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误判战略”分析与中国应对措施设想  ——基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思

陈悠然

一、摘要

本文集中分析了中美冲突中的美方战略因素，以不同于传统威胁认知的视角解读了美国国内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对中美对抗的影响，并尝试提出了中国针对该影响因素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中美关系 美国战略 利益集团 现实主义 中美竞争

二、问题简介和背景阐释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批评前总统奥巴马“对华软弱”立场后，将美国国内问题归咎于中美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与美国加入的“不平等”的国际多边组织与条约，先后退出了TPP等一系列多边或双边贸易、经济、军事合作协议。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多个领域掀起对华遏制大潮，不断挑起中美贸易与政治摩擦，在香港、台湾、新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域大做文章，对中国驻美媒体、外交人员加以不正当的限制，对华为、中芯、字节跳动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加以制裁，关闭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阻止美国高校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此外，美国积极联合煽动其传统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共同针对中国。2020年9月，美、日、印、澳四国组建所谓“安全联盟”，试图打造“印太版北约”，针对中国意味非常明显。

与美国大规模渲染“中国战略威胁“并推行霸权打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经济与军事冲突，致力于在多边主义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冲突。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表明了中国永不扩张、永不霸权的庄严承诺。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着这一承诺，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不对外转嫁国内危机，在国际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冲突根源被中国学者与外交从业人员解读为美国对华战略的“误判”，即“战略误判”，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双边意识形态差异、互信基础薄弱、对话机制不完善、两国人文交流不充分不到位等等认知原因，认为中美相对实力快速变化与沟通不到位不理解共同造就了中美之间的危机。也就是说，中美冲突源于中美之间的“误解”，尤其是美国对华和平崛起的不信任与怀疑。

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论契合经典现实主义者诸如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好比雅典与斯巴达由猜忌和权力转移所引起的战争。另外则是根据“修昔底德陷阱”以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为关键点解释中美现阶段冲突。在该理论条件下，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且使得双边分歧的管控愈加困难。

但是，我们在之前的论文中，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利用数学建模分析了短期内中美关系与经济依存度、相互军事实力对比、共同安全威胁等指标的关系之后，发现其相关性并不是很好；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其拟合效果并不佳。另外，在最近的中美对抗中出现了一些难以用现实主义解释的现象，这些都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构成了挑战。比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驻美媒体进行打压，对中国部分推特账号进行不正当的标记、限制Tik Tok在美运营，目的在于限制中国“软实力”在美发挥。显然，中国软实力并不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实主义无法对这种行为作出合理完整的解释，只能像美国人一样就“数据安全”或“言论自由”给出一些苍白的解释，看起来似乎出现了一些漏洞。

另外，就好比笔者对于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态度——不同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激烈探讨的那样，认为中美之间尚未也不会发生热战，因此否定中美之间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笔者认为中美仍然处于某种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只不过并非热战而是某种“新冷战”。同样，笔者并不完全否认现实主义作为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解释与运用中的合理成分与正确预测，只是对其中的某些组成部分与假设提出了疑问。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无法完全有效拟合现阶段各种复杂的国际状况时，笔者试图对现实主义制度提出一些新的假设与猜测。

三、基本核心假设：美国对华，是“误判战略”而非“战略误判”

基于多种情况的考虑，笔者提出了一个美国对华战略来源的基本假设，也是本文的核心假设，即美国对华敌意并非是无意、非自觉的、有潜意识主导的误判，而是作为战略构成的、自觉形成的、主观目的明显、由某部分群体推动的“误判战略”，作为美国整体对华基调，由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与资本共同主导，主要受众体是美国民众与全球美国盟友。

也就是说，笔者认为，美国政治精英群体表面上对华崛起的“不信任”，并不是完全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客观驱动，更是受到个人利益影响的主观行为，是为了个人私利有意构建出来的话语。

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该假设可以类比20世纪末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中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或行为关系的部分。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中，虽然强调国内政治会对所谓“国家安全官员”的价值判断与“国家安全”的界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仍然假定执政者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而在本文所提出的假设中，执政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也在国家战略的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关系到他们“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可以左右整个国家的决定。

四、理论论证与现实解释：谁是对华遏制战略的最大赢家？

在国家政治心理学顶尖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看来，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家很容易将国内看作“铁板一块”，而事实上各个国家国内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分歧。中世纪的欧洲君王与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霸主们可以出于满足自己某些欲望的动机而发动一场战争，而非为了应对威胁或者自卫反击。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都无法对此进行合理解释。二战后世界结束了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体系格局，进入了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主义时代。但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的著名论断并存的是，地区冲突与局部热战仍然层出不穷，大国之间的猜忌仍在继续。联合国这个缺乏有效约束性的多边组织并未终结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这就和以往的两千多年历史一样，给现在欧美大陆的“君主们”留下了个人操作的空间，虽然这种出于个人目的的战略选择操作在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变得更为隐秘与难以琢磨。

中美冲突正是这么一场在政治家、地缘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用富有煽动力的语言向民众描述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恐怖威权主义国家”，并以此构建了对华战略的民意基础。这种操作与许多美国国内问题一样，民意像是在实验室里被精心培养的植物，在受制于资本家的媒体照耀下最终长成“科学家们”希望他们长成的样子。政客们利用电视、邮件和社交媒体散步关于中国崛起的阴谋论，即使他们所使用的观点和数据常常都存在着事实上的偏差与错误。2020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大幅渲染突出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俄罗斯长期存在的鸿沟。

