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与策反

“国军被瓦解的主因并非被神话的中共情报战”一文（几年前出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认为，中共的情报战成果被夸大了，其效果甚至不如策反。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军事上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严格说来并不是情报工作做得如何出神入化，而是它的策反工作非常到家”。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过去有一种倾向，主要来自国民党方面对国共内战失利的反思，大多归之于情报不力，泄密严重。《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对于中共情报工作的一些夸大宣传作了辨析，尤其是对流传较广的刘斐、郭汝瑰、熊向晖、汪德昭、汪维恒等人的作用提出一些看法，这当然有合理的一面。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在缺乏资料对比的情况下，片断披露出来的情况往往被过分地渲染和夸大，甚至有些是国民党自己推脱失败责任的说法，当然需要澄清。但是，过正并不一定能矫枉。过分低估中共情报战的作用则又陷入了虚无化、空心化的倾向，同样也得不出正确的认识。

情报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的基础，策反也需要相应的情报做支撑，并不是没头苍蝇一样地乱撞，而策反的结果有时也能获得有用的情报。这并非是可以相颉颃的两类事物。策反成功难道不是情报工作的胜利？策反后所获的情报和所谓情报战中所获的情报难道有成色的差别？作为基本常识，情报工作既包括“打进去”，也包括“拉出来”（也即策反），谁能说“拉出来”所获得情报就不是情报了？

由于资料的缺乏，许多人对中共情报工作的成效存在不少误解。比如《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第673页称“严格说，中共能够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关键部门内，这个时候仍旧占据着关键岗位的情报人员并不很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所能获得的情报也有限。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情报工作中的“关键岗位”往往并不一定等同于位高权重，也并不一定需要很多人（一般也很难做到在敌方的关键部位打入许多人，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可以算是例外了），中共在“这个时候”（即解放战争时期）是其情报工作最为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对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获取工作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当然，真正起作用的并不一定就是宣传中最热的那些人。

比如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地位较高，故此许多人都将他作为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头名间谍。但从郭汝瑰回忆录来分析判断，郭汝瑰自47年3月调任第三厅厅长，旋即（5月）被调去徐州陆总参谋长，直到48年7月才正式重回到第三厅任厅长。郭在徐州一年多的时间，正是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郭与他的联系人任廉儒很难取得联系（任主要往返上海、南京之间），他的情报到底给中共多大帮助，是有一点疑问的。话说回来，以目前所知郭汝瑰主要提供的情报如：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国民党军陆总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制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计划；国民党军解围长春方案；解围双堆集的企图；国民党江防计划及京沪地区江防图等等，都是重要的战略情报，并不能因为其缺乏“战场价值”而被忽视。

除了郭汝瑰之外，中共在国民党内其实还有许多更为直接有效的情报来源。如沈安娜，虽然地位不高，只是个速记员，但因为能参加国民党内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所以位置很关键，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战略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沈安娜本人的回忆，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所获得的主要情报包括：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及谈判代表团开会所讨论关于以谈判拖延时间、向沦陷区运兵以及次日谈判的对策等，均由沈连夜报告组织，从而使中共能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策划全面内战，沈和未婚夫华明之一起抄录、剪辑原件送交上级；46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对我兵力、特点的估测等，沈将会议记录全部抄出。另外，从1948年起，沈介绍其兄去联勤总部运输署，先是暗用，后进一步明用，搜集该部军区情报、上海港军运调度和各地水运情况、部队调动等军事情报。

军事方面的情报来源，还有罗柳溪。他曾任陆军总司令部少校参谋、肖毅肃的侍从参谋、海军司令部情报处代理上校科长等职，自45年10月起就开始搜集国民党军军事情报，向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白沙、吕一峰汇报。据罗柳溪本人遗作中的回忆，包括国民党军向沦陷区运送部队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邯郸战役后国民党高层的反应、国民党接收日军战俘及武器装备汇总材料中的有关数字、46年2月国民党全国陆军整编后的《陆军战斗序列》（包括所有整编师的番号代字、团以上干部姓名、计划、现驻地、装备情况及配属特种兵部队番号等）、国防部作战厅编印，三五天出刊一期的《作战汇报》（内容是汇总全国战场对我军作战的判断和国民党军作战计划部署及各战场作战指导，还附有敌我各战场作战详图）、国民党军黄河战略、徐蚌战役作战计划、长江联合作战计划等。可见，即使郭汝瑰不在，中共对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的一举一动照样了如指掌。

