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三）

【本文为张文木教授《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一，部分精彩内容在社区定期更新，敬请关注。】

21．除魏忠贤易，去李自成难。实现前者崇祯只需霹雳手段，而完成后者仅靠崇祯式的菩萨心肠就不够了，它需要像毛泽东那样细心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有制度。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1]有了可靠的保险，人也就不必像李自成那样冒险拼搏生计了。毛泽东还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2]

22．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扩充的话——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而且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30～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柳宗元总结得好：“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3]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嬴政——这与将苏联解体不归因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而归因于斯大林一样——是没有道理的。

23．麦卡锡主义[4]是造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5]

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6]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这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也是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的结果。基辛格对此总结道：

美国思路褊狭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追究是谁“失去了”中国时，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骨干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因此，一群苏联问题的杰出人才（包括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福伊·科勒）在国务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7]

24．“团团伙伙”们的特点是没有历史担当，其观念意识少土缺血，掺和其中的多是香水和油滑，这样在大是大非的关头，其政治选择就很容易滑向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

25．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8]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表达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9]；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10]——式的命运旋转。用基辛格评价里根时期那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的话来评价奥巴马自相矛盾的对俄政策，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许他做到这一步”[11]。

26．“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12]在孔子的世界观中，人事高于神事，事人高于事鬼，现世高于来世。从相当意义上说，儒学从其创始起就是以现世主义为基础的。

27．中国的“神”不仅远没有获得西方“天主”那种对世俗世界的绝对先验的主宰地位，而且还时常受到“仙”的制衡，以防止“神”脱离现实社会并形成高于世俗国家的绝对统治。在中国文化中，如果真的出现“神”的专横，那它就会遭到“张果老”“孙悟空”“济公”之类的人物戏弄；即使是孔子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13]。在孔子眼中，神与怪、力、乱等是同一类“无益于教化”且“所不忍言”[14]的事物。这种对神大敬又大不敬的态度在西方宗教中是不允许的，而在中国却常常受到民众的欢迎。

28．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治家只能沦为小丑。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后已失去了法国人民的支持。在败退的路上，率领第二骑兵队的缪勒说：“已经不能再说大帝是天才了。”[15]这个评价用在蒋介石身上也是贴切的。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29. 法国大革命后期流行一句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16]这句话——与许多大部头著作相比——简洁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秘密。

30. 人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历史和集体的存在——由此产生了自然法，而所谓“我就是我”或“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认识，只能是小资式的矫情。在母亲面前，你是母亲的“产品”，你已经不是你，而是母亲的儿子；在狼——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面前，你也不是你，只能是狼嘴里的一块肉。只有在集体中，你才是同志或朋友，这时的你一定是代表或被代表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

资本的本性必然是要通过碎片化的方法使劳动者失去阶级力量。马克思说金融资本存在的前提就是将买者和卖者分离开来，这样有利于资本介入和操纵各方。但人是生产关系中的人，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人与人就是互无联系的沙粒，而将人民变为沙粒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形式。

脱离集体的个体不能单独应付这个世界，因而他只能被集体代表——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个体人一旦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也就异化为自己的同时也是整个自然界的奴隶。因此，代表制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特征。

不成文的代表制存在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这时的单个人是通过部落代表的；成文的区域代表制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它出于抵御外敌的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选举方式便是区域代表制。资本出现后，资本需要将人的集体存在转化为碎片化的存在，以便为资本提供无限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便产生了符合资本主义需要的个人至上的意识形式，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便是一人一票选举制。一人一票制成为主流选举方式后，其极端表现就是金融资本迅速坐大和民族工业资本迅速萎缩——目前的美国就是这种恶果的典型。在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里的社会主义时期，资本成为人民手中的工具，这时按区推选人大代表的制度便应运而生。选区推举人民代表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马克思对此做出充分肯定。他写道：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18]

因此，完善区域代表制应是未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民族民主国家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代表们的阶级成分或阶层比例等的控制来驾驭资本并由此增大人民利益。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3]［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5]《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6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页。

[6]可参阅张红路著：《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8] 《奥巴马称愿救“溺水”普京》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9]关于华尔街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参见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3期。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11]［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12] 《论语•述而》，见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218页。

[13]《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14]［南北朝］皇侃：《论语疏义》，［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9页。

[15]转引自［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16]转引自［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吕洪艳译：《天气改变历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17]［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8]［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