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上）

　　基本信息

　　摘要：借助俄国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尤其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已经公开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距离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作者简介： 杨奎松，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原刊：《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在中国，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阶段，这一研究还明显地带有传统的以论带史的色彩，研究者多为党史工作者，研究目的主要集中于论证毛泽东独立自主路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客观看待共产国际与中共两者的关系，包括揭示诸如中共成立及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变动离不开共产国际等研究，还很容易受到批评。但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开放并被译成中文，也由于传统党史研究方法受到史学研究方法的有力冲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讨论，明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一些官方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认识到，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不仅需要做史实还原的工作，而且需要将其进一步深化，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和需要仔细辨析的。比如，对长期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包括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种种基本政策策略的提出和影响的问题；其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反复和变动问题，不同时期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主张；面对中国的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对共产国际政策方针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中共的哪些做法与共产国际政策方针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吻合的，为什么，等等。【李忠杰：《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研究专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近几年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能利用新的档案史料，提出或揭示出新的史实，因而也做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解读，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注意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做出的新的研究中，还是存在着不那么符合历史研究要求的旧的说法和旧的观念。比如在发现并肯定苏联、共产国际曾努力向中共提供各种“无偿的”援助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大都会去讨论其意义问题：一方面承认这种援助对历史上的中共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也委婉地同意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云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几乎都会补充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在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考虑的。”或者说：“这种援助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袁媛、陈荣达：《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究》，《红广角》2011年第10期；马晓华、张泽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援助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等等。】同样地，对于那些从传统党史角度来看，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都明显犯了错误并遭受了损失的历史事件，即使在利用大量新史料揭示出诸多新史实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者也还是习惯于下判断、作结论，坚持把这笔历史“旧账”算到共产国际的头上去。正如本文拟讨论的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共产国际”问题，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依照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传统党史对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在应对福建事变问题上的严重失策是有过定论的，即认为事变的发生给当时身处严重危机中的中央苏区和红军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军事被动局面的重要机遇，但临时中央坚持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政策，导致这个机遇白白丧失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页；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9页。】改革开放后，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研究禁区不复存在。作为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中央，自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应当对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失败或错误负责。如此一来，《决议》中的不少说法被突破了。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临时中央的错误要么被归结为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责任，要么干脆被归结为共产国际的责任。至于对这一错误的性质及其影响、作用的认识和评判，则没有多少改变。【张运洪：《论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卓志宏：《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刘峰、周利生：《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几乎所有归责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依据的都是俄国学者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这本档案资料集里集中披露的档案文献，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或回应过这些俄国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专家们在资料集前言和导读中对相关史实的新解读，包括他们不同于中国研究者的对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指导责任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9—20页、导读第11—14页。】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应该存在的。

　　当然，无论是就史实还是就逻辑而言，认为在应对福建事变过程中，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是临时中央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此种泛泛而言也未必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今人大多会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同为学术研究性质的历史研究。运用史学的方法做研究，小心比较、考证、辨析，仔细勾连各种史料及其与史事之间的关系，以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并重建史实，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是第一位的。仅仅满足于借助若干新史料，给已有的结论补充一点新史实，这样的研究不仅过于简单化，也丧失了研究的学术价值。

　　具体到像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应对与作用等史实性研究，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相关研究至少还应该在方法与观念上有所推进，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细化。比如，我们需要摒弃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研究上司空见惯的大而化之的归责式或结论式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弄清楚和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档案究竟应该怎么读？能够简单地凭借回忆史料来建构历史吗？如此等等。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因此也并不打算就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的应对策略及其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做任何系统性的描述或解读。选择就这一时段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做讨论，仅仅在于它发生的时间短促但史料丰富，而已有的研究不仅严重不足，而且需要商榷的问题还颇具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以下提出的仅是一些个人的看法，以供关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者参考和讨论。

　　一、谁是“共产国际”？

　　1980年底，笔者首度开始准备做中共党史的论文。在第一次读到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时，笔者曾注意到该决议与传统党史，特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论证方法不同。它用来批驳博古中央军事路线错误的“尚方宝剑”，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而是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它列举的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几条重要指示都显示，要么共产国际并非如人们当时所认为的是1933—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不顾实际的所谓“进攻路线”的鼓吹者和推行者，要么就存在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不同的“共产国际”。【《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58、159、166页。】

