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消灭国家哪家强？

消灭国军哪家强？

1944年夏，重庆发生了一件令朝野震动的奇事，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中将被蒋介石当众用手杖痛打。一年之后，1945年7月6日，程泽润被执行枪决，对程润泽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长兼兵役干训班主任，办理兵役舞弊多端，于去年六七月间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省工图利，经蒋委员长查悉，扣交军法总监部，审明属实，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于本月六日上午执行枪决！

程泽润，四川隆昌县人，生于1894年，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1937年任军政部兵役署署长，主管全国役政工作，为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信。关于程润泽被蒋介石杖打，过程很有戏剧性，说法也各式各样：

1944年7月，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向蒋介石汇报说，关押在重庆某处壮丁“境遇悲惨，备受虐待”。蒋介石得到戴安国的汇报后亲自前往视察，正巧撞见税警团军官虐待折磨壮丁的场景，壮丁骨瘦如柴的惨象让蒋介石怒不可遏，他随即叫来兵役署长程泽润，当场严厉训斥杖打程泽润。

华文出版社出版、美国作者陶涵所著、林添翻译的《蒋经国传》中记载：蒋经国带蒋介石视察营区，蒋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里饥病而死，于是召来程泽润，当场杖打并解除程的职务。

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回忆是：时间大约是1944年秋冬之际，一天，蒋经国接到了一份密报，说是有一队新兵，住在重庆某地一所破房子里，无衣无食，厥状甚惨。蒋经国看了这份报告后，立即禀报了蒋介石。蒋介石便偕蒋经国乘车驰赴该队新兵往处。进入这所破房子一看，果见有几十个叫化子似的新兵横七竖八地躺在狼藉的稻草上，个个面黄肌瘦，形同饿殍。蒋介石问他们：一天吃几顿饭？答是：吃两顿稀粥；问他们：为什么现在还穿着破烂的单衣？答是：还没有发给棉衣；问他们：害病的有医药没有？答是：没有。蒋介石听罢大怒，立刻叫跟随的侍从打电话给兵役署，要署长程泽润前来！这时，程泽润正在公馆里，大排酒宴，庆祝五十大寿。听说“委员长”现在某队新兵住地，唤他前去，便自知不妙（据说：有一位星相家曾为他算过命，说他交五十岁时，流年不利，当有大祸临头）。他硬着头皮，匆匆地赶到某队新兵住地。蒋介石看见程泽润，便咆哮如雷，连说：“看你办的这兵役！看你办的这兵役！”一边说，一边抡起手杖，向程泽泽身上乱打，打后，又立即命侍从把程泽润送进监狱，后来便枪决了。[①]

台北“国史馆”编写的以蒋介石生平为核心的编年体史料汇编《事略稿本》是这样记述的：8月30日，昨夜闻重庆市机房街运输队果有虐待新兵之事，今晨早课毕，上午九时率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兵役署长等亲往视察，目睹病兵与被毒刑新兵之惨状，不禁痛愤难忍。[②]“难忍”，大概是指打了程润泽。仅仅在一个月之前的“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就严厉地批评了役政工作，可会后不久就给蒋介石“上眼药”，程润泽确实该打。

7月21日，军事委员会在重庆黄山官邸召开“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会上蒋介石说：

“现在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员要知道不仅是你们失职无能，而且是我们军委会全部的耻辱，我对于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应该怎么样考核，应该怎么样改良，一切具体的办法和步骤，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这个责任究竟应归哪一个机关来担负？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我们主管官一定要负责任，部下如果违法渎职，我们一定要将他军法从事；一定要彻底惩儆，毫不宽假，才能提起大家的精神，现在我们合作站也有，运兵的经费也有，然而我们经费用下去，完全没有成效。如果我们真是能节省浪费，一切的费用都用得其当，即我们军队决不会像今天这种情形，军队的地位，也决不致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这些弊端所在，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如果说改革有困难，又应该如何克服这种困难，我们在这次会议中间，都应该有一番根本的检讨才好。”[③]

