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 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下） | 文化纵横

《文化纵横》2020年8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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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陀

【导读】当前的疫情危机正引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现有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疫情危机的无情考验。“世界将向何处去”这一古老而现代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为此，《文化纵横》与李陀先生进行了一次跨越大洋的对话。全文25000余字，主要观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疫情危机的来临，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的演变，使得当代世界的总问题发生了改变，20世纪以来形成的知识/理论框架已经无法使人们准确地认识和把握21世纪的问题；

第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因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哪种形式，都是在社会主义的不断挑战中走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参照物；

第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成为世界范围思考人类问题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现象，而中国社会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复杂性，这就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知识界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研究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复杂性，这是理解整个现代中国问题的基础。我们需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探寻新的更加实事求是的分析框架，而不是躲躲闪闪绕着走。今天全世界都向中国发问：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是谁？要到哪里去？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份至少自己满意的答卷。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8月刊（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文化纵横》：在你所描述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美左翼对资本主义当前矛盾的批判与行动，更多具有你所说的“中产阶级”化的倾向。对于欧洲左翼的这种思潮演化，你能不能更概括性地加以说明？

李陀：这涉及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究竟有没有中产阶级？如果有，如何定义中产阶级？如何确定其社会位置？特别是如何给予阶级分析？围绕这些问题的著述和论述太多了，在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等领域，都是很热的学术和理论话题，议论纷纷，即使想做一点“概括性地加以说明”，也十分困难，不易说清。

我只能说，我自己做的选择是：不但认可中产阶级的历史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认可赖特·米尔斯在其1951年写就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对新中产阶级特征的描述和评判（虽然讲的是美国，但是所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认为“二战”前后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中产阶级为我们带了新现实：一方面，这对过去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对立作基本框架来认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的习惯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的阶级存在，这个“新阶级”介入了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无论其建设性，还是破坏性，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异和更新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应该单独立项做具体的研究。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也应该在这个大题目的范围之内。

为了不说得干巴巴，还是说点具体的吧。前些日子，我把萨特的《语词》又读了一下，这本“自传”被看作萨特以精神分析方法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做分析的书。不过，既是自传，书中毕竟有不少“写实”的内容，其中的很多细节让我不能不生出很多感慨。在他的儿童时代，他的苦恼是什么？不过是在卢森堡公园嬉戏的孩子们，都看不上他，都不带他玩儿。“贫穷焦虑症”的种种煎熬和滋味，离他太远了。他的童年，只有两件事让他挂心：读——祖父的书太多了，塞纳河边书摊上可以挑选的旧书旧刊太多了；写——他不过十岁就已经自认为是个作家了，着急的是自己的写作能不能被祖父和母亲认可。有没有别的忧虑？当然也有，不过那都是大致幽困在“自我”的心理藩篱之内的小愁绪。也许我夸张了，一个有着这样又平静又纯粹的幸福童年的思想家，他选择以“自由”这个美丽的让人人向往的概念做终生思考的方向，不是很自然吗？不是合情合理吗？甚至于，不是很必然的吗？（对这一点，他《死无葬身之地》等几个剧本，比他的哲学著作表达得更清楚。）

当然，你可以说萨特毕竟是个别例子。可是，如果我们对巴黎高师这个法国思想家的摇篮做一点调查，不难发现从这个摇篮走出来的诸多人物，不论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其成长背景都和萨特大同小异。他们大多都有一个中产阶级或更富裕的背景，并且除了正好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还都有出校门进校门出入“三门”的经历，最后又都进入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操弄思想潮流的学院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我常想，仔细琢磨这些东西，其中可以深入做研究的题目真是太多了。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标本，是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代表人物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这些知识分子（也许有人觉得这个圈子的人物距离今天太久远了，可是“典型”永远不会过时）。这个“圈”的人，虽然都大名鼎鼎，可其实什么行业都有，不但有作家福斯特，有做艺术批评和美学的克莱夫·贝尔和罗杰·佛莱，有经济学家凯恩斯，而“圈”子外和他们过从甚密的，还有哲学家罗素、T. S. 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是精英里的精英。是什么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而且联系得如此紧密，几乎成了迷人的神话？追究起来，因素自然很多，不过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他们共同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

