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不过秦岭淮河（北京除外）

微信公众号【风生于地】原创文章

从PE/VC的撒钱姿势，窥见中国的经济格局

笔者统计了2019年全国的一级市场PE/VC投资，一共发生了4423起投资事件。由于疫情导致2020年投资活动失真，故没有将2020年上半年的投资数据纳入统计。

投资事件地域分布

江苏主要的PE/VC投资均发生在淮河以南地区，故归入南方省份；同理，安徽归入南方，河南归入北方

PE/VC们投资的地域集中度非常明显，按照省份划分，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分列前五。

前五大省份占据了81%的投资项目数量，前10大省份更是占据了91%。

PE/VC机构的投资活动是围绕新兴企业展开的。一级市场投资，包括早期的种子/天使轮投资、成长期投资、以及相对后期的PE/Pr-IPO投资，被投企业一定概率能够成长为未来的巨头，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比如早期受到风投支持的阿里、字节、腾讯等）。

可以说，一级市场投资活跃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域经济长远发展的潜力。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大部分PE/VC投资都活跃在南方。在秦岭淮河以北，除了北京以外，几乎一片寂静。

北方省份中，北京排名第一，排第二的省份是山东，全年仅有68起投资，仅占全国的2%。

投资圈有一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东北的经济衰退和创新匮乏。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北方都存在，除了北京。

除北京以外的北方全部14个省份，在2019年仅发生235起PE/VC投资事件。低于江苏，高于四川，加起来在全国能够排到第6。

这个数字甚至低于杭州一个城市的投资项目数量（365起），更是低于深圳的406起。仅仅与上海的浦东新区相当（239起）。

为什么会这样？

当说起南北差异的时候，一些情绪化的观点会倾向于抱怨北方官员风格保守、体制落后、法制欠缺、办事儿都得找关系，营商环境差。

但我认为将南北差异简单归咎于“体制问题”和“官员不力”是武断的，中国南北方实际上运行着一套相同的规则，官员们也经常南北调动，但为什么会在商业领域形成如此明显的地域差异，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01

政府引导基金，PE/VC行业看得见的指挥棒

南方的经济优势带来充裕的财政，于是南方更容易建立起“政府引导基金—投资GP—当地返投—培养当地企业—促进经济和税收—财政富余—政府引导基金”的循环。

具体来讲，南方省份的经济更加发达，财政收入相对丰厚。当地政府利用财政资金（以及当地国企、金控平台）设立引导基金，作为LP，投资市场上的优秀GP。GP承诺对当地做一定比例的返投，返投要求一般是1：1或更多，从而间接推动当地新兴产业的发展。

简单解释一下返投：比如一只VC基金的规模是10亿，其中有2亿是来自S市的引导基金出资，GP承诺1:1.5返投，那么就需要将10亿中的3亿元投资于S市。

这样一来，S市政府可以利用专业机构的能力，发掘和支持当地的优秀企业。

甚至将外地的企业引入到当地，变成一种招商引资的渠道。

S市的资金算是留在了当地，同时又撬动了专业GP的投资能力和项目引进能力，S市稳赚。

近年来一级市场出现募资难的现象，政府引导基金成为更加重要的金主。2019年人民币基金LP中，政府及其出资平台、政府引导基金、企业（大部分是国企）是出资额度最高的前三大类机构LP。

根据母基金联盟统计的2017年中国母基金全名单，全国277支母基金，其中市场化母基金64支，总管理规模3606亿人民币；政府引导基金213支，总管理规模12546亿人民币。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规模占比高达78%。

笔者没有找到2019年的数据，但这个比例只会更高。

在纯民营市场化母基金几乎消失殆尽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PE/VC机构寻求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

下图可以看出，政府引导基金的分布主要在经济发达的南方省份以及北京。为了满足引导基金的返投要求，投资机构的投资活动也会集中于这些省份。

母基金机构地域分布（按规模，亿元）

广东、北京、江苏等省份，不论是在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还是市场化母基金规模上都名列前茅。这很好理解，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依托其雄厚的财政实力，作为LP吸引市场化投资机构进入，为实施政府产业引导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那么，北方省份能不能挤出资金搞引导基金，把这个循环也建立起来呢，比如上图中，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排名前十的天津和河南？

