出，击中我的嘴唇。

　　内心一晃，但我没有马上伸手去擦，听完提问，指明路径，望着他离开，才掏出纸巾。

　　我做了很多年的调查记者，对象主要就是他这样的人。

　　工厂的普工，人力车夫，处理垃圾的工人，睡大街的苦力，修自行车的小店主，遭遇不公的搬迁移民群体……

　　他们都会叫我做“兄弟”。

　　出身乡村，我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能力。

　　看到他们，我会想到我的父母。

　　对他们的生活，我感同身受，然而我依旧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处境和需求。

　　尤其是，心理需求。

　　不理解，有时就会带来伤害。

1

　　他们要揍我

　　老林，是城市里的一名人力三轮车夫，沉默，老实。

　　11年前，我采访过他，以及他的同行小欧。

　　看着老林工作——踩着三轮车帮人拉货，有时也把人一起拉着走。一脚一脚，蹬出一家人的生活。

　　我想到《骆驼祥子》，也想到重庆的棒棒，内心充满敬意。

　　摄影记者拍了很多照片，也都颇为动情，后来发在了报纸上。

　　人力三轮车夫老林

　　4年后，我再到那个街区去找老林，没找到，但小欧还在，就在路边，坐在三轮车上，正拉起裤腿挠痒痒。

　　4年了，他还记得我。

　　“你还敢找他？他说见到你要揍你呢！”

　　想揍我的不止他一个。

　　有一群人，在一座山上，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找饭吃。

　　城市的垃圾，一大车一大车拉到这里来，他们负责填埋。

　　填埋之前，他们会在其中找到所有能卖的东西，塑料袋，旧衣服、破鞋子、饮料瓶、电线、金属……

　　他们什么都找得到，比如装着几千块钱的钱包，还躺在盒子里的金项链，甚至，活着的婴儿。

　　那里真的很臭，很臭。

　　他们穿的衣服，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他们说，有时还会捡到很新很潮的衣服。

　　《一念无明》剧照

　　我来到这里，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一项类似人类学研究的考察。

　　那里除了垃圾车司机，没有其他人会去，所以他们对我一见如故，简直就要开口唱起来：“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更何况，我还带了几箱啤酒。

　　当然还带着摄影记者。

　　同样地，拍了很多动人的照片，发在杂志上，其中有云南文山的小王，湖南永州的老冯，给的是特写。

　　过了几个月我又去探访，依旧带着啤酒。

　　山下设了岗哨，不准进。说是因为上次来了记者，做了报道。

　　“上面的工人都说想要揍死那个记者。”

　　“那个记者”，就是我。

2

　　“反二狗主义”

　　好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揍我。

　　在他们早已决定要揍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以为我和他们是朋友。

　　过了几年，我看到了那个段子。

　　要过年了，北上广深写字楼里的Mary、Cindy和David，坐车返乡，变回原来的翠花、二狗和铁柱。

　　我突然就明白了。

　　二狗这个名字最具原始性，我钟爱这个名字。

　　如果我们把写字楼里返乡的人存在的身份切换，以及在这个切换过程中需要的一些装模作样的行为，称为“二狗主义”，那么，对于底层进城务工人员而言，他们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可以称之为“反二狗主义”。

　　“二狗主义”，是在城市里“人五人六”，回到熟人社会，二狗依旧是二狗，村民不会因为你是文员、打字员、项目主管、区域经理，就认为你举家飞升了。

　　他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而“反二狗主义”则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没有太多文化、技能的人，在过去的乡村环境里也没有什么地位，他们出来务工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回到熟人社会里可以“人五人六”一下。

　　因此，在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城市里，做什么脏活、累活，甚至传统看法里的“贱活”，都不在乎，只要能挣到钱，回到家乡熟人社会，穿得整整齐齐，“像个人样”，此愿足矣。

　　贺雪峰在《最后一公里村庄》里的叙述很精彩。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城市获得就业与收入机会。城市只是农民工获得收入的手段，他们获得的收入用在农村的家庭，以完成农村家庭的再生产。他们在城市工作，在农村生活，他们在城市获得收入，在农村实现价值。”

　　“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村庄，城市不是归属，农村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在城市受苦受累受气都是为了在农村过得有面子。”

　　的确如此。

　　城市不是自己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再脏再累，不过就是一张面孔，没有人认识他们。

　　而在乡村，这张面孔就有了含义，妻儿、父母、祖宗，甚至房屋、庄稼、祖坟、摩托车……都在这张面孔里呈现。

　　所以他们可以用在城市里的不要面子，来换取在家乡重要的面子。

　　我想起在垃圾山上采访时的一个细节，小王捡到一张VCD，是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

　　他以为是钢铁侠，就说：“那家伙很有钱，人生活得潇洒！”

　　他也希望“潇洒”，所以他计划着回家买一辆小面包车，用积蓄承包一点乡村道路建设工程。

　　而我们的采访，让小王和老冯被村里人看到了。

　　“哟，原来他们是在垃圾堆里混的。”

　　老林也是一样，同乡看了报纸，发现原来他是一个人力车夫。

　　小欧在镜头下低头吃饭，没有正面照，所以才不受影响。

　　小欧在镜头下低头吃饭

　　我明白为什么老林、小王和老冯想要揍死我了。

　　很简单，自问一句，换做是你，你会怎么想？

3

　　双头身份

　　十几二十年前，在我的村子里，一到过年，外出的叔叔、哥哥们都回来了，一样的，穿得“人五人六”。

　　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是“二狗主义”还是“反二狗主义”，无从判断。

　　也许是同理，许多人就和老林、小王和老冯一样。

　　城乡交流的时代，有的人想要在城市里隐匿自己的村民身份，而有的人则希望在乡村里掩饰自己在城市里的职业。

　　背后的不同之处在于，想要隐匿村民身份的“二狗”们，是看到了在城市里定居的希望，而想要掩饰自己在城市里的职业的人们，则没有看到，将来可能也看不到。

　　在他们的思维里，都有很清晰的“我是谁”的判断。

　　如果你在写字楼里喊一个人叫“二狗”，他会感到冒犯。回到村里就不会，因为他不在乎，他就待那么几天。

　　而如果你在城市里说某个人是捡垃圾的，这无所谓，这就是他的自我认同；但在村里这样说，他就会感到羞辱，因为他要在这里一直存在。

　　他们想揍我的原因，就是我在村里树了一个大喇叭，说他们在城市里捡垃圾，或者踩三轮车。

　　《春天里》剧照

　　翠花、二狗和铁柱，就不说了，这就是农村向城市进行智力转移的新时代表现而已。本质上一向如此，只是现象上有差别。

　　老林、小王和老冯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转移，也“不配”被转移，他们的根一直在乡村。

　　前现代的中国，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农闲时期，就做做手工业，织布裁衣，补贴家用。

　　今天颠倒过来了，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农业收入退居次要，而工商业收入占据大头。工商业收入，就是家庭手工业在现代背景下的一种变异版本——进城务工或者经商。

　　不管是前现代的，还是现代变异的，中心是不变的：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社会生态。

　　孤独的个人是不需要面子的，只有家庭里的、社会里的个人，才会强调面子。一个社会性生存的人，面子就是最大的牵挂。

　　此时再来看老林、小王和老冯，他们担心自己在乡村熟人社会的形象，正好证明了乡村生态的强韧性。

　　所以我一直认为，那些感慨乡村凋敝的声音，都是无病呻吟。

　　该去的一定会去，该回来的必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