现在有些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把文化趣味看作是中产阶级得以建构起来的主要因素（如约翰·斯梅尔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就很典型，它把文化趣味当做中产阶级形成的一个特殊机制），这我不赞成，但是可以把“趣味”当做阶级分析的一个入口。这么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一个明显的特征，恰恰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文化趣味：这不但体现在他们都出身剑桥——“剑桥人”共同享有的剑桥文化是举世闻名的——而且体现于他们日常生活中对高雅品位的追求，体现在他们还把这种品位渗透于哲学和艺术的发明和发现，体现于他们共同对现代主义的迷恋，体现于他们还把这种迷恋转化为文学和美学的实践。而且，由于这些实践的综合，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上，布鲁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一直认为，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是中产阶级（更准确一点是新中产阶级）为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社会理想所进行的文化建设，也是一种让这个“新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区别于老中产阶级和小市民阶级的新文化。这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复杂而长久的遍及哲学、美学、文学的思想冲突，而且一直影响到当前。虽然关于这些冲突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对之专门做阶级分析的，实在不多。总之，如果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只是个例子，那么一下个问题来了：这是不是例外？想一想类似这个文化圈的各种“圈子”，是遍布现代知识界的普遍现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生活状态。那么，在其他领域中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形？且也很普遍？

这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一些情况。

就欧美主流理论的变迁来说，不管立场和倾向有多少差异，只要有所创新，差不多都受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之交产生的几个理论突破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尼采和弗洛依德，还有稍晚一点的结构主义。而且，如果说前一代理论传统往往对后一代思想家有“影响的焦虑”，那么在20世纪的很多学者和理论家那里，我们看到的“焦虑”并不明显；相反，你会感觉到当他们引入尼采和弗洛依德以发展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更多是某种快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里，这个现象也很明显。你要是检索一下近百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也都和尼采、弗洛依德或者结构主义（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如弗洛姆，就直言要用弗洛依德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而且影响很大。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他的作为不能不让我们提出疑问：如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和《资本论》的大方向有没有出现偏差？当然，你可以质问我，难道弗洛依德不是的确在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吗？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的确对人的心理因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个方面有所疏忽、论述不足吗？那么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做补充有什么不好？

对此我有两个回答：一是弗洛姆并不是“补充”马克思主义，他是先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他所规定的人道主义，然后进行了伤筋动骨的改造；二是我这里关心的不是如何评价这种改造，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此有太多的讨论和争论，我的疑问不是这个，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弗洛姆并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这些年左翼理论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学术趣味”（让人不禁想起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共有的文化趣味），那么它和《资本论》的大方向有没有偏离？如果有，原因是什么？这和我们这里讨论了半天的新中产阶级在20世纪的崛起有没有关系？既然当代进行符号生产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已经进入体制的学者和教授，他们大约都具有中产阶级的身份，那么会不会或者有没有已经出现了某种中产阶级的左翼？或者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疑问盘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但是问题太大，每想起，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予评断。但是，随着2008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以《资本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当代的思想形势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诉求——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里，我想我的这些疑问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讨论的。齐泽克这个人喜欢到处演讲，一方面宣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又一再很认真地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虽然他的思想经常花里花哨（整天罩在拉康的阴影里，他似乎只能这么思考和言说），不过他的悲观主义倒可能是实话。早在1949年，萨特在回答有关当时的“世界公民运动”的一次询问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拒绝介入具体的、现实的政治，那么运动只能招徕“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某些正直的、惶恐不安的、变化不定的、毫无政治经验的阶层”。他这说法，让我联想到齐泽克，他的悲观主义的根子来自哪里？是不是因为他来自萨特所说的某些“阶层”？