恐怕没那么容易，笔者一位师兄的基金为了北方某直辖市的引导基金落户该市，但因为当地新兴企业太过稀缺，投资机会太少而叫苦不迭。

较好的地方经济基础可以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培养更多新兴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天然地吸引市场化PE/VC投资机构的进入。

比如上海的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并不突出，但当地PE/VC机构仍然相当活跃。

而经济发展较差的地方，投资机会往往稀缺，哪怕勉强撑起一个政府引导基金，也无法能撑起一个投资的生态。

这就引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投资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政府引导是锦上添花，当地经济本身的禀赋和潜力才是核心。

02

命运早已被写在地图上

笔者勉强算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区域的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地方能够达到的上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开始建立的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与外贸拉动，于是，港口禀赋与海运条件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明显看到，南方和北方都拥有相当长的海岸线。

区别在于，中国南方的海岸线是相对开放的，是一个朝着太平洋凸起的弧形。而北方的海岸线相对封闭，整个渤海和黄海，就是被中国和朝鲜半岛围起来的一个海湾。

中国的外贸主要有两条航线，第一是东方航线：前往日本、以及沿着北太平洋航线前往美洲西海岸；第二是南方航线：向南经过南海通往东南亚，经过马六甲海峡通往中东、非洲、欧洲以及美洲东海岸。

这两条航线，都靠近南方。

另外，不得不提到，南方海岸更加靠近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在改革开放早期，来自港、台、东南亚华侨的投资至关重要，而他们更愿意就近登陆南方做生意。

所以，南方的外贸更加发达，经济更快地发展起来，更有活力。

外贸发达也带来了更多的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创新往往就是在信息交叉的时候产生的。

马云能够在杭州认识外国人，接触到互联网（这是PE/VC最喜欢的行业）这个新鲜玩意儿，这与杭州在改革开放早期就加入出口浪潮是分不开的。如果马云生活某个北方省会，他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几个老外。

任正非在深圳倒卖程控交换机起家，得益于深圳临近香港的独特优势，如果换个内陆城市，大概率是搞不成的。

如果进一步探讨南方的地理优势，可以发现南方除了海运发达，还有长江、珠江内河航运沟通了内陆省份。

长江、珠江的出海口恰好就是上海、广州、香港这样的世界级大港口。

在南方，除了云贵两省太靠近上游、海拔落差大，导致航运条件不佳之外，所有的南方省份都能够通过水运与外界沟通。

图中每一个标记代表一艘船只。长江航运能够一路上溯到四川，珠江航运能够进入广西。但北方没有这样的内河航运。

船只位置信息来源：radar-live.com

尤其是长江，航运条件优秀。为什么我们可以搞“长江经济带”，说到底还是因为长江水宽且深。

于是南方的内陆省份可以相对方便地与外界进行贸易，逐步承接沿海省份的产业转移，享受上文所述的红利。

但是北方的河流就差远了。

首先，北方的大港口大连、天津、青岛的近旁，并不存在大河流。

其次，北方的几条大河，黄河是一条地上河，还有一半的时间处于封冻和断流的状态；海河、辽河太短；黑龙江、乌苏里江是界河，而且出海口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上图也可以看到，几乎不存在深入北方内陆的船只，从航运角度来讲，北方的内陆省份是完全封闭的。

PE/VC所青睐的许多领域是直接与运输和贸易相关的，比如电子商务行业，2019年发生了296起投资，这个行业高度依赖航运贸易，几乎所有电子商务企业都集中在南方。再比如物流业，2019年发生了83起投资，有商流才会有物流，于是物流公司也更容易在南方出现。还有与贸易支付、交割、结算高度相关的金融业，2019年发生了280起投资，其中260起都在南方省份。

