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谈谈《八佰》中的“自杀式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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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拍摄《八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意——“中国军人”用自己的牺牲“照亮”了普通民众,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 

从网上的反映看,《八佰》“照亮”的效果正在显现出来。比如就有网友在我批评《八佰》的微博下面情绪激动地留言说:XXXX万岁!

他喊的是民国的全称,而不是共和国的全称,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正是《八佰》的主创人员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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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能够如此“照亮”,和影片拍得比较“热血”有关。 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这样一个桥段:

“当日军抵近企图爆破守军所在大楼时,一位身上绑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毅然从楼上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老实说,同样身为军人,对这样的战斗方式令人感到极为费解,因为这既违反了军事常识也违反了物理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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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士兵身上有14颗德制手榴弹,捆成一捆直接丢下去,难道炸不开日军的几块盾牌?

既然居高临下,直接向敌群抛掷集束手榴弹,不是既可以有效杀敌,又能够保存自己吗?反而是把手榴弹绑到身上跳下会影响杀敌效果,并且浪费时间。 

有人举出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布展为证,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些年来,看过的纪念馆可谓多矣,觉得纪念馆也未可全信。有些声名显赫的纪念馆公然用解放前的照片冒充解放后的照片,他们还有什么假不敢造呢?

考证了一下。发现这件事在四行仓库之战发生时,并未见诸报道和记载。 1938年,也就是这场战斗刚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著名导演应云卫拍摄了电影《八百壮士》,对如此“英勇”的事迹也没有任何表现。

实际上,这一“英雄行为”第一次出现,是在蒋经国的授意下,国民党“国军主旋律”导演丁善玺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中,以后就越传越神,细节也越来越丰满了。

当然,电影可以虚构,但虚构也要符合逻辑,尤其是号称“历史正剧”的电影。

从影片给定的情景看,日军用机枪火力封锁墙壁缺口,用人体炸弹效果更差,完全可能在跳出缺口前被击中,手榴弹爆炸造成自己人受伤,反而是从缺口两侧密集丢手榴弹效果更好。况且,日军为什么一定要在缺口的正下方进攻?正好方便国军跳下来,也令人费解。

管虎为了拔高国军,并强行煽出观众的眼泪,把国军塑造成了一群不会打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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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的质疑,有果粉对我提出反问:既然如此,如何解释《英雄儿女》中王成的英雄行为? 

这正是我要说的。 王成的情况和四行仓库之战完全不同。 

按照影片的交代,王成是孤身一人守阵地,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只剩下一根爆破筒。美军蜂拥而至,他不愿意被俘,才拉响爆破筒与美军同归于尽。

况且,王成意识到,由于他仍然活着,我炮兵火力就不能尽情发挥,尽管他反复要求“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团长还是反复问他“敌人离你有多远?”。他牺牲了之后,我纵深炮兵才可以用全部火力覆盖冲上山头的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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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八佰》中的桥段明显不属于这种情况。

在我军历史上,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还有著名英雄董存瑞。

董存瑞更不是为牺牲而牺牲的,他并不想用这种方式牺牲——因为桥下没有放置炸药包的地方,他甚至想用枪托砸下一块桥基上的石头安放炸药包。但总攻的时刻到了,眼看战友冲锋时被敌人的机枪扫射纷纷倒下,他只能用自己的牺牲换取战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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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人,对待牺牲的态度应该有两条: 

第一,  不怕牺牲。但必要时不惜牺牲、敢于牺牲、以牺牲为光荣;

第二,  绝不为牺牲而牺牲。牺牲的决定,只有在不牺牲就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做出;

 

回到《八佰》本身来,这一桥段由于无法提出“军事上的必要性”而显得很虚假。 

当然,这也不是《八佰》独有的现象。 

在几年前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中,就有国军在南京城里排成“千手观音”造型冲向日军坦克的镜头,为的是让最后一名士兵能够接近坦克并将其炸毁。

这也是一种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战法,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坦克最怕巷战,因为射击死角和盲区太多,张艺谋为了无限拔高国军的“英雄形象”,居然把国军士兵表现成一群不懂利用建筑物掩护隐蔽接近坦克的“军事菜鸟”。 

要知道,这些士兵并非不懂战术的新兵,而是“教导总队”的学员,是国军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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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也好,《金陵十三钗》也罢,给观众的印象是,牺牲本身成了目的,杀敌反而是次要的了。 

不过,这似乎也抓住了抗战中国军的神韵。 

1934年,鲁迅先生创作了历史小说《非攻》,讲述了战国时代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 

当墨子来到处于楚国入侵威胁下的宋国都城时,有一段描写非常有趣——

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演讲。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 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在宋国做高官)的声音。

鲁迅先生在这里,就是在借“曹公子”的形象讽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但国民政府的高官和国军高级将领,却喜欢发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以搪塞舆论并欺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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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是空论,他们也不是胡乱发的,而是颇有心机。 

一谈起抵抗,他们就说“我们都去死!”这种高调的背后,所传递的暗示则是:如果不想死,则还不如不抵抗,甚至干脆投降。

 

所以,国民党的“军事宣传”,大致上就是各种花样翻新的死,久而久之,他们也忘了,抗战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胜利。

这种“花样翻新的死”从1975年版的《八百壮士》传染到了《八佰》,又在中美对决的大背景下热映,的确有一种说不出的黑色幽默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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