另外，还有华东分局情报部情报干部林施远（施远），打入了南京国防部二厅机密印刷厂作校对。这个位置地位不高，但能接触大量密件，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林施远所获取的情报包括国防部二厅、三厅合编的绝密件《敌情》（作战双方实力部署、军队番号等，可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及对我军各战区兵力部署的了解程度，分发范围很小，仅能抄录）、日军对苏作战和对我军作战的档案材料、旧电码密本等。林施远后来还进一步打入国防部二厅任翻译。

还有华东局统战部（情报部）城工委领导的聂岳撼、王敏、陈恩钧等人，均曾获得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如聂任国防部少校机要参谋，曾获取的重要情报包括：《陆军战斗序列》、参谋总长办公室编写的《军事手册》（47年上半年全国各战场重要军事情况统计）、1948年参谋总长办公室编写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陆海空军作战总结和下一年度作战计划》、每周召开的参谋总长会议记录（聂列席会议，负责记录，会后记录由保密军官送保密室存档，但聂可以凭记忆记住重要情报，回家后整理出来）等。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郭汝瑰的作用并非无可替代，中共当时有多个不同管道可以获取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方面的高层情报。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郭汝瑰的情报一钱不值。因为，不同来源之间情报的互补和印证就是情报分析的重要一环。

有关熊向晖的情况也是如此。文章中认为中共中央基本没有动用熊向晖，只有1947年春胡宗南受命进攻延安这一次，才使熊发挥了作用。这种认识基本上来自于熊向晖的回忆录，但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所谓中共“后三杰”——陈忠经、熊向晖、申健——都是王石坚系统下的重要情报人员，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监控着胡宗南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在起着作用。据陈忠经的未刊回忆录可知，除了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熊向晖之外。申健先是作为陈忠经的助手，继任了西京市分团书记，随后又被提升为省支团视导室的视导，任务是视察督导各地的团务。陈、申以视察各地团务为名，进一步兼带视察各地军纪（得到了胡宗南的赞许），了解胡部各地驻军的调动、军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士气等情况，并与熊向晖等处送来的有关胡部的部署情报相核证，定期综合上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的训词讲稿、重要文件、三青团组织规程等，也都是由陈忠经、熊向晖等起草的。1945年8月15日，毛主席在与康生的谈话中提到王石坚、陈忠经等人的工作时指出：“凡是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由此可见，对于胡宗南情报工作的成功，既不是只靠某一个人，也不是只凭着碰巧某一次的事件。这些情报的频度，据1946年8月29日康生给王石坚的一份电报中可知，甚至达到“每天每份”的程度。

任何情报均有其时效性，必须结合多种侦查手段进行分析及综合判断。中共从打入及潜伏在国民党高级指挥机关的情报人员处，可以获取多渠道的信息进行核对分析，这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但缺陷是中共缺乏快速有效通信的手段（因在敌占区使用电台联络容易被侦破，从而造成重大损失），许多非常重要情报不得不由交通人员携带往返传递，使得有些情报有可能丧失其时效性。

各战略区的情况也类似。如东北，除早期较有名的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的赵炜之外，较成功的还有：大连情报处发展的内线王绍文在东北剿总作战处长姜汉卿办公室任机要参谋，除汇总战报外，还负责起草给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的报告和通报，以及抄清蒋介石、国防部下达的重要报告、作战计划、指令等；东北军社会部方涛小组的内线林立雄也提供过“东北敌几次军事会议的内容和作战计划”；开原情报处在东北剿总二处（情报处）任参谋的高振海，“所获敌对东北我军动向之判断，和敌军全盘之布置及其意图，我刘（亚楼）参谋长反映，认为这种情报很有价值”；东北局社会部发展的剿总作战处少校作战参谋徐文玢也提供过“卫立煌作战计划”等情报。据1948年11月东北社会部报中央情报部的《关于情报工作综合报告》中所称：“综合九个月来，我们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包括战略动向、军事行动、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充增援、编制装备等，从作用上来说，敌人在东北的战略动向和军事行动，我们从4月后基本上都能取得”。

