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的粗浅认识

国内很多经济和金融话题很多粗浅认识，我基本上来自当初的畅销作品《货币战争》，就是内个后来传闻断了腿的宋鸿兵所写的。

不谈他吹银本位和后来泛亚的事情，他的很多内容确实给了我对金融和经济的兴趣，也是我后来准备学习相关知识的启蒙吧。

不论这本书里面多少内容对对错错，但是诸如广场协议阴谋论，其实都是见仁见智的东西。

事实上广场协议是多国共同签署，但是也反映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自由市场所设想的那样，而是美国在当时大而不能倒，各国在利弊权衡中选择对策的无奈。

同理，中国在次贷危机中选择4万亿国内刺激和购买美国国债一样，其实都是被迫对策。

所以回到一个基础的问题上，市场是什么。

市场本身是自带风险的，这个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主流经济学只用微观的企业自由进出（创业和破产）简单的略过了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然后靠着一般均衡大讲特讲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的稳定性。

金融学，起码我学的课本里面，是完全默认存在经济的系统风险的，也就是金融本质上就是风险-收益为核心的研究。

金融学就是研究如何在风险中寻找获利机会和适时转移风险的学说。

信用和风险在金融领域才是事实上的反义词。

流动性越高，意味着越可以及时转嫁风险，越接近于货币，但是这种流动性本身的风险，以及创造出这种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都是要央行和财政部最终兜底的。

信用等级越高，是因为抗风险能力强，最强的就是主权信用，也就是风险越大，信用才越有影响力。在各种主权信用中，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顺次也决定了主权信用的排名。

亚洲金融危机就给亚洲各经济体做了一个主权信用排名。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的主权信用是最高的。

金融体系并不是无政府的自由市场。美国历史上，中央银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遍地的小银行，限制银行跨州经营，小银行有发钞权导致钞票种类极多，中央银行是这种金融体系出现大规模挤兑情况下才被迫成立的，因为当时美国政界普遍不信任中央银行，也就是美国金融体系自美联储成立，就已经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由美国国家主权信用兜底由中央银行执行的体系。

金融机构创新其实是在不断的把系统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转嫁，创造更多的流动性金融工具方便转移，但是导致了国家对于金融和经济风险的把控。因为金融体系并不可能真的完全意义上消除系统风险，这也是国内为什么要讲脱虚向实。

次贷危机中，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其实绑架了美国国家财政，强行由国家财政兜底。

这和中国选择在次贷危机中选择购买美国国债一样，因为当时而言，美国确实也是大到不能倒。直到新冠疫情重创经济，导致了全球经济都弱不禁风，美国能多抗住一年算一年，毕竟一个平缓的经济衰退总比雪崩式的经济崩溃对中国影响小，但是美国已经不是大到不能倒，而是倒到救不动了。

所以国内肯定要面对一轮大的持久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衰退冲击。

主流经济学基本上回避了上述讨论是为了塑造一个经济和金融的信心预期。

传统政治经济学容易过于从长期化入手分析问题，一是因为需要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政治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政治问题，有些可以靠市场手段调整，但是为什么要解决，要达到什么效果，其实这是政治问题。二是，结合历史，想要从庞杂的经济现象和历史中找到某些规律，容易变得很长周期，可能会降低结论的时效性。因为跨度越大，市场本身其实变化也很大了，这个结论的有效性和时效性都是成问题的。中国五年就一个样，现在有很多问题没有历史答案，就是需要开拓，没人真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后社会会变成啥样，更无法提前布局。

但是不管咋说，国家财政和主权信用要给经济和金融兜底，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认为社会文化是可以塑造的，那么市场经济和市场运行模式也是可以塑造的。

国内经济发展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预防和化解系统的经济风险。

所以按着金融学的投资者风险偏好来说，金融学者是忍受风险能力强的，而国内的经济管理是厌恶风险的。

市场规模越大，事实上提高了容错率，比如中国农业，中国幅员辽阔，一地一省遇到自然灾害减产或者停产，并不意味着全国崩溃，其他省份依旧可以供应，依靠着储备粮系统可以赈灾供其渡过短期危机。这个制度算是有历史年头了。