　　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共产国际”，也是笔者当时读李德回忆录【［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时产生过的疑问。这位自称“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3页。李德的说法不准确。从远东局负责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来往文电中可知，李德来华执行的是苏军参谋部第四局的任务。该任务主要应该是进入苏区做军事情报的搜集整理的工作。为进入苏区，他首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做进入苏区的准备工作，然后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同意，改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往中央苏区，同时执行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务。参见《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摘录）》（1932年12月初）、《皮亚特尼茨基给格柏特的电报》（1932年12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64、288页。】的德国人，谈到当时对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应取的态度时，讲到过两个情况：一是他所了解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革命的不同系统和层级，一是“共产国际”不同机构及其负责人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和分歧。

　　就前者而言，用李德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派到在江西的中共中央去的“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35页。】，他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军事代表M·施特恩（弗雷德）。李德作为弗雷德的助手，其职责主要是随时汇报苏区的军事状况，同时具体协调并落实弗雷德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此时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即远东局，其负责人是A·埃韦特（又译为阿瑟·尤尔特），弗雷德自然也是远东局的成员之一。李德似乎对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在组织上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很清楚，中共中央并非一定要执行来自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不论这些指示是出自远东局，还是出自弗雷德。因为，还有更上一级组织，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可以接受申诉或出面干预其派出代表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意见和分歧。【［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7页。】

　　就后者而言，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无论是对蔡廷锴十九路军提议与红军缔结反日反蒋协定一事，还是在应对福建事变发生后红军作战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之间都存在不同意见。他自称，最初埃韦特和他意见一样，都认为应该按照共产国际1933年1月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争取与十九路军结为同盟，并在军事上共同行动。而弗雷德一开始就坚持“先打后谈”，反对马上与蔡廷锴这种“不可靠的家伙”缔结协定来捆住红军的手脚。福建事变发生后，他相信弗雷德说服了埃韦特，因此以远东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拒绝在军事上帮助十九路军共同抵抗蒋介石进攻，要将红军主力转向湖南方向的冒险计划。李德声称，因为自己受弗雷德领导，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只能以反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异议为掩护发电给上海，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意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5—86页。按照《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里面的说法，博古、李德等的反对，只是改变了远东局提出的将红军主力调往湖南方向的计划，并不是赞同红军留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因为他们实际上还是在将红军主力西调，包括“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65页。】

　　李德的回忆形成于中苏冲突白热化的年代，具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严肃的历史学者很难不加考证地引以为据。再加上当时条件下俄国档案披露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长时间以来，人们也只能很笼统地使用“共产国际”这一概念来认定莫斯科作用于中共的史实。但进入本世纪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档案文献有相当数量被编译成书，包括直接关系到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以及福建事变的档案文献，也在2007年以后在大陆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在此种情况下，继续不加分析地把所有发生在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问题统统归于“共产国际”名下，不仅不合乎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而且也不能达到还原历史真实的最起码的研究目的。

　　依据现有档案史料，我们可以肯定，上述李德提到的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李德或许不了解或没有讲清楚，弗雷德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即远东局的成员，必须接受远东局负责人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韦特的领导。而这位远东局的领导人，不仅因职位的关系，而且因个性的原因，并非那种可以轻易接受弗雷德劝告而改变自己意见的人。相反，弗雷德拟定的几乎每一份军事计划书或相关报告书，多半都还得经由埃韦特批准同意后，才可以发给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或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由此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求证才能做出判断的一些复杂情况。比如，仅就福建事变前后这段时间，究竟红军的哪些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是受到了弗雷德计划的影响，哪些受到了埃韦特修改过甚至是改拟过计划的影响，哪些是受到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主张的影响，哪些其实是身处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自己的决定，这些都不能简单地仅凭字面来做判断。

　　之所以需要提到这一点，首先就在于已经开放的俄国档案透露，早在11月福建事变爆发前夕，埃韦特和弗雷德两人的关系就已经恶化到几乎无法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步。至12月下旬，两人都再也忍受不了对方，因而都去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一个控告对方“越权”，一个控告对方“专制”。按弗雷德的说法：他起草的作战计划稿，几乎“每次”都受到埃韦特的驳斥，“电报或者没有发出，或者他把电报的意思改成相反”，或者弗雷德的草稿交去后，埃韦特从其中抽出一些段落，“加入到他的新草稿中”。总之，埃韦特只把他认同的稿子当作远东局的意见发给中共中央，而弗雷德有时甚至不知道埃韦特发出的军事电报的内容是否真的是他的意见。【《施特恩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16日、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35—638页。】