蒋介石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讲话中提到的红十字负责人是指红十字会会长是蒋梦麟。蒋梦麟视察红十字会的工作，从昆明到贵阳，再到桂林，然后转衡阳，再折回桂林，到湘西镇远，又回到贵阳，最后又到了重庆。几个礼拜视察途中看到的极其残酷的事，让蒋梦麟心悸神伤，他把他看到的写在了他的《新潮》一书：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下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那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那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徼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本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同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串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菅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④]

壮丁的惨状不只是让蒋梦麟一人看到了，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也目睹了壮丁命运的悲惨。谢伟思在他1943年7月2日写给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重庆到兰州沿途所见军事调动》中写道：

6月18日，三队四川新兵，每队约100人，北行进入陕西省茅台子（柳巴）附近。每一队人都有携带步枪的约10人左右的武装押送人员，由一名军官负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官都是由新兵用滑竿抬着走。在一队新兵中，还有一位妇女，也由他们抬着行进。新兵没有个人的东西，每一队的炊具和口粮都由他们分摊负运，有人告诉我，在这条路上，不断有四川新兵北上。1942年10月，我在这同一条路上曾看到许多批新兵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行进……

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新兵的这种悲惨处境是如此普遍，以至成了外国人和中国人议论的普遍话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向你讲述好几个“可怕的故事”。

在茅台子关（在双石铺以南的公路上约有5000英尺高的一个并不险要的关）下面6公里的地方，一队约100人的新兵，因筋疲力尽而死去了两人。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在我乘坐的卡车驶过时被拖到了路边。另一个还没有完全断气，头朝下躺在一条沟边上。两个因长途跋涉也骨瘦如柴的、显然是被派遣去抬他的人，无动于衷地呆望着他。

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得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据报道，在双石铺一天夜间有60个士兵死去。大多数尸体都未加掩埋，沿途经常可以看到死人，有一些被投到河里。

这条道路沿线一直有斑疹伤寒和回归热流行。在天水，新兵被安置到居民家里，因为他们历来住的房子已改作为传染病中心。在宝鸡和双石铺，斑疹伤寒相当流行，从四川带来的疟疾在陕西相当普遍。

中国人自己并不隐讳地说，新兵饿死是因为军官克扣了他们的口粮。我曾看到他们吃饭，除了米饭之外一无所有，一个经常存在的问题是，身强力壮的人能够抢到很多，而体弱有病的人则吃到的很少。在广元，我看到一群新兵围攻一个跛腿的卖精果的小贩，他被推到一边，糖果几秒钟后就被一抢而光，押送的人不管不问，直到事情过去。然后，他们朝几个人肚子上踢去，并用枪托打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显然是饥肠辘辘，

在兰州，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病号兵被带着去医院或诊疗所，人多数人都几乎走不了路。可是，每一批都有一两个荷枪的人押送。

每一个传教士都碰到过开小差的士兵要求给以保护和帮助的事，传教士们不得不拒绝这种要求。一批被强迫入伍的河南难民告诉一个外国人说，在前来甘肃的路上，他们有一半人死去了。在兰州的中国内地布道会的院子，后面紧靠城墙，有好几个士兵设法开小差，从城墙上跳到布道会的房顶上，然后逃走。最后，当局沿城墙内筑了一道墙，以防止这种逃跑。夜间检查客栈和居民住宅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查获没有适当证明文件的人，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是逃兵。有些传教士碰到过官阶高至陆军中尉的开小差的人。[⑤]

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在任职期间和蒋介石配合得很好，他曾经送交蒋介石一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备忘录，备忘录如此写道：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像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⑥]

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讲：“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确实，对役政问题，蒋介石是反复强调的。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注意到征募壮丁中的种种弊端。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10月31日，蒋介石向何应钦指示兵役问题：“查近来各处征兵百弊丛生，而以地方保甲长等借故索诈良民与捆绑其被征者，形同囚犯，此种弊端若不从速防止与积极改正，则扰民害国，影响战争伊于胡底。”