这就是当初概率论里面，并联电路每个出问题的概率，算整个系统故障率的习题，也就是规模越大，越容错率越高。

但是并不代表规模过大降低了系统风险，因为在一个细分工的经济体系中，规模越大的产业带来的经济管理难度和管理压力都不是几何倍数提高的。

也就是规模越大越难管，越容易把整个问题集中到经济中枢，如果没有足够的储备来对冲危机，那么危机可能会蔓延。

 也就是规模越大出了问题越说不准后果多严重。

所谓全球化产业大分工，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期英国殖民体系就是这玩意，美国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也被称之为新经济殖民体系么。

有个模拟游戏叫anno1404，就是模拟殖民经济的。殖民地仅仅只是为了宗主国经济而存在，殖民地的种植园里的奴隶并不算人，而南北战争后，香蕉共和国的破产农民并不是列强的政治包袱。

也就是事实上农业不走日韩的带有奢侈品路线的方式，也就是农产品价格偏高，而且农民也更加团结的参与进日韩本国的政治生活，也就是美国地广人稀的大规模农场赚钱，毕竟农场主不是上述情况里的小农，而是农业资本。

中国粮价偏低是客观事实，中国如果现在就走日韩的路线，中国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居民可能就会沦为城市贫民，落后城市贫民窟化也难解决。但是当前农业就是收入偏低，在当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下，就成了变相的徭役。

那么这问题我想到的，简单说就俩去向。

一，粮价不变利润不变，减少农业从业人口，比如规模化经营，然后规模经营的利润补贴非规模化的地区。

二，粮价提高，提高利润。

第一个事实上是需要城市扩张提供更多就业来承载减少的农业人口的，而且很难说这部分就业提供的收入会提高，进而可以容忍农产品价格上涨。

第二个则就是需要城市人均收入实质性提高，进而可以让利给农业。

这还是封闭体系下，如果构建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农业优势真心不大。

中国农业土地的自然状况差异很大，有大平原的地方真心不多，真可以走大规模机械化的地方并不多。

比如东北我就是支持发展规模化经营的，因为东北在国内事实上就成了发展成本高的地区，也就是相比日韩来说，发展成本低一些，人口又在持续的净流出，这也就是为啥我支持中日韩自贸区，东北失去了重工业的经济分工优势之后，就跟俄罗斯的远东对于俄罗斯西部主要经济区一样，经济发展必然缓慢。

而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的地方，类比就是荷兰至于整个欧洲市场，荷兰的农业教育制度和土地经营方式是完全嵌入市场经济进行迭代发展的，而中国短期不太可能实现荷兰模式。

中国国土面积大，发展程度不均衡，我习惯于拿中国和欧盟对比。但是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人口远比欧盟多。

在中国这种可耕种土地少，人口多的国家，农产品的流转环节问题也很大。

2019年上半年的水果涨价，部分大宗经销商囤货居奇炒期货挣钱的新闻现在还能百度到。

通过互联网扁平化的物流渠道卖农产品，在今年疫情期间也算是抢眼的新闻。

也就是说，农民事实上参与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但在农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最终价格里，农民能分到多少钱，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对三农问题没多少研究，但是我认为，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里的政治问题，农业和土地的市场游戏，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来说这些，土地战争为了解决问题才要确保土地为国家所有，但是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估价流转间接导致了农业土地也被连带估值，城市的商业发展推高了城市土地使用权的估值变相降低了农业土地的估值。

而当前市场化体系，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格局当中，中国农业就是一个弱势地位，而且有劣势扩大的趋势， 所以对于农业进行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未必真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恶化问题。

因为三农问题是市场化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可以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也可以依靠行政的政策干预来解决问题。但说到底，三农问题是政治问题，绝不是经济问题。

我个人偏向支持因地制宜的各种组织形式尝试，事实上三农问题无法和当前市场完全脱钩，毕竟全国粮价摆在那里，那是十四亿人的问题，但是需要更多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手段来扶持来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