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渣”当乡村教师——教师节的沉重现实

文/雷望红

文化课不低于330分，就能报考定向培养乡村教师的中专，学满5年就能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安徽某县给辖区内学校的这则通知, 前段时间在网上流传，不少人看了为之一惊。

有人详查，2018年安徽中考总分880分，扣除体育和实验的90分，文化课满分790。该县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都得420，稍好点的高中招生分数则在600分以上。也就是说，330分，连个普通高中都考不上。

师范师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尤其在一些条件不太好的农村，年龄尚小的中小学生，在知识和价值观塑造上嗷嗷待哺，但除了老师，他们很少有其他资源可以借助。

如此重要的职业，不说需要绝对的“学霸”，至少也要品学兼优的才对。可当地师专，偏偏却对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的一批人敞开了大门，怎不令人担忧。

作为一个农村问题学者，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即乡村教师培养的低劣化。

它的背后，是另一个严峻问题：不少农村地区教师招聘难，好不容易招来也留不住。教师队伍得不到有效补充，当地才被迫降低培养和招聘门槛。

队伍建设出问题了

安徽这个县不是个例。这些问题在中西部省份广泛存在，尤其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

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教学条件不好吗？这些只是表面因素。深层原因，在于当前农村教育的结构变化，使老师们无法发挥自身价值，没成就感，如同散沙。

具体来讲，一是随着教育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学生外流严重，学生规模变小，学校缺乏人气和教学氛围。

西北某省GX小学，2003年时在校学生320多人，那是它在校生最多的时候。2008年时也还有140人，但2008年开始学生人数逐年下降，现在只剩下22个了。

学生少了，但老师2008年至今一直都是8人。杨老师一个人带六年级，总共就5个学生。因为人少，学生上课时怕说话，交流变少了，不像以前学生多的时候胆子大，一提问就争先恐后的回答。 

这样一来，老师很难再从教学中获得成就感，学生们读书也因缺乏比较和精神而没了士气，反正怎么考都是前三名。 

二是一小部分家长不尊重老师，虽然这是个别情况，但往往会打击乡村教师的整体积极性。

中部省份NL小学是一所片小，解决附近五个村的学生就学问题。该校学生成绩不好，家长们都传说校长爱打牌，不懂教育，一提到这所学校，就说它是“全县最差的学校”，家长们的这些传言对老师们打击很大。

东部发达省份XG中学是一所乡镇初中，学生66人，教师23人，师生比高达1:3，但学生成绩并不好，玩手机游戏成风，初一进校就开始谈恋爱。当地村民认为老师不负责，教不好学生，弄得一些老师都不敢上街买东西，“总感觉家长在议论我们怎么不负责，下班后都是直接回家。” 

为什么会有这种乡村教师不受尊重的现象？一方面是教师权力被束缚后不敢管学生了，一些教育任务向家庭转移，但一些家庭缺乏承接这些任务的能力，结果就认为是学校和老师不负责。

另一方面是弱化考试后，农村由于学生少而缺乏竞争结构，学生容易不求上进，成绩和学习表现堪忧，导致家长对学校和老师不满。

三是弱化中小学考试后，乡村学校没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学生与老师难以定位自己的位置。

不对学生进行测评和排名，教师们无法知晓自身的教学成效，久而久之就会降低自身努力程度。缺乏有效评价，校长也难以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JQ中学，10年前是全县中学的佼佼者。随着学生人数下降，教学系统不考试，不少老师丧失教学热情，在学校成了混日子，女老师看电视剧、网购、聊天、养花、跳舞，男老师QQ斗地主、看球赛等。

校长无奈又无助。回忆起以前的教师管理，他说：“那时候老师好管理，就是看成绩，每次考试排名一出来，考的好的奖励几十块钱，钱不多，但是一种荣誉，特别积极。如果全校在全县取得好名次，我就会带老师们去吃饭庆祝一下，集体荣誉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该校一位工作10多年的戴老师回忆起刚来学校时的体会，说“那时全校老师特别有干劲，虽然累但大家都意气风发，现在工作不忙但没朝气，心特别累······如果要我选择，我宁可要那种‘累并快乐着’的生活”。

四是校长权力弱化，教师激励制度无效运转。

教师激励制度大约2009年开始执行，将教师工资30%用于绩效考核，具体细由各学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拟定。

要体现绩效考核的激励意义，就得有区分度，那就无法避免地会损害部分老师的利益，招致他们不满。

国家对校长的权力使用规定越来越严格，导致校长们在制定绩效考核方案时，不敢得罪老师，生怕被穿小鞋。结果，很多地方乡村教师的绩效分配基本没区分度，做得好与不好都一个样，教学积极性自然也就提不起来。

学生结构、家校关系、评价体系和激励制度，共同影响了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与更新。

城乡教育环境存在的天然差异，进一步激化了农村招不来老师，招来了也待不住的问题。

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学校需求得到优先满足，大多数县市新招聘的教师，被安排在乡村学校教书。当城市学校需要教师时，就通过县教育局组织招考，将一批乡村教师调到城里。