1938年7月14日，蒋介石致电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痛斥行营人员虐待壮丁：“行营派驻各地壮丁验编处工作人员及各队长，对于壮丁不人道之待遇，使受验者如入地狱。每日只吃两粥，且关闭阴室，不发被服，潮湿满地。壮者不逃则病，病者必死。死者照相，徒为领报埋葬之费，并将其衣裤脱光，用席包尸，遗弃于沟中，亦不埋葬。”[⑦]9月9日，又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张群，表示四川强拉壮丁之事仍未革除，希望设法改正。

1940年3月20日，在中央训练团召开的兵役会议上，蒋介石就讲了一件他亲眼看到的事情：“前天我在清水溪看到四五十个壮丁，由一个差役领着，用绳绑着在路上走。我问他为什么要绑他？他说不绑恐怕逃走，当时一个壮丁说：‘有谁逃走？我们都不会逃跑。’他们既没有逃走，为什么要绑他们？而且那个差役一看就可以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手上带着一个很重的金戒指！试问他每月生活费最多不过十元，他从哪里来的戒指呢？重庆附近的兵役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可想而知！”会上，蒋介石对兵役工作人员做出要求：“以后绝对禁止绑缚壮丁！”“更要严格训练，切实考察，不仅不能借办理兵役的机会来营私舞弊，敲诈民众，更要能积极的鼓励出征壮丁，安慰壮丁家属，来减少他们别离的痛苦！”[⑧]蒋介石的要求似乎没有效果。当年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批评兵役工作：“有些地方对于入伍壮丁，用绳索捆绑，防之如囚犯，待之如盗贼，这完全是侮辱壮丁的自尊心，是我们中国役政上的一个大污点！格外要绝对禁止，不许再有这种举动！”[⑨]

在1942年9月10日的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又一次痛斥役政种种弊端：“我昨天所讲的征兵冒名顶替之事，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更是任意丢弃不顾；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费用，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为要归队复命起见，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以致发生张冠李戴，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为要防其逃走，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这种现象，到处沿途可以看到。”[⑩]

1942年10月6日，第四届兵役会议上，蒋介石讲到：“我在重庆附近，就常常看到一队一队的新兵，用绳索串绑起来，后面由一个枪兵押送；这件事我既然看到，我想你们也一定常常看到。这种情形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我们兵役人员犯罪！我们把一般无罪的壮丁捆绑起来，用枪兵押送，这完全是违犯法律，侵犯人权的事！但是我们一般兵役人员竟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这是犯法，而且以为如不将他们串绑起来，他们就一定要中途逃跑。这就可以看出你们平时办事不勤劳，不彻底！你以为这样绑起来，他们就不逃跑了吗？事实上他们逃得更多！即令路上逃不掉，到了部队里面，他还是要逃跑！因为你既把他当作囚犯看待，他当然不愿当兵。”[11]

可是，这种事偏偏总是让蒋介石亲眼看到。1944年6月7日下午，蒋介石赴重庆白市驿机场，途中又看到巴县某自卫队官长，牵拉壮丁以行，“公见此不法情事为之痛愤无已”。[12]

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新兵被虐待之惨状，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斥兵役工作。但是，直到杖打程润泽，数年时间，兵役工作并无改善。

蒋介石清楚，“现时最要之工作为如何改善新征壮丁之待遇，免除员役之勒索，以及严禁接兵官长在中途之虐待，俾免因病死亡，务使所征壮丁一人能得一人之用，此为减少征兵额之惟一要旨，如此事不能彻底解决，则人心更视兵役为畏途，而社会对政府之愤恨亦必日深，亡国之因即在于此。”[13]因此，蒋介石是很关注新兵生活的，他曾手谕指示何应钦和新任兵役署署长徐思平，要求他们新兵食宿拟定办法：“新兵最初集合之处所，及沿途新兵宿营地，均应有完整之食宿设备，至少须有一席子草垫（厚约二寸）及被服等，每日并应准备三餐米饭及茶水，行军时亦应加备稀饭。希即照此拟定具体办法切实实施具报为要。”[14]蒋介石对新兵的关心已经到了“事无巨细”，连一日三餐都需要蒋介石亲自布置，可见，做兵役工作的人员，连新兵的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