　　从埃韦特的控告信中我们可得知，两人的冲突至少从10月下旬就开始了。【《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29页。】如果两人的冲突真的像弗雷德信中所说的那样离谱，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论1933年10月到12月中央苏区红军应对福建事变的军事计划的时候，自然就不能不加考据地认定问题都出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弗雷德身上；也不能说弗雷德的主意一定就是远东局的主意，或以远东局名义发出的军事电报都出自弗雷德之手；自然更不能武断地下判断说，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此时的军事计划、方案或建议等等，都是“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不仅仅是因为埃韦特与弗雷德关系所造成的混乱，而且是因为历史文献清楚地反映出，无论是靠经常出错的电报，还是靠外交信使夹带传递的报告，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此时既不能准确了解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的问题，更无法及时掌握发生在江西、福建前线的军事动态。因此，他们除了只能放一些马后炮外，对于弗雷德与埃韦特或弗雷德与中共中央之间发生的分歧，特别是对苏区战争，几乎起不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其实，从1932年应中共中央请求向中国再度派遣代表团和军事顾问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非常明白：无论是从莫斯科，还是从上海，共产国际都不能对苏区红军的行动发号施令。从已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32年秋埃韦特上任伊始，就曾想当然地想要对苏区作战行动下达“军事指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51—252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马上阻止了他的这一做法。进入1933年后，埃韦特把远东局就军事问题提出的意见统统改成了“建议”的形式，而且一再向中共中央强调说：“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1933年2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09、509页。】即使军事代表弗雷德来到上海，开始频繁发出各种军事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也三番五次地出面提醒中共中央说：“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34（Б）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96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3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9页。】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使是在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内部，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远东局和弗雷德，他们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军事方针或军事策略问题上，也常常会表现出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比如，埃韦特来到中国后，马上就站到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体一边，支持他们实行所谓的“进攻路线”，否定毛泽东侧重防御的策略主张。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一经发现即指出：“他们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方针与我们的不一致。”政治书记处因此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以回应中共中央1932年10月处理苏区中央局有关“进攻策略”与“防御策略”争论的指示为由，委婉地提醒说，我们认为：“在解决军事战术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电报据此还对当时鄂豫皖红军主力主动跳出包围圈向四川转移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电报固然表示并不反对进攻城市，但强调，一是“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二是要能够里应外合，即要“从内部开展行动”；而“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总之，电报不认为红军有进攻中心城市的条件和能力，因此，他们强调：有机会夺取城市时必须要掌握一条原则，即“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354页。】不难想象，这一指示电对个性极强，且正雄心勃勃地力图用进攻而非防御来挫败国民党“围剿”的埃韦特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刺激和反应。【埃韦特不仅逐条反驳政治书记处电报提出的主张，而且相当情绪化地表示：“我请你们再不要对当时过于笼统的指示发表什么意见。”“恳请你们能始终将这样内容的电报（先）发给我们”，不要直接发给中共中央。《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93—395页。】

　　又如，对于福建事变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把红军西调，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挺进的所谓弗雷德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尽管得知较晚，也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其电报明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个计划是不利的。特别是得知弗雷德对中共中央颇多抱怨，对李德不能说服中共中央接受他的计划十分不满的情况后，他们更是直接去电给弗雷德，强硬地表示：“我们反对您的计划，并可以得知我们对您职责的看法。为了避免发生这种误会，最好您去中央苏区。那里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建议，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5、7页。】正如俄国学者所指出的：该计划不仅遭到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且也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定了。【《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4页。】我们很难不加分析地简单利用诸如王明、李德回忆中的说法，来谈论它的危害性。【李德认为是弗雷德的方案以及他坚持的态度阻碍了中革军委做出正确的决定，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王明更是声称：弗雷德“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西岸（江西湖南一带）”，共产国际执委会去电要求将红军主力调回福建时，弗雷德还拖了些时间才回电说：“已经来不及了。”分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8页；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56页。】