那么谁是这场对抗的具体发起者与主导者？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分析“非国家利益”这个宏大概念的具体组成与其受众群体。首先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时代在进步，类似中世纪为了一场婚姻而发动的战争已经不再可能重演，那么在现在来看，个人利益或者集团利益无非可以分成两种：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其中，政治利益说到底，即间接的经济利益。

事实上，为了个人或党团的“政治利益”而改变国家对外战略的现象已经被广为研究。其中政治利益最大的部分无非就是选举。但是据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林宏宇教授考证，一般而言外交政策在美国大选中的权重并不大。1992年大选中老布什总统太过于重视美国外交政策而忽视了美国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结果意外输给了“不知外交为何物”的小州长克林顿。据笔者分析，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问题缺乏一定的相关性。而在美国总统选举的例外情况中，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与1952年艾森豪威尔提出的著名竞选口号“我要到朝鲜去”都帮助二者赢得了大选，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二者所提的问题都与美国国内问题有较大关联。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大选重合，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或者经济重建上都表现非常糟糕。有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特朗普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国内问题与中国挂钩，俗称“甩锅”，通过攻击中国、煽动民粹主义以捞取选票。另外，支持笔者观点的事实就是一般而言美国总统为了避免影响连任，在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外交作为。上文说的尼克松总统是一个例外，而特朗普似乎也成为了例外。今年特朗普政府斡旋推动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宣布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签订经济互助协议并将驻以色列大使馆前往耶路撒冷（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塞尔维亚将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欧洲国家）；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建立“印太版北约”；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推动快速恢复伊朗制裁。这一系列表面上“颇有作为”的外交举措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危机，并不一定对美国而言就是好事，是特朗普“山穷水尽”的一步险棋，其中特朗普个人的选举成分非常明显。同理，自从2008年中国成为美国大选议题以来，中国就成为了美国两党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一意拉动对华关系恶化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国家利益，似乎也可以解释。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中的经济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早在2016年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特朗普说话看起来傻乎乎的，但他说出了美国底层民众的心声。特朗普认为，中美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及逆差是引起美国失业率上涨、经济表现不佳的根源。更有学者指出，以前贸易一直被视作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居然成为“动荡源”，可见时代之变迁之大（牛新春语）。事实上，美国国内问题的产生于扩大是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均的产物，“逆全球化”反对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理解，但这种反对或者反思应该集中于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上，转嫁国内危机并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该有的样子。而美国政治精英出于个人需要，并不愿意构建此类话语。另外，国际贸易的主要行为体跨国公司之中的部分也在对华遏制战略中收获颇多。在宣布对Tik Tok的禁令后，微软立刻就试图收购Tik Tok、获取其全球领先的AI推送算法核心技术与字节跳动公司开展了洽谈；Instagram等美国一线社交媒体相继抄袭Tik Tok推出类似功能试图抢占市场份额；屡禁不止的对台军售与中国威胁渲染使无数美国军火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包括最近遭到北京制裁的美国洛马公司；针对华为手机的禁令使其无法参与欧美5G市场，给苹果三星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空间……

综上所述，对华遏制战略中的既得利益者有以下几类：两党（尤其是共和党执政团体）政治精英、军火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者。长期的研究已经表明，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捐款与扶植代理人等方式有充足的能力左右美国对华战略抉择。总而言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对华的战略选择有时并不站在美国整个国家的利益上。

五、中美解构与反解构：行为模式分析与中国战略构想

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在笔者所提假设环境下，主要由美国主导，因而中国的反制措施与美国的进一步战略操刀都应侧重于美方。上文提到，美国政治精英左右对华遏制的基础是美国民众对此的认知和认可。因此，中国所要做的就是解构这种认可。中国应当合理利用美国开放的特点与互联网的发达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方针，说明中国在南海、台湾、钓鱼岛等地主权诉求的合理性，反对批评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行为，传递中美两国友好人文交流信号。以此，中国可以逐步扭转舆论上的不利地位，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政客与军方渲染的压力。总而言之，中国战略的核心在于解构美国战略的民意基础，而现阶段以CGTV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媒体已经在这条路上颇有成效的运营着。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的核心在于“反解构”，即阻止中国解构其民意基础的行为。具体来说，即指美国政客利用手里的权利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发挥进行限制。目前而言，美国关闭孔子学院、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媒体进行不正当的标记，要求中国驻美媒体登记为“外交使团”，恶意拖延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办理事项，甚至Tik Tok遭到打压也可以用该理论假说进行解释

整体而言，目前中美舆论斗争处于一种僵持状态。短期内中国唯有运用合理灵活的策略才有扭转局面的可能性，使整个大环境与全球民意基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在此，笔者针对中国的战略提出几点设想：

一是运用双边与多边机制，针对美国不合理打压中国媒体记者的行为进行反制。

二是注意美国国内民意与全球美国盟友两个侧重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先后访问欧洲，就侧重于解构全球美国盟友的基础，避免形成面对“反华统一战线”的不利局面。

三是注意宣传的方式与水平。近年来中国在外宣方面投入不小，配合中国积极的建设RCEP、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的多边主义行为较大的改善了中国的全球形象。同时要注重利用新媒体和新手段，不拘泥于新闻报道与驳斥，运用微电影、短视频等形式，向全球民众进行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宣传。

六、结论：针对性反制仍有必要，国际关系理论应当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要关注并且正视个人利益与党团利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这对我们针对性的反制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构建和平发展环境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远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这对我们理解中美之间的别样互动有重要意义。

此外，上文提到，笔者并不完全否定现实主义理论针对中美冲突的部分解释。但是笔者认为，时代在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建设国际关系这门仍然具有重要发展潜力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