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档“仙侠剧”《琉璃》大热背后竟有司马迁撑腰？

　　十世付出，只为捂热一颗琉璃心。

　　今夏不太热闹的暑期档，仙侠剧《琉璃》横空出世。

　　这一部仿佛逐渐“拿错剧本”的男女主角，不同于以往的“仙侠剧”的女弱男强的设定，女性角色呈现出了应有的独立性。

　　而这样的“强强”人物关系，符合了当今观众的情感需求而喜闻乐见，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剧粉，一举抢占了多个平台的榜首。

　　小伙伴们一定知道，“仙侠剧”这一类型的诞生，还是源自05年胡歌、刘亦菲主演的《仙剑奇侠传Ⅰ》的开播。从此，越来越多的IP衍生出来。

　　与此同时，同样对“侠”情有独钟的“武侠剧”则随着时代的远去而逐渐式微，乃至没落 。

　　影视类型变换，“侠”之精神内核亦然，它由“禅武合一”逐渐转变为“仙道一体”。

　　那么，“侠”从何处来？在中国古代，“侠”真的如今日那样受欢迎吗？

　　为刺客与侠客立传的第一人——太史公司马迁在这里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今天，社长就和大家聊一聊。

　　/受欢迎？太难了！/

　　“侠”的形象，大概从先秦时期就有了。

　　到汉代，司马迁《史记》中更列《游侠列传》，描述“侠者”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奠定了后世人们对于“侠”及其情感、行为诸事的想象基础。

　　与之并立为传的，还有侠客的“好伙伴”——刺客们。

　　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将他们直接推到和王公将相、君子大夫等量齐观的位置，真的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超越时代的心胸！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刺客与侠客都是妥妥的“社会危险人物”，是社会的阴暗面、是乱法者、是黑社会、是没有爵位的布衣，更是阳光下的罪恶。

　　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荆轲。“荆轲刺秦王”委实有名，但仔细一想，也着实是不安定分子……

　　彭卫先生在他的著作《游侠与汉代社会》中，将刺客归为侠客的一个分支，称之为“剑客型侠客”，其最主要的职责是进行刺杀活动。

　　反正 ，无论是刺客还是侠客，都为当时的统治者与主流思想所不容。

　　所以说，侠客和刺客常常和受欢迎没有任何关系，毕竟，真的是太难了！

　　就拿法家来说，法家对犯上作乱的行为一概摈斥。为什么呢？

　　因为法家要实施以耕战政策为核心的军国主义，他们只喜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朴实农民，《商君书》：“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现在的话说 ，其实还是有点反智的。

　　具体措施也有很多，像是“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大家都好好耕作，奇思妙想比较影响劳动力的效率。

　　再说儒家，虽然主张施行认证体恤弱者，但对布衣侠客还是轻视的……

　　儒家最常谈“君子”，就能看出他们要文质彬彬、要君君臣臣、要尊尊上亲，要坚守三代以来的秩序和礼法。

　　统治者，更不喜欢侠客与刺客，前者以武犯禁，后者则直接威胁皇帝本人的身家性命。（此处有秦王落泪）

　　所以，只是在一些非常时刻，他们才会显得宽容一些。什么时刻呢？

　　比如周亚夫平叛时到了河南，看见地方豪侠没有被吴楚所拉拢就很高兴，由此 ，他认定吴楚必然不能成事。

　　游侠在地方的权势之重可见一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没有被敌人收割的豪侠，在这样的关头，大概就是相濡以沫的“好朋友”。

　　是的，当然可能下一秒，也就该“相忘于江湖”了。

　　毕竟，到了社会安定的时候，统治者就要立马对他们清除，以恢复在各个层面的秩序和权威了。

　　到这里，大家一定发现了，彼时侠客与刺客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形象真的非常不同！历史上真实的他们，很多穿梭于规则模糊的灰色地带。

　　这便形成了游侠的特别性格，行事作风怪异极端，都是常态！

　　像是郭解，少时残忍阴毒，胸有不快则杀人甚多；

　　灌夫为人刚直，不好面谀，不喜文学，好任侠。然而——横行颍川鱼肉黎庶，百姓有苦难言，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以礼贤下士著称的战国四君子，更是由于其皇亲国戚的身份，积累搜刮了寻常百姓数代都难以企及的巨额财富。

　　至于太史公笔下的刺客，其形貌、为人更是难登大雅之堂……

　　曹沫以勇力而得宠，不符合儒家主张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作风；

　　豫让吞漆涂炭，自残身体，不符合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修身观念；

　　专诸庖厨进事，聂政以屠为业，荆轲混迹酒肆，皆为低贱从末之人。

　　然而，就是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危险因素 ”，司马迁却挥毫为其列传。这当然有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比如我们的小伙伴班固，他就因此批评司马迁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值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所以，司马迁为什么要给当时颇有争议，形象怪异、行事作风让常人难以接受的群体立传呢？