鉴于役政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为加强对役政工作的监督，1944年9月5日，蒋介石手谕宪兵司令张镇，指示各地宪兵对“当地新兵及过境新兵部队之官长，有否虐打情事，对于其食宿卫生及行军纪律等事宜，皆应负责查察监护，如发觉其官长有虐待新兵以及冻饿捆打患疾不治等情弊，应严予制止，并即向主管机关检举，同时直接报告宪兵司令部速转本委员长。”[15]可是没过多久，12月28日，蒋介石又手令张镇：“据报，最近各地之宪兵，渐生骄矜，且多流弊。对于人民与警察之态度，屡多傲慢无礼，动辄随便打人且任意开枪，而对本身职责反多疏误。”

为进一步加强兵役工作，1944年11月，国民政府将兵役署升格为兵役部，任命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

但是，鹿钟麟认为自己是“一位不高明的大夫，面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深感束手无策”。鹿钟麟在他的遗稿《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写道：

“区、乡、保、甲人员的“捉丁”，通常是夤夜破门或越墙而入，如捕捉强盗一样。将壮丁捕获后，使用绳索捆绑起来，禁闭在一所屋子里。之后，再由乡送区，由区送县，再由县送师、团管区。或由师、团管区到各县去接。层层机关，接到壮丁，都居为奇货卖放顶替，大发其财。卖放或逃亡的缺额多了，便又随时随地胡乱拉人补充。这样层层辗转递送，层层舞弊，又层层互相勾结、层层互相包庇，纵有人控告甚至也难以查出一个“水落石出”来。”

“至于说到壮丁和新兵的生活，自从他们被征集后，正确一点说，是不幸被捉后，便算落入了魔爪控制之下。首先是在层层辗转送接途中，被绳捆索绑，由带枪的兵丁前后左右监押着，如同解运囚犯一样。殴打辱骂，更是家常便饭。”

“由于送兵人员的克扣贪污，新兵在长途跋涉中，吃不饱，穿不暖，又无医药，忍受饥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新兵，轻的是在鞭策之下，被迫跟着踉跄行进，重的常常便被遗弃在路途之中，更有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接送兵人员，竟把未断绝呼吸的重病号，挖坑活埋，以免累赘。”[16]

虽然“层层舞弊，又层层互相勾结、层层互相包庇”，难以查出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兵役部成立后，还是惩办了几个贪污不法的补充团长。可是，之后查办几个师管区司令，打“大老虎”就不那么容易了。四州遂武师管区司令，因为贪污舞弊，经查明撤职法办，但宪兵司令张镇，亲自去找兵役部次长秦德纯说情，结果是师管区司令的职务撤是撤了，案件移送到军法总监部后不了了之。广西某师管区司令，虚报征兵数额，冒领征兵费和军饷，无法拨补新兵而败露，兵役部查办，李宗仁给鹿钟麟打电报要求“特别关照”，结果也只能将其撤职了事。安徽皖北师管区司令李文田，和鹿钟麟同是“西北军”旧人，经人告发有种种贪污不法行为，鹿钟麟将其调到重庆，交军法总监部法办，李文田并不在乎，告诉鹿钟麟“我的案子既已由军法机关审理，你就不要管了。”李文田多方疏通，结果是“证据不足”，免予法办。有一接兵部队路过江津县，把七个病兵活埋在城根之下，尸体被群众从土里扒了出来，激起公愤，包围了县政府，要求县长扣押带队军官。兵役部接到江津县报告，派军法处长徐业道赶到江津将直接责任者先行就地枪决。鹿钟麟把这个事件报告蒋介石，并主张惩办该部主官，但报告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后来鹿钟麟才知道，这个接兵部队的主官是“穿黄马褂的”（指出自黄埔）。