　　二、如何读“共产国际”档案？

　　俄国这些年来开放的共产国际档案无疑是中国研究者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俄国相关档案文献陆续开放已超过20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研究成果看似利用了俄国档案，但无论是史实还是论点，不少仍旧在既有的窠臼里打转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主要问题恐怕一是方法上的，一是观念上的。

　　方法上的问题看似不大，却影响不小。俄语的问题、去俄国查档的问题等姑且不论，今天不少研究发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文章的研究者，明显缺乏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和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历程的系统性了解。这种缺乏造成了很多“灯下黑”的局限。我们一些研究者守着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档案史料，却不知其新意所在，甚至分辨不出史料之所属，或张冠李戴，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此种情况在讨论福建事变过程中共产国际作用问题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

　　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在1933年9月下旬福建前线红军指挥官与十九路军代表首度直接交涉期间，身处最高指导地位的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没有就红军与十九路军此次交涉谈判方针问题发出过一份电报指示。在前些年编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文献集中，我们只能看到9月27日和29日两份标明由远东局发出的电报指示。因此，如何解读共产国际对这次交涉谈判的应对策略和指导方针，就成了一件众说纷纭的麻烦事。

　　有研究者也许是意识到莫斯科发声的重要性，因而主观认定27日电一定是从上海发出的，29日电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出的。【此说显然有违史实。事实上此件档案的俄国编者在该电文首页已有脚注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此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在另一个脚注中也可以看到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米夫几天后的批注：“归（档）中国机密文件。”亦即该件及其附录系来自中国的文献，应归档中国机密文件。】其后的研究者或许注意到如此改变毫无史实依据，而且大家也早就习惯于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出的声音直接等同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声音。即使这两份电报的策略基调存在明显差异，只要能把两封电报中部分词语联系起来，证明共产国际一贯无心认真对待协定，只想要瓦解对方就够了。【目前笔者只见到黄道炫在他的著作中正面评价了远东局9月27日电。见氏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因为满足于这种归责式的研究，且缺乏对远东局工作方式的了解，迄今都没有人对为何远东局只有这两份电报指示一事提出疑问。

　　众所周知，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坚持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而红军与十九路军接触谈判明显属于上层统战。在上海直接负责指导中共政治军事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又怎么可能在双方9月22日即开始接触谈判四五天后才去电发声呢？而且，只要细心一点即能发现，9月27日电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同十九路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它清楚地显示，这封电报绝不可能是远东局就谈判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此前他们已经与苏区党和红军就此有过多次通电，对谈判经过、内容和发展进度十分了解。很显然，即使从归责式研究的立场出发，恐怕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依据这两封电报来下判断，而应查找远东局从9月22日得到苏区通报开始，接连几天指示电的主张和逻辑，再来判断远东局此时的基本态度和策略主张究竟是怎样的。

　　为什么众多研究过福建事变过程中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没有去查这些电报？这是因为，直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文献集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前，中文的相关档案资料出版物中还从没有出现过福建事变期间标题上标明是“远东局……电报”的历史文献。该资料集中文版出版后，人们也只能在其中看到9月27、29日这两封与9月下旬谈判有关的标题为“远东局……电报”。而多数人又不熟悉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封电报（其他很多也是如此）的标题都有编译者的注释说明：“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6、512页。】这是何意？这其实是提醒我们这两封电报的原件没有落款，即没有注明发报人，27日的电报甚至没有标明收报人。换言之，所谓“远东局……电报”，是保管者或编辑者后来根据内容判断添加上去的。如若能够注意到这个情况，应该就可以促使我们的研究者回想一下，在与1933年9月下旬这次交涉和谈判直接相关的其他档案资料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有，再根据内容和其他往来电文，应该就有可能在早已披露的中文文献中找到其中的部分指示电了。

　　这里不拟介绍笔者考证它们的经过和理由，但可以提到的一点是，能够被印证的几则电报都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档案中翻译而来的，它们中有的也保存在我们上面提到过的米夫批示归类的那个“中国机密文件”全宗里。改革开放后在内部出版的资料集里，这几则电报的发报人或被标成“上海”，或被标为“中央局”，或被标为“中央”。凡使用过这几则电报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它们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的，尽管其动机主要是军事上的，但绝对没有对谈判不要过于真诚认真，“而应立足尽量对其利用并从内部瓦解之”这样的文字。只不过当引用者简单地依据标题弄错了发报人之后，原本是远东局的意见自然也就变成了中共方面的主张了。