03

产业升级常常在港口附近率先爆发

具有一定技术壁垒的高端制造业，是PE/VC投资的重点。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崛起，是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开始的。

二战以来跨国公司逐渐将生产外移，随之发生的历次产业转移，无论是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还是之后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以及正在发生的制造业向东南亚、印度转移，这样的迁移都沿着海运航线发生。

位于港口附近的区域总是先受益。

制造业的创新根植于制造环节，在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环节”之后，当地能够逐渐培养起基本的产业链和产业工人群体，并有机会向上攀升，进行产业链升级和创新，推进国产替代。

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一大批新兴的本土企业，成为PE/VC争夺的标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电池。

电池是电子产品的必要元件之一。电子产业从日韩台转移到中国大陆，在珠三角形成庞大的电子产业聚集区域。

在早期，大陆的电子厂只有装配的能力，包括电池在内所有元器件均需进口，利用廉价劳动力组装成产品再输往海外市场，形成原料在外、市场在外的“两头在外”格局。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外企开始将元器件生产也转移到中国大陆。

其中一个创业团队在香港设立了一家公司：ATL， 并且在东莞建立了厂房，专门生产锂离子电池。ATL引进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技术，很快取代了海外的供应商，成为境内3C组装企业的最大供应商。这个公司2005年被日本公司TDK收购。

此时，电池的上游材料，包括正负极、隔膜、电解液等仍需大量进口。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ATL及其他电池厂寻求大陆供应商，于是材料供应商杉杉、贝特瑞、新宙邦，以及设备供应商先导、璞泰来等纷纷崛起，并且随着融入国际产业链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

这不仅是产业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升级。

笔者大约10年前曾去ATL参观学习，当时公司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几乎全部由中国人担任，老外已极少，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当地其他企业。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培养起来一只本土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工程技术队伍。

既然已经有本土人才、本土产业链，何必还要给日本人打工，为什么不自己干呢。

于是前ATL高管曾毓群带领着一群老同事，成立了一只本土的电池厂：宁德时代CATL。它背后是本土人才、本土供应链、本土投资人，但在成立之初这就是一家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电池企业。它的产品，无论是能量密度、安全性、寿命、循环稳定性，都不输国外同类产品。

这样的公司是PE/VC们最喜欢的。CATL上市以前，已经引入了37家投资机构，主要来自两轮融资：

第一轮，2015年底

参与方：招银国际、深创投、君联资本、广发信德等

融资规模：30亿元

投后估值：230亿元

第二轮，2016年底

参与方：招银国际、博裕资本、云锋基金、国投创新、君联资本等

融资规模:80亿元

投后估值:800亿元

也就是说，仅该两轮融资，就给宁德时代提供了110亿元资金，极大加速了它的扩张。

凭借中国电动车行业疯狂崛起，宁德时代成立仅6年时间就成为世界产能第一的电池企业。

随后宁德时代在2018年实现上市，目前市值超过5000亿元。

一众PE/VC机构赚的盆满钵满。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新兴企业的故事：港口附近承接产业转移，逐步构建本土产业链，培养本土人才，建立本土企业，在PE/VC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凭借中国的庞大市场成长为世界级公司。

综上所述，南方的港口航运优势不仅带来了贸易的发达，也促进了信息交流和产业升级。而北方省份通过港口贸易、产业转移这条路，培养起自己的新兴企业，概率就小多了。这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北方的PE/VC投资的活跃度远不如南方。

04

PE/VC热爱年轻人

PE/VC总是围绕着创新的事物，而创新这种事，无论是创新的供给还是创新的需求，往往依赖于年轻人，以及有活力的经济环境。这又引出一个更加核心的问题：人口结构。

如果一个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年轻人多，消费意愿强烈，需求强劲，同时年轻人对新鲜玩意接受度更高，愿意尝试新生事物。总之，年轻人多的地方，更容易出现新的投资机会。