按照国民政府的《兵役法》，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首先调查适龄壮丁、检查壮丁体格、发榜公布合格壮丁、然后由全部合格壮丁进行抽签、按签号决定应征入伍。征兵抽签的基本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手续很周到、很平等，但实际上呢？

贫苦农民子弟大多上不起学，能上学的多是有钱人，于是，有钱人家子弟如果正在上学，自然就被免除了兵役。适龄壮丁的调查是由乡、保、甲长负责的，他们在调查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排除名册之外，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入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即便独子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军医也是肥差，体检中，如果军医开出证明，证明壮丁的身体不合格，那么他就可以免役，当然，壮丁若要得到这份证明是需要花钱的。没钱又不想应征的只好自残，有自己弄瞎右眼的，有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

走向“死亡之路”的往往是最贫苦的农民。免役证被官员以公开的价格出卖，任何普通农民，卖地也好、借钱也好，只要凑得出钱，也能买到免役证。最后被抓走当兵的人，往往是最贫苦的，而他的家庭往往更需要他。

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很多时候连征兵手续都没有，直接强征贫苦的农民入伍，甚至直接到田里抓捕劳作的农民。一个地区内壮丁拉光之后，就绑架过路人，甚至从有组织的壮丁贩子那里购买壮丁。

征集到的壮丁要送到部队补充，新兵的逃亡和死亡大多发生在这个过程。送往部队的漫长路途中，新兵要当做兵役人员贩运违禁品的运输工具。长途跋涉中，壮丁吃不饱，生病没有医药。为防止新兵逃亡，往往把几个新兵一串缚在一起，使他们互相牵制，或者收去新兵的裤带，迫使新兵用两手提着裤子走路，有的在夜间宿营时收去新兵的裤子。“哄营”是新兵一种强烈反抗虐待、迫害，集体逃亡的行动。发生“哄营”后，逃跑的新兵若被捕获，将施以残酷地吊打，甚至被杀害，为的是恐吓、警戒其他新兵。

由于逃跑和死亡，新兵人数大大减少。嘉峨师管区司令黄占春说：“为了交足一定数字的新兵，大都在行军中沿途拉壮丁抵补缺额。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商人还是学生、农民、挑夫，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当新兵。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17]

张发奎回忆：我们晓得，当时的征兵工作是有很多弊病的。征兵本是现代国家的一大要政，首先要公平与公允。凡属男子，达到一定年龄，而身体强健无疾病者，均有服兵役之义务。政府亦应基于公平与公允之原则予以征召。初无贵贱之分，更无贫富之别。但政府办理兵役不善，官家和有钱人的子弟极少被征，贫苦者则多被强迫征去。加以后勤补给及管理不好，于是，壮丁被虐待，捆绑者有之，饿毙者有之，冷冻疾病者有之。[18]

陈诚对征募壮丁是这样评价的：“平等、平允云者，简直就是不平等、不平允的别称。大抵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可用种种方法避役，那么所有的新兵，实大半都是穷苦无告的农民。这件事充分说明当兵的人只是平日与国家毫不相关的人。反之，平日受国厚恩的人，倒有不服兵役的特权。天下事之颠倒反常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19]

蒋介石批评道：“但是现在一般党务人员，不仅没有协助兵役，而且自己还要逃避兵役，不仅自己逃避兵役，还要凭借他在党部里面的职权和地位，来包庇他的亲戚朋友逃避兵役，这样我们办理兵役怎么能真正作到平等的原则？”[20]

但是，积弊难改，蒋介石也有蒋介石的无奈。可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认为征兵是难做的一件事情，拉丁只是办事人员在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而民众则是愚昧的，随便拉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征兵中的种种弊端。早在抗战初期，1937年11月5日，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就讲：“征兵，这本是一件极难办的事情，要想国民大家都自动乐意的应征，不要说国民知识程度极不整齐的中国，一时不能办到，就是欧美各先进国家，都还不能办好。现在各省办理征兵，容或不免随便拉人的情弊，但这只是办事人员的不好，或在办事方法上应改进的一件事，即不能因噎废食，主张不应征兵，更不好借此攻击中央，全认为是中央政府的罪状。”[21]1942年9月9日的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还说：“后方既有兵员交给我们补充，那就不能说后方兵役人员未尽他的职责。”[22]

