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四）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一，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31. “一人一票选举”是普选制的基本手段。它分一人一票地选出代表代议制度和直接选出政府的制度。古罗马选择前者，结果是实用不好看；古希腊采用后者，结果是好看不实用。后一种选举在实践中易将人民的整体利益碎片化、甚至对立化。古希腊实行的“贝壳放逐法”就是最纯粹的无代议的一人一票制。结果是提议这一选举形式的民主派领袖遭到“贝壳逐放法”[1]的放逐。苏格拉底就称希腊的“民主政治”为暴民政治，认为它极其荒唐可笑，投票者完全凭感觉投票，说这样必定会毁了雅典。他主张由哲学家来治理国家。[2]

32. 认识今天美国的公式是：华尔街﹦美国≠华尔街；认识今天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公式是：Ｇ-Ｗ-Ｇ´，其中，G还是代表资本，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只是它已集中于商业资本；Ｗ不再代表德文中的“商品”（Ware），而是代表英文中的“战争”（War）。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3]　　

33.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

34. 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4]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5]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6]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祚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7]

35. 人类的食物选择面的扩大和寻找食物的方式从狩猎转为农业劳动，帮助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并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工业技术使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资源的范围扩大，工业活动使人类创造生存资源的活动从耕地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导致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与遥远的古代相比，工业在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36.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明代西南治边的重要教训

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8]。1384年，麓川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明朝册封麓川国王思伦法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不久改“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9]，麓川遂成为明王朝的属国。15世纪40年代，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10]。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11]明廷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等。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2]

事后，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3]，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1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廷对麓川国下手太重的结果是打破了缅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而没有平衡则无制衡。北南失衡导致南面的缅人东吁政权迅速崛起并乘虚北进，于1604年消灭麓川国并由此大体奠定了缅甸今天的版图。

1918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5]。在这则故事中，明廷不是驱逐而是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交给狼管理。这给后代留下巨大的边境压力，以至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不与缅甸有了解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牲牺非常大，但版图不进反退[16]，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认征缅之举“未为深思远计，不得不引为己过者”[17]。乾隆晚年总结说：

予以古稀望八之岁，五十三年之间，举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缅之事，以其地卑湿瘅疠，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谢罪罢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18]

可以看出，乾隆对征缅的结果是极不满意的：这这场战争支出太大而收获甚微，仅是边境的表面稳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为也，乃前朝治边失策也。西南缅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中国西南边地治理难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写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国的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英国人将政治看作一种机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如果不出这个机制或格局，那对朋友尤其对盟友就不要要求过高，不然就会落个或者“水至清则无鱼”，或者与昔日盟友反目为仇的结果。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19]，治理周边要深思。

乾隆像

37. 1917年刚刚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1917年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已从列宁的经验和自己的改革实践中初步学会了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及建立其上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要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结局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38.毛泽东说：“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20]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即矛盾的辩证存在和发展；徼，则是规定矛盾的边界。矛盾是无限存在和发展，但具体矛盾则是有边界规定和不断转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仅知道主要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得知道矛盾存在的范围和相互转化的边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决和转化矛盾，转化而不是消灭矛盾才是解决矛盾的要义，也是战略哲学的要义。

39.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21]毛泽东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需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多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40. 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22]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在中国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参考文献：

[1]“贝壳逐放法”（Ostracism，也被翻译为“陶片放逐制”），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该法规定，雅典公民可以在贝壳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以及极具社会威望、广受欢迎，却最可能成为僭主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雅典民主政治后期，党派斗争频繁尖锐，该法弊病更加严重地显露出来。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为号召，鼓动民众把“贝壳放逐法”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该法越来越失去了维护民主秩序的作用，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2]参阅［英］A.E.泰勒、［奥］Th.龚珀茨著，赵继铨、李真译：《苏格拉底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8～149页。

[3]［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页。

[4] 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5] 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6] 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可参见何凡能、李柯、刘浩龙：《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载《地理研究》2010年第12期。

[7]［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8] “麓川”是汉文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 “勐卯龙”直译为汉语是“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勐卯龙”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设立过“麓川路”，故将“勐卯龙”（大卯国）译写为“麓川国”。 麓川国（勐卯龙）是傣族先民在云贵高原西南部、缅甸中北部于1312年建立的政权，曾多次击溃入侵的元朝军队。与明朝军事对峙了近十年之久，实力严重削减，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麓川国王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1413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多次击败明军的进攻，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遭明军重创。随后麓川国衰落并于1604年被东吁国（缅族）所灭。

[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页。

[10]史称“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对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乱出兵征讨的战役，分别发生在1439年（正统四年）、1441年（正统六年）、1442年（正统七年）、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11]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12]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13]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4]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15]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6] 1762年冬缅甸入侵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1769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停战合约。历时7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且损失惨重。

[17]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18]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19] 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21] 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