但那些能调到城里的，往往是有关系的中老年教师，以及极少数年轻教师。

也就是说，大多数新招来的教师，即便很有效很有能力，但如果没关系，也只能一直呆在乡村。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公平和无法让人接受的，很难安心留在乡村。 

不光是待遇的事

工资多少、待遇如何，对乡村教师招聘影响大吗？这个问题得好好说说，很多人对此一直误解很深。

事实上，乡村教师的工资近几年涨幅很大，在当地行业中甚至达到较高水平。国办也有规定，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

不但总体工资水平可以，因为农村学校教师资源缺乏，新进教师得益于自身能力强、知识更新能力快，往往会被委以重任，相应也会得到一些补贴。

我的一位好友投身农村教育，入职一年就升任教务主任，工作仅3年,收入已达到5万元/年，在校吃住免费基本无开销，比在省城工作生活压力要小得多。

因此，光从经济角度反思心存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只会遮蔽问题的本质。

顺着这个方向，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甚至还会适得其反。 

从发展趋势看，教师工资还会上涨，但涨幅大小快慢，要视地区经济情况来定。涨幅过大过快，一是地方政府无力承担，二是可能引起其他行业不满，都会影响教师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

对学校来说，一旦将所有行为都量化为金钱，教师队伍也就没法建设了。

如果教师持续成为社会尊重的行业，又怎么会没人愿意去当老师呢？况且教师行业并非不能提供物质所需。从行业比较来看，教师也有自身优势，一是工作环境相对单纯，二是桃李满天下的欣慰，三是福利保障健全。

出路在于重振人心

不光是待遇的事，那关键问题在哪呢？尊重。当前农村教师真正压抑的地方，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在教学管理中，他们丧失了教育教学的主体性和权威性，导致求职者不愿加入教师队伍，进入队伍的人也不安心。

因此，要解决乡村教师队伍的问题，关键在于重振人心，重建学校的权威性，重塑教师的主体性。

在此过程中，首先，防止一些家长随意干预学校教学与管理，用自身理念和利益绑架学校教育。 

在调研中，我还发现一些极端情况，某些家长甚至利用法律漏洞，讹诈老师和学校，影响学校正常运作。 

中部某省WQ中学，有一家长何某，认为小孩上体育课时，老师让他做蛙跳，导致小孩股骨头坏死。其实，小孩在体育课上并没问题，过了几天说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股骨头坏死，家长就认为是蛙跳的原因。

何某一直上访，扯了四任校长，最后学校给了17万元才算了事。如此一来，学校和家长的信任就更难建立了。

其次，防止以偏概全地评价教师队伍，一个老师出问题，不代表整个教师队伍都存在问题。

大多数教师都爱岗敬业，努力从教，只是环境和激励要素的缺乏，影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客观评价教师行为，理解他们的付出，才是最大的尊重。

在重振家长、社会和政府之心的基础上，结合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推动教师队伍回归本位，点燃他们的激情。

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操作。一是重新整合学校和教师资源，在乡村建立规模学校。

2003年左右的撤点并校运动引来一些批评，因为当时一些地区条件还不成熟，学生交通、食宿等问题都没解决，有关部门随后叫停了激烈的撤点并校运动。

现在相关问题逐步解决，但撤点又受到严格限制，要求只有通过村级民主评议才能执行。

一些家长不愿把孩子送到集中规模学校，因此民主评议这一关就通不过。结果，现在存在大量人数不足百人的教学点。

这些教学点中，老师和学生容易陷入颓废，学生看不到希望，一些老师笑称他们是“导师制”，经常是一个老师只带几个学生，甚至有2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

大量这类教学点的存在，浪费了教师和经济资源，也影响学生正常发展。如果根据地方实际设校，资源集中投入，或能有效发挥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

二是重建教师竞争与激励体系，完善评价机制，不完全依据分数，但也不能完全不看分数和排名。

当然，还要赋予校长一定权力和空间，使他们能调动教师积极性，根据学校和教师特点安排教师，让教师们感受到成长的快乐和融入的温暖。 

比如一些学校每年召开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表彰在教学、师德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一些学校在教师生日时，利用工会经费为教师买蛋糕。

三是加大对教师队伍的培养。不少学校领导反映，师范生比非师范生的质量明显高很多，他们本身对教师职业有期待，在教育教学上更有探索精神。

教育是专业化的职业，不是随便什么人人都可以去教学生，要进行专门培养。

为此，一是要在大学中扩大师范生的招生比例，二是提高教师培训的有效性，要与地方教学实际情况和地区教师特点紧密结合，不能徒有理念没有土壤。 

对于中西部教师队伍建设来说，首先要保证质量，如果光想着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任务，通过师专计划保数量但拉低质量，让“学渣”进入乡村教师队伍，最终只会继续恶化队伍质量，是饮鸩止渴之举。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