这也许才是兵役工作中出现种种弊端的根源吧？

到达前线军中的壮丁，其境遇比被征时也好不了多少，饥饿疾病仍旧伴随着他们，等待他们的依旧是死亡。但这对他们的长官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个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23]

于是，缺额就成了国军部队中的普遍存在。

1943年夏天，何应钦曾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他说：全国军队（包括警察部队）总数不过七百多万人，而我们征出的新兵数字却较此数大得多，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派到各师去的点验委员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的关系。[24]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25]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对第六战区部队缺额调查，结果是：“六战区所属各部队，每师大约缺三千人，合计约缺十万人，输卒缺约八万人。部队缺额太多，名义上一个军，实际上战斗力尚不及一个师。领饷者人多，作战者人少，这是各战区都有的通病。”

负伤的士兵，即便在战场得到救助，转送至伤病收容所，转送至后方医院，也未必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和护理。武汉会战期间，位于南昌附近的后方医院由于腐败就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批评。1938年7月19日，蒋介石手谕何应钦转军医处：“据泰仆医生报告，南昌附近各后方医院腐败情形（见另纸），你们军医处所为何事，竟致各医院腐败至此，使受伤者过如此地狱生活？不仅丧失你们医生与职员人格，而是使国家受莫大羞耻，亦丧失国格，可痛之至。”[26]10月13日，蒋介石巡视伤病收容所，见伤病收容所污秽不堪，蒋介石叹气：“所长无识游惰，苦我伤病，痛恨之至。”[27]

空军是待遇最高的军种，可是，就在首都重庆，就在重庆汪山空军医院，1942年12月5日，蒋介石来视察，竟然发现病人连御寒的棉被都没有。蒋介石很是愤怒，批评道：“际此严冬时节，病人尚无被毯，将何以御寒？此非治病，而实加病也。该院与该主任住处，近在咫尺，何以不常往视察？航会工作何以如此腐败？其尚得谓有人心乎？思之痛愤。”[28]蒋介石手谕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命令严惩医院院长。

治病救人的医院，连伤病员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医疗与救护又能好到哪里？因治疗不良与腐败而死于医院的伤病员，是无法统计的。

抗战期间，到底征募多少了壮丁？有多少壮丁没有补充到军队而是死走逃亡？补充到部队的新兵不是牺牲在战场，而是被虐待致死或逃亡又有多少呢？准确数字是不可能知道的。

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 [29]又根据1945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所作的军事报告：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补充各部队缺额11691210名。而战后何应钦所著《日军侵华抗战八年史》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的统计数据，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14050521名。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但这个数字是“征送壮丁”，应当送到团管区或师管区的壮丁，不会包括在征送过程中的死亡与逃逸者，因为送到者才可以计数。[30]

按照何应钦在1945年5月5日的报告，补充到各部队的壮丁数额比征募壮丁少了1867283人，这近200万人去了哪里？蒋介石指责兵役中的弊端：接兵官不领到足额新兵，且放任新兵逃跑，丢弃生病新兵，却在归队复命时候在军队驻地附近捉拉民众充数。那么这些在军队驻地附近被捉拉的壮丁自然不会包含在何应钦所统计的征募壮丁总数中。

再算一个数字。

按照何应钦的《日军侵华抗战八年史》显示：抗战前陆军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陆军人数约170余万人。如果算上海空军和军事机关的军事人员，在抗战前国军人数应该在200万。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公布：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作战伤亡加上因病死亡数，抗战期间军队减员数量为3650405人。抗战前200万兵员加上八年所征募壮丁1400万，扣除战争期间减员的365万，战后国军数量至少应该1200万。如果按照何应钦在1945年5月5日的报告中补充部队缺额数1169万算，战后国军至少也有1000万。