　　要证明远东局此时的态度，特别值得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几乎在与福建前线谈判的同时，李济深、陈铭枢的代表朱蕴山、梅龚彬和彭泽湘三人当时也在上海，透过中间人找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并再度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远东局发生了关系。朱蕴山三人交给中间人要求帮助转递一份据称是《十九路军司令部的建议书》的资料。这份建议书及其相关文献，后来和远东局9月27、29日电装入同一个外交邮袋，于10月22日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在26日被米夫批示归入了“中国机密文件”档。

　　该建议书和李济深、陈铭枢给三人的介绍信可以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集中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1933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16—520页。】但编者所起标题，即“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其实不准确：第一，此件内容只有三个，一是介绍信，一是中间人（译为“联络员”）胡鄂公（编者注为“胡爱公（音）”）转达的送件人朱蕴山提交的对十九路军建议的说明书，以及要求紧急答复的三个问题，并非是发件人提交的“报告”；第二，发件人应该不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收件人也不是远东局。笔者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从资料集编者漏编的、同时送达的远东局军事顾问弗雷德的答复信的草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济深、陈铭枢的代表所找的交涉对象，和6月份一样，仍旧是共产国际。【1933年6月10日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电明确讲：十九路军司令蔡廷锴通过廖仲恺夫人联系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埃韦特，要求他不要与任何人直接进行谈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6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43、445页。】

　　弗雷德起草的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也是9月27日。他在信中写道：“我授权向你们转达以下意见”：我们不愿意怀疑你们的意图，但显然应当寻找其他途径来顺利地进行谈判。我们知道你们已派代表在同我们的朋友红军谈判，也只有红军才拥有直接解决问题的全权，而合适谈判的地点也是在接近前线红军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了解红军福建军团司令部提出的建议，如果十九路军同意这些最低限度的建议，并立即开始实行，红军就会停止对十九路军作战，并且不再去威胁延平。“希望能收到你们对于我们关于十九路军和红军达成协议的军事建议的回答，（和）对于所提出的在十九路军现在占据的福建地区要实行的政治措施的回答。”更重要的是，你们迄今还没有采取任何你们谈到的反对蒋介石和陈济棠的行动，仍旧在同红军作战，“如果你们想让我们相信你们的话，就希望你们采取另一种行动”。【《致李济深和陈铭枢将军的全权代表朱蕴山（朱小北）、梅龚彬、彭尧雨（音，即彭泽湘）先生（草案）》（1933年9月27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801，第118—120页。】这封信稿的观点和态度一目了然。事实上，从得到福建前线和瑞金中央的通报之后，远东局的指示都在强调，要尽最大努力，以获得军事上的保证为基础达成停战协议，哪怕是暂时的停战协议。【《关于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几个文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29—230页。注：此则电文即系远东局的电报，只是编译者当年误以为应该是中共中央的。另，该电文有两种译文，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结尾处的一句话。常见的译文是：“关于上海方面与十九路军接触的情形，最近去的同志可通知你。”另一不常见的译文是：“我们的军事顾问了解上海‘谈判’的内情，可以向你们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

　　当然，相较于某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在观念上不做改变，或习惯于先入为主的话，发现再多的档案文献也无助于客观还原历史真实。历史的重建，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研究者对历史文献等史料的引用、概述和解读。选择引用哪些史料或文献，如何概括其内容，包括具体引用史料或文献中的哪句话、哪段文字，做怎样的解读，都决定着重建的历史究竟是更接近历史真实，还是只是研究者主观意志的一种反映。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未必能做到每一份文献史料的解读都客观、准确，但我们至少要注意提醒自己：主观性、批判性、价值判断意识过强的话，任何史料或文献都会因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有倾向性的概括、引用和解读，而失去其作为历史真实的论据的作用。

　　上文中提到的对远东局27、29日电报内容的引用和解读，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封电报被不少研究者拿来当作“共产国际”对十九路军政策极端错误的重要例证。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直到27日，远东局对谈判的态度都是乐观其成的。因此，27日给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中也清楚地流露出乐观的情绪。但即使这样一封明确认为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完全可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的电报，依旧被我们的研究者抓住一句“始终存在着19路军不执行停战条件的很大可能性”，然后将其与29日电报中几句相对消极的说法拼接起来，拿来当成共产国际只是想要利用谈判来迷惑对方，以便“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对方”的重要证据了。【刘峰、周利生：《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凌步机：《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等。】

