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之卡帕：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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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伯特·卡帕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推迟几个月，他有可能拍下奥威尔中弹的瞬间。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战场照片《倒下的士兵》，可能会换一个主角。上述假设并非异想天开，这个历史巧合几乎完成了99%。奥威尔真想上战场，卡帕真想拍战场。卡帕第一次来到西班牙，赶赴的第一个战场就是韦斯卡，拍摄的部队正是奥威尔后来加盟的列宁师。

不过，卡帕还是去早了，1936年8月底。那时，离奥威尔来到西班牙还有四个月，离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中弹还有九个月。

与后来奥威尔的观感类似，韦斯卡前线在卡帕看来不值得浪费胶卷，想必也不值得浪费时间。没待几天，卡帕便带着女友格尔达·塔罗前往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在科尔多瓦，好运撞上了这个23岁的、籍籍无名的匈牙利小子。哦，他原名叫安德鲁·弗里德曼，他那红发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女友原名叫格尔达·波霍里耶。“卡帕”是女友塔罗为了照片营销而杜撰的，女孩为何改名“塔罗”？因为波霍里耶几乎无法发音。一对犹太小恋人，在巴黎玩的小花絮。

回到战场，有真正战斗和死亡的地方。1936年9月5日，科尔多瓦。那天下午，卡帕跟拍一队共和派民兵。在穆里亚诺山一处没有掩护的坡地，民兵被佛朗哥叛军的一挺机枪封住了道路。民兵连续三次试图突破机枪的封锁，都被像割草一样撂倒在地。当民兵第四次发起冲锋，躲在战壕里的卡帕将他的相机举过头顶，他甚至没有朝外看，就胡乱按下了快门。未曾想，镜头和子弹在同一瞬间捕捉到了一位正冲出战壕的士兵。不幸的主人公叫费德里科·波莱尔·加西亚，头部中弹，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生命定格在24岁。

这张照片18天后首发于《看到了》杂志，照片标题是《倒下的士兵》，摄影师署名：卡帕。《倒下的士兵》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宣示了摄影是一门勇气高于技巧的艺术。对于摄影师来说，拍什么比怎么拍重要。卡帕深谙此道，所以他成了摆弄莱卡的但丁和米开朗琪罗。

《看到了》杂志刊发这张经典照片时，卡帕并不知晓，他甚至不知道那位牺牲战士的名字。照片也不是卡帕本人冲洗的，他将胶卷直接送回了巴黎。随后，他又在西班牙逗留了三个月，于1936年12月初回到法国。到了巴黎，卡帕才知道塔罗为他精心杜撰出的名字份量有多重，他的头衔“摄影师”前面无可挽回地加上了“著名”二字。

卡帕生活的宁静被两个因素打破：《倒下的士兵》带来的名声，以及非议。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假，认为《倒下的士兵》是摆拍照。卡帕是导演，波莱尔是演员。也有人探讨照片背后的伦理，认为《倒下的士兵》是在消费一个人的痛苦和死亡。卡帕是猎手，波莱尔是猎物。

最大的争议则是关于拍摄者，究竟谁拍下了《倒下的士兵》，卡帕还是卡帕的女友塔罗？如果说卡帕始终尾随着战火，那么塔罗就始终尾随着卡帕。至少，在两人的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时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期间，塔罗拍的照片都没有署名，要么就是用卡帕的名字。在署名卡帕的照片中，究竟有哪些是塔罗按下的快门？没人说得清楚。

第二次西班牙之行，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拍摄的部分照片采用了古怪的署名方式：卡帕及塔罗。那是1937年春天，奥威尔正在韦斯卡前线战壕里驱赶老鼠。但这一次卡帕及塔罗没去韦斯卡，他们去的还是安达卢西亚。在阿尔梅里亚，卡帕亲眼目睹了一起针对平民的暴行。

那时佛朗哥叛军围攻马拉加，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城市。他们沿着海岸的道路，徒步前往共和派控制的阿尔梅里亚。数以百计的人，因饥饿和劳累倒在了路旁。携家带口的成年人，恳求路过的卡车司机捎带上他们的孩子，虽然他们知道此一别恐是永诀。3月初的某一天，卡帕正在拍摄撤退的难民。忽然叛军飞机来袭，它们在难民队伍上空来回往返、俯冲扫射，弹痕在地面上画出了别致的线条，最终线条涂满了难民行经的道路。烟尘散去，尸横遍野。