那么哪个地方年轻人多呢，这需要从人口出生率入手。

一句话：全国人口萎缩，北方人口塌陷。

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导致人口机构崩坏，在北方已经显露出它的后果。老年人占比过高，而老年人是保守的群体，对新生事物接受度低，而且不愿意消费，导致当地创新不足，经济活力偏低。

更可怕的是，北方仅有的年轻人，也在迅速流失。

春节后人口迁徙示意图，上图根据迁入人口的数量改变城市相对面积，但保持城市间的拓扑邻接关系不变。图片来源：nCoV疫情地图公众号

老人和小孩往往是留守的，存在迁徙行为的人口，恰恰是最宝贵的年轻人。统计春节后的人口迁徙，可以发现明显的南重北轻的现象。

上图可以看出，位于珠三角的的广州、东莞、深圳明显变得非常“胖”，这里是承接全国年轻人迁入最多的地方，有大量的务工人员涌入此处。

类似的，位于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也变得很胖。在变形地图上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几乎要挨到一起了。

南方的几个省会城市也变胖了，比如成都。成都近几年大量吸引四川省的年轻人聚集，甚至不少外省人也愿意呆在成都。加上本省的产业基础就不错，近几年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创业企业。

2019年成都的PE/VC投资事件有110起（四川省主要的PE/VC投资都在成都），超过了山东+东北的总和。

除此以外，武汉、长沙、贵阳、南京等南方省会，都吸纳了大量人口。

总体来说，南方的版图保持了原来的大致形状，说明人口存在迁徙，但分布大体是均衡的，尤其是各省的省会有一定的留住人的能力。

但是北方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首先，西北几乎被“抽干”，说明西北几省仅存在迁出，不存在迁入。

东北也大大地瘦身，说明人口大量迁出，仅存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能够有限地留存一些周围的迁徙人口。

内蒙古几乎被吸干成了一条细线。

那么，这些迁出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一些去了南方，还有一些去了北京。

北京几乎是所有北方年轻人的首选，北京“变胖”后的面积几乎是全国最大的。海量涌入的人口给北京带来了消费能力和经济活力。

值得指出的是，涌入北京的年轻人并不仅仅平平无奇的“外来务工人员”，而是有海量的大学生。这部分年轻人具有高智商、高素质、高学历，是最具备创新能力的人口。

北京是一个纯粹靠政治意志维系的城市。由于极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导致人才、资金聚集。于是北京成了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一家独大，发生了1318起投资，占据了全国近30%的比例。

05

写在最后的话

如果跳出中国的版图来看南北方差异，会发现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塑造中国的经济格局：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红利，而全球化是由海权霸主美国来主导的。

在美式霸权的羽翼下，全球的经济版图都沿着海运航线分布，海运发达的中国南方，自然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重心。

如果全球化是陆权霸主苏联来主导的，那么满洲里应该会像深圳一样发达。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东北经济确实非常优秀。

超级大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

但是，时代变了。

美国强加给我们的冷战已经到来。

美军航母负责航线安全，中国商船满世界挣钱，这样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在你死我活的碰撞下，“底线”都是用来打破的。

如果特朗普明天宣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资产全部充公，或者宣布不再保障中国的商船的安全，笔者一点都不会意外。

曾经的外贸驱动的经济红利差不多到头了。

如果对外的剪刀差无法延续，无法从外国榨取利润，就只剩下两条路：

1）用我们自己的航母保卫自由贸易，用军舰和大炮为我们的商船开辟可靠的原料产地和外贸市场，像1890年代的美国一样；

2）剪刀掉头向内，用本国的消费力延续增长。

从最近高层的表态来看，“内循环”这个词不断被提及，看来我们选择了后者。

笔者并不觉得“内循环”是一个好主意，长期看，这是一个坐以待毙的方向。

从来没有哪个大国不靠着倾销和扩张就崛起的。

但短期看，这确实是短期内延续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

在“内循环”之下，国内的经济格局可能也要发生变化了，内陆枢纽城市或许会迎来一波相当长的机会。

风生于地，原创文章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风生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