如果这样的对敌情报工作还称不上“出神入化”，那还要怎么样才能算呢？

另外，对情报工作的误解还包括只将人力情报作为情报战的手段。实际上，除了人力获取情报之外，中共在技侦方面也做出过许多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也是具有“战场价值”的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这一领域更为神秘，目前除了若干回忆录和纪念文集中稍有涉及外，大多付诸阙如。但决不意味着这些情报工作就不存在了。

比如西北战场上羊马河战役前军委二局破译了胡宗南部调动的关键密电，战后毛泽东特地下令嘉奖军委二局配合作战有功的技侦人员，奖给边币100万元和两匹马。华北战场，1945年12月，中共就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1战区和第34集团军的核心机密，石家庄战役后又突击破译了傅作义系统的核心机密，这一成果直到傅作义起义后仍得到运用。新四军五师突围前，组织力量破译了敌军军级、行营级密码三十余种，使敌人一切行动均在严密监控之下，1947年3月，李先念接见中原军区三处的人员时，特地对此予以了褒奖。东北方面，东总情报处于1946年初起获得技侦方面的情报，取得了秀水河子战斗的胜利。四平保卫战失利后，由于东总作战科王继芳叛变，使技侦情报来源被切断，此后在曹祥仁率领下，逐步重建，仅在秋季和冬季攻势期间，就破译敌军密码110多个，获取了大量情报。冬季攻势战后第二天，林彪特地去二局看望，并称赞“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以上不过是极少数目前所能见到的信息，大量的材料仍未解密，但其作用已经可见一斑。

总之，仅就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工作而言，的确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既不要夸大某些个人的成就，以致于得出“情报决定一切”的结论；也不要因为资料的缺乏就否认情报工作的成功。另外，不管怎样可靠的情报，都存在一个分析判断并及时加以利用的问题。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陈赓大将在宛东战役中的失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过分相信了技侦情报的可靠性，导致了决策上的误判。因此，对于情报的作用，不能轻视也不能夸大。

就资料的角度来说，中共解放战争期间情报工作的史料大部分来自回忆材料，这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另外，有些人写的回忆录，因内容敏感，并未正式出版，如今后能有机会正式出版，则对于已经公开的材料，其辨证廓清的作用不容小觑。以熊向晖回忆为例，他在回忆录中只写了自己如何机智有才，所以被胡宗南看中。但为何熊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地服务团成员，在短期内即获得胡宗南的极大信任，能登堂入室预参机密呢？熊在回忆录里没有交代。事实上，通过陈忠经的回忆可知，胡宗南与熊向晖的姐姐熊友榛（当时名熊彚苓）曾有恋爱关系，一度还打算结婚。据王石坚1946年5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503号之姊七年前与胡宗南相爱，胡宗南送她赴美深造，年前胡宗南催伊返国结婚，九月胡宗南至沪迎她相晤后，胡突然变卦促她同别人结婚，现胡令她选择对象结婚后，送彼二人出国。503姊受刺激甚剧，表示愿与最进步者结合，……”，后经王石坚等反复商议，并取得熊友榛和申健的同意，两人最终结合在一起。电报中“503号”即为熊向晖的代号，由此可知为什么熊向晖在战地服务团就被胡称之为“要好好培养的一棵小松树”，从而加意栽培、信任有加。

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材料学，缺乏充分的材料支撑，则不免鲁莽灭裂，谈不上存精求是了。要想掌握充分证据，得出可靠的结论，唯有广蒐博采，虚衷集益，非可一蹴而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