卡帕在惊魂未定的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加拿大人正对着飞机离去的方向骂Fuck。他那辆流动输血车里贮存的血液，根本不足以救助如此之多的伤者，而且前方还有大批伤兵等着手术。这个加拿大人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共产国际医疗队的成员。不久后，他将受瑞典女友卡莎间谍嫌疑的牵连，被迫离开西班牙。

卡帕与白求恩，共同见证了阿尔梅里亚附近的惨剧。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人曾在惨剧现场有过近距离接触。后来，卡帕甚至与白求恩医疗队的政委泰德·艾伦成了朋友。不知为何，卡帕及塔罗为此拍下的无数照片中并没有白求恩的形象。问题不大，两人交集不限于此。1938年，他们又分头来到了中国。只是，他们在中国分属于不同的战场。卡帕拍武汉会战的时候，白求恩正在五台山野战医院讲授血型鉴定。有些宿命，这个O型血的暴脾气加拿大人，却因手术感染而死于败血症。中国人永远记得他。

阿尔梅里亚惨剧当月月底，卡帕及塔罗来到了马德里，住在佛罗里达酒店。在这栋被叛军炮弹炸出几个窟窿的建筑物里，住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美国人，手里拿着他的Logo——装着威士忌的军用水壶。匈牙利小子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完美的初印象，海明威喜欢卡帕的自来熟和幽默感，卡帕则为海明威那种裹挟人心的神奇力量所折服。关键是，卡帕和海明威都不惧战火，愿意深入战壕去报道战况，而不是躲在后方抄袭前线传来的战报。在自传《失焦》里，卡帕记下了这次朝觐：“我们第一次相遇是1937年，在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当时，我是个靠自由投稿混饭吃的摄影师，而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诨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认其为父了。”这是伟大友谊的开始，此后几年，“老爹”和卡帕的道路有多次交叉。海明威像树干，卡帕是藤条，前者成了后者精神上的依靠。每当卡帕的内心沉入大海，海明威总能用自带的快活明媚将他打捞上岸。算起来，海明威只比卡帕大14岁。

同样是1937年3月，比卡帕初识海明威稍早几天，马德里盖洛德旅馆，苏联作家爱伦堡也见到了他的偶像海明威，而爱伦堡比海明威还要大八岁。与卡帕的印象稍有出入，爱伦堡眼里的海明威是年轻的、精瘦的，以至于10年后当爱伦堡看到相片上那位蓄着花白胡子、身材臃肿的老祖父时，他简直无法相信。

是的，那时候世界都还年轻。年轻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或者错失些什么。

1937年7月，卡帕回巴黎办事，塔罗独自留在马德里采访。由此，她照片的署名改成了：摄影师塔罗。早已为人所知的“小红狐”终于单飞，和卡帕一样，而且塔罗婀娜的腰身上还多了一件卡帕没有的东西，左轮手枪。

挎着左轮手枪的塔罗，奔走在马德里附近的战场。马德里西边的布伦莱特是她最重要的取景地，敌我双方共有15万人在此绞杀。战况之惨烈，触动了塔罗，她莫名对朋友说：“想起那些极优秀的人在战争中死去，你会产生很荒谬的想法，觉得自己今天还活在世上是不公平的。”说这话时是1937年7月上旬，下旬，塔罗兑现了自己说的话。

7月26日凌晨，塔罗在布伦莱特前线拍摄完毕，搭一辆巡逻车回马德里。与塔罗同行的是泰德·艾伦，白求恩医疗队的政委。不巧，赶上了叛军飞机的轰炸。一辆共和派的坦克，可能是为了躲避飞机的扫射，如失控般猛地撞到了巡逻车。艾伦被甩出了车子，腿部受伤。塔罗没被甩出车子，但身体被挤扁，腹部被撕开，她嘴里喃喃着“我的相机”……

次日，人在巴黎的卡帕随手翻阅《人性报》，里面有一则来自西班牙的简报：法国记者塔罗小姐，在布伦莱特的战斗中被打死。读报人呆若木鸡。

发明“卡帕”的人死了，卡帕的一部分也随着她一同死去。两周闭门绝食之后，卡帕从此嗜酒如命。

酒能让他微笑着面对生活，但世界并未因他的微笑而变得更好。中国之行，武汉沦陷。再度回到西班牙，局势已岌岌可危。卡帕来西班牙的初衷，是为了拍摄共和派的胜利。可笑的是，收入他镜头的却是共和派的失败，不断的失败。卡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组照片，拍摄于1939年1月28日。冬日的寒风中，一排被打败的共和派士兵，在一位宪兵的带领下跨境进入法国，被丢弃的武器装备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绝望。卡帕随着士兵一起离开了西班牙，身后的土地是他心中的一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