战争结束时国军有多少呢？根据1945年7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统计，当时拥有280个步（骑）兵师、32个炮兵团，以及宪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特种兵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各战区的挺进纵队在内，拥有兵力422万人。再加上各军事机关的85万人、军事学校的16万人，陆军的总兵力为524万人，加上海空军国军总兵力不会超过600万。如此计算，按照补充到部队的壮丁算，国军至少有400万人不翼而飞了，而按照征募的壮丁算，有600万壮丁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按照有据可查数据的计算，并不包括部队自行征募的壮丁和壮丁送达前的死亡和逃逸者，此二项是没有统计的）。

国民政府国防部所属战史局的《抗战史料丛编初集》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这个数据没有对死亡与逃跑的新兵做区分。蒋梦麟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31]曾任淮项师管区司令李昭良估计新兵死亡率达到50%，他回忆：“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32]“沪州师管区补充团团长肖子荣、四十五补训处的团长伍克明等，利用到云南交兵的机会，各带1万斤川盐到云南贩卖，全部用新兵肩挑背驮。……这些新兵在长途行军中，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又吃不饱、穿不暖，大半在沿途病死。”[33]

抗战期间损失的几百万壮丁，有多少死亡？有多少逃亡？已无从得知。

整个抗战期间，由于征募壮丁补充部队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种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按照有据可查数据做最保守的计算，国军至少损失了400—600新兵或者壮丁，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远远大于国军在战场上损失的320多万。试问一句，到底是谁在消灭国军？

附：蒋梦麟呈给蒋介石的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是这样的：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钩座之知遇。谨举例上渎，幸赐垂鉴：

  （一）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划地作“吾伤风”三字，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看不见。”遵嘱同行医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十元。翌晨，见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

  （四）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人正在训练中，面黄肌瘦，食时，见只给两中碗。旁观有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这种兵怎么打仗？唉！办兵役的人啊！”

  （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

  （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远兵也。”

  （八）据镇远红十宇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去毙者。”

  （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思不及百分之十矣。

这份报告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写的，据蒋梦麟记载，他把报告送到军事最高当局收发室，但等了好久没有回音。蒋梦麟询问陈诚，陈诚也不知，再找陈布雷，对此事也毫无所闻，陈布雷知道此事重要，面询军事最高当局，有没有看见红十字会会长的信？答说没有。最后才得知，报告还搁置在秘书室。

据蒋梦麟记载：最高当局看了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过了几天，军政部长行了一角公文，送到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来。内有最高军事当局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现在我所记得的为：“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34]

[①] 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载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7辑，1987，第1页。

[②]《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240页。

[③]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年7月21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第449-450页。

[④]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第294-297页。

[⑤] [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34-37页。

[⑥]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第641-642页。

[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第54页。

[⑧] 蒋介石：《目前兵役应改进之要点》，1940年3月20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7卷，第201-202页。

[⑨] 蒋介石：《兵役人员之急务》，1940年12月15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7卷，第566页。

[⑩]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1942年9月10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第281-282页。

[11] 蒋介石：《革新兵役之根本精神与必循的途径》1942年10月6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第327页。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218页。

[13] 同上，第243-244页。

[1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283-284页。

[15]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284-285页。

[16] 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载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7辑，1987，第10-11页。

[17] 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载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40页。

[18] 张发奎：《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台湾蔡国桢发展有限公司。1981，第79页。

[19] 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第235页。

[20] 蒋介石：《革新兵役之根本精神与必循的途径》1942年10月6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第329页。

[21] 蒋介石：《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致词》，1937年11月5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4卷，第649-650页。

[22]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1942年9月9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第247页。

[2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第641-642页。

[24] 周开勋：《国民党反动政府兵役真相》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7页。

[25]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148页。

[2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第74-75页。

[27] 同上，第432页。

[2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2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25页。

[29] 公安部档案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30] 何应钦：《日军侵华抗战八年史》附表十，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8月。

[31] 徐复观：《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载于《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

[32] 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载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页。

[33] 赵玑：《国民党军政部兵役署内幕》，载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0页。

[34]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第298-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