　　笔者之所以不认同我们一些研究者对这两封指示电所做的解读和判断，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即两电文字面意思所反映的对与十九路军谈判的态度和主张是有明显差异的。如果我们的研究者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性，应该是很容易就能看出两封电报字面上的这种不同。可是，如果我们主观上就认定“共产国际”是反对与十九路军合作的，相信它总是在盘算如何能够从下层瓦解其武装并争取其士兵的话，那么，这种字面的差别再明显，往往也看不出来。更何况，这段时期共产国际还处在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过渡期，对所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政客还都抱着高度警惕、戒备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只相信贫苦工农及工农出身的士兵是唯一可争取和依靠的力量。他们此时的策略主张再灵活，也还是很有限的。要想找到他们在赞同进行上层统战尝试的同时强调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原则，反对信任谈判合作对手，甚至时时想要夺取对方的士兵和群众的文字，轻而易举。

　　早些年，共产国际相关档案还没开放的时候，找不到能够直接证明共产国际反对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史料，有研究者就用其他间接的材料来证明。比如，当时很流行转引一则来源不清的共产国际要求揭露国民党广东派反日宣传假面具，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电文。【目前见到最早引用这一史料的，是方长明的《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引文未注出处。后来的引用者大都直接转引该文。】问题是，这种明确指向对广东陈济棠一派人的电文，能够简单地拿来当作指向十九路军的政策方针吗？而且我们稍细心一点即应注意到，中共红军当时与十九路谈判合作的政治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十九路军既要反日反蒋，也要反对广东的陈济棠。【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1933年10月1日）、《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7、523、534页。】换言之，即使共产国际某个部门此时确有这一要求反对广东陈济棠的指示，它也证明不了共产国际主张同样如此对待蔡廷锴，反而还证明了共产国际当时确实很重视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因为共产国际很在意蔡廷锴反不反广东陈济棠。

　　远东局9月29日电为什么会不同于27日电呢？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地认定什么的话，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亦即基于对电报的形式、文本以及文本所涉及的史实，再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理当不难发现远东局态度变化是有原因的。造成远东局这时态度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所有研究福建事变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问题的学者所熟知的苏区北大门黎川的意外失守。远东局直到27日都在极力推动谈判划界停战，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北线形势告急，蒋介石中央军大举推进，急需福建东方军集兵北上。读其27日电文，可知其主要内容都是在强调东线没有危险，“目前19路军没有能力发动攻势”，绝对不要同它作战，无论如何要达成停战，真正要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反蒋斗争中取得成绩的话，19路军就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6—508页。】

　　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他们最担心的情况就发生了。28日，黎川突然失守，原本与十九路军谈判所据有的优势地位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因此，29日的电报已经不可能再去谈什么与十九路军应该如何完成停战谈判的问题了。这封电报完全不同于远东局前面几天的各指示电，谈的并不是谈判策略问题，而且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讨论的是如何扭转战场形势的军事行动方针，而且是发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回忆前文所介绍的远东局内部分工和人员情况，相信读者应该能够意识到，这封电报是弗雷德起草的。无论从弗雷德此前的言论，还是从李德等人的回忆中，我们都不难了解到他对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更不信任，也更多戒备。在此一危机情势下，他要考虑的是如何不使十九路军因蒋介石军事胜利和大军压境的刺激，翻脸加入到蒋介石的阵营里去。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详细规划了如何夺回黎川的军事部署后，在电文的末尾提出了几条防备十九路军突然翻脸的“策略”：第一条就是要把游击队放到十九路军的后方去造成一种牵制力量；第二条是要继续进行初步的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争取能从内部瓦解它；第三条是一定要表现出不同十九路军作战的愿望，即使必须要从已占领土地上做退让，也要忍受，因为“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它作战”，“我们应该推迟同19路军算账的时间”。【一天多后，埃韦特和弗雷德分别就突变的形势及其应对策略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报告，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此时的担心所在和他们对与十九路军谈判合作问题转趋悲观的原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1933年10月1日）、《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14—515、522—523、534、540页。】

　　坦率地说，就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作用问题的研究而言，类似于上述远东局27、29日电的解读问题还有不少。惟限于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