　　/“洗白”的真相是？/

　　太史公作为一代良史，为什么刻意要“洗白”这些群体？

　　他的笔下，游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崇高而壮烈，刺客是勇敢的，富有冒险精神。

　　社长觉得，一来，于情，他有“洗白”的动机，二来，他也有着能够进行可选择的史书书写的充分条件。

　　先说前者，在《游侠列传》一开始，太史公便提出了一个悖论，那便是太史公对那些守着仁义终了一世的贤者们发出了质疑。

　　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求仁得仁”，“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一类观念深表怀疑，他质疑为什么一样的仁义，伯夷叔齐可以扬名，而遵循了这一信条的普通人依然默默无闻。

　　他在《伯夷叔齐列传》里的就这样质问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他们的美名和光辉形象流传后世，然而乱世之中芸芸众生的命运却不因此而改善一分；相反却往往是那些不入流的乡曲之侠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解百姓于倒悬。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当吕尚遭困厄于棘津，管仲下狱于临淄，百里奚为奴于楚国，孔子遭囚于匡地，饥饿于陈蔡之时。

　　他们的心里又何尝不曾盼望哪怕一瞬间祈祷着某位大侠的从天而降，解自己于危难，救民于水火中呢？

　　这也不违背他的修史动机。

　　司马迁写《史记》，主要是以书写人物为中心，他笔下的历史人物都有着丰富的人生故事和鲜活的画像。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与事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他不拘泥于阶层的成规论调，笔端常带感情，他“意有所郁结”，怀揣“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其愤慨之情，在字里行间流淌。

　　于是，司马迁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爱憎褒贬书于文中，也寄托了司马迁自己的价值追求与理想情怀。

　　再说后者，这就要从先秦两汉时期素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追溯了。

　　今天，我们也常讲“文史不分家”，但什么是“文史不分家”呢？

　　可永雪先生《史记文学成就论衡》指出：“这个说法主要是指先秦时代文学与历史，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或几位一体。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古代文学自觉意识还不够发展，独立的纯文学作品还没有形成，因此常常寓文于史.....另一方面，也说明先秦时期的历史著作，不少具有文学的意味，包含着不少文学创作的成分，其中有些篇章，的确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各个学术流派的交流与著书立说风气的形成。

　　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尚未巩固，以及儒学地位尚未正统化，也使得当时官方意志还没有形成较强的舆论控制，众多社会群体与思想流派在社会中尚有一席发展之地。

　　此时，修史著书多为私人行为，尚未完全纳入官方范畴。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诸如《左传》、《史记》等著作多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是过去发生事情的的真实记录，是考察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借鉴；“文”是文人墨客寓情于文、言志抒怀的文字。两者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从而形成“史笔”与“文笔”。司马迁之《史记》文史兼备，为后人书写历史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司马迁在文史未分的阶段，作为太史令、中书令，写作一本具有故事性的史书，像鲁迅先生称赞的“无韵之离骚”，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既可以使用文学加工的渲染手法，又能相对随心所欲的建构他的书写结构。

　　我太史公就写刺客和游侠了，你奈我何？又不是专为官方修史。

　　于是这些传记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不少在《史记》被放出面世前就被扼杀在摇篮里，没见过天日的 。

　　《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来源于社会下层的精神，身居“高位”的司马迁认同这一民间精神的机缘在哪里？

　　社长觉得，他把此精神载入史册，其实是一种意味深远的文化提升，关键在于司马迁自己所认同的为道义献身的精神传统。

　　这个精神传统原本属于上层士人的价值信念和追求的人文境界，它最早形成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体现了其对道义原则的探索和建构。

　　超越物质利益、强调社会责任、为道义献身的精神，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追求的，也自始至终贯穿着司马迁修史的整个过程。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前有削藩，中央政权控制level up，后有独尊儒术，思想统治plus+

　　士人们顺应时代，就只好转向治经修德，投身仕途官场。在司马迁眼中，三代上古以来不矜名利的作风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愈发利禄化的文人阶层，和庞大的帝国官僚的专制统治。

　　与此同时，汉武帝朝更是任用酷吏充当耳目和爪牙。

　　救命，这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些人应和上意，行见知故纵之法，致使大臣们噤声不敢言。

　　随着皇权的集中、禁网的严密，对民间力量的管制和打击也逐渐强硬起来，以往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自由空间也变得很有限了，他们也都必须按新秩序的要求扮演好帝国官员或帝国臣民的角色。

　　太史公赞赏这些人，在当时专制统治极其严厉的风气下，只有他们敢作敢当，能替那些善良、软弱而受打击、受迫害的人出一口气。

　　他悲剧性的遭遇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对这一群体充满好感。“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侯之门仁义存。”

　　这是司马迁心中理想的君子品性。

　　由此，他笔下侠客与刺客，淡化的是放纵嗜血和杀戮的负面形象，放大的是其言出必行、知恩图报的精神。

　　他借游侠与刺客群体，吐露的是胸中对当权者的不满，在这里，文史未分时的艺术性成为了史书的加持。

　　可谓，史韵而诗心。

　　“侠”，自太史公刻画而始，成为了人们在社会动乱和法制缺失时期的精神寄托。

　　至今，人们仍从中汲取灵感，进行文学艺术的再加工，在各个历史时期，大放异彩之机遇连绵不绝。

　　如今，荧幕成为了“侠”者新的舞台，“武侠”之后有“仙侠”，“仙侠”之后，更有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