《文化纵横》：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演进的视角来看，从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视角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国又是如何在广阔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以自己漫长的历史经验与思想方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李陀：我觉得思考这一类问题，是不是可以缩小一些，在一个相对比较具体的范围里思考更好一些？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震惊了世界、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奇迹的改革开放，都是有成功、有挫折的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这种复杂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这样或那样的难以调和、也难以认识的某种矛盾会变得十分尖锐，成为社会诸矛盾中的一个关键结——这样的矛盾/关键结，往往会形成一个历史难题。可是，由于这样的难题很少能够一下子以正面方式解决，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有意绕过。这不仅在以往的历史中，而且在今天的现实里，也是如此。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至2019年的GDP已经达到14.34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可是另一面，中国的基尼系数2019年已经达到46.5%，而美国2018年的基尼系数为48.5%—这两个数字也同样惊人，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基尼系数竟然相差无几，怎么回事？这需要解释，可是解释起来并不容易，是我刚才所说的“难题”之一。在这些难题面前，简单地对改革做肯定和解释，都是难以说服人的。深思起来，问题复杂得多，例如，既然这是在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发生的，那么它是为了“拼经济”而不能不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是由于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里，如阿明揭示的那样，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工不得不处在这种全球性现代剥削体系的最底层所造成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这个体系和中国的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其中由种种交叉、阻断和纠缠所组成的矛盾该如何分析？这都是需要做细致研究的。

当然，不愿意下这种功夫的人，往往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并无秘密可言。其中一个的说法是，中国由于改革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已经滑入全球资本主义，因而形成这样严重的贫富分化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回头路已经没有。但是，这样的看法却面临着不少反证：投入全国之力进行几千万农民脱贫的大工程，并且立下一个不论是大江南北还是边疆塞外，都一律要在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这样没有一点市场精神的坚硬指标；宁愿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包括迫使很多企业倒闭或转型，以实现对绿水青山的保护，努力让14亿人口和自然生态之间保持平衡；明知道短期内收益不足以抵债，可能出现一个威胁经济全局的灰犀牛的大风险，坚持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还有，即使国营企业存在种种问题，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巨大的矛盾，也带了种种经济风险，因而在国内外为人诟病，批评的声音接连不断，但整个改革仍然在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方针，坚持国有企业的建设和发展，等等。

这些违反市场规律的经济行为，在几十年的改革进程里实在是不少，可是往往被看作很自然的事，似乎本应如此，要不怎么叫改革？其实，如果细心想一想，这些行为都是不能用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给予充分解释的，世界上有哪一种资本主义会做这些不仅不符合市场理性，也违背“经济规律”的疯狂事情？只是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然遇到我刚才提出的那一类困难：这些东西和中国的体制是什么关系？这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吗？那么“石头”是什么？“河”又是什么？其中由种种交叉、阻断和纠缠所组成的矛盾该如何分析？能不能找到新的分析框架？从而摆脱肯定和否定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

如果把眼光转到更多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类似如此复杂，不容易得到简单答案的情形就更多。就在去年，网络上展开过一场关于996工作制的大争论，很值得注意。本来这种工作制早已经通行全国，一方面大家习以为常，实际上被合理化；另一方面，996的安排早已让成千上万的白领们筋疲力尽，特别是中青年族群猝死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然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谁也没想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马云竟然抛出了一个讲话，他不但肯定了996工作制，甚至还说：“我个人认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马云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麻烦。然而，这样的“幸福观”很快在网络上引来一片“骂帖”，于是一场网络大讨论或大辩论由此而起。

现在回头再看，这是一个茶壶里的不大不小风波，不过很值得琢磨。首先，无论攻方还是反方，虽然都认为996工作制明显是违反劳动法的，可是其焦点很快变成了当代青年人是否应该有“奋斗精神”，它是不是属于某种正常的“公司文化”这样的论争，以至于996工作制不合理的真正核心问题，或者与核心问题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一些其他重要的问题，都完全没有涉及。比如，这样的一个制度，究竟怎么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可以忽略，可以同意，并且悄悄绕过劳动法的合法性？怎么就被国家、社会和个人默认了？这制度和经济改革有什么样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它和阿明说的那个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跨国剥削体系有没有关系？还有，为什么当996终于引起青年人的气愤，群起批判和质疑的时候，不少人却很乐意把问题具体化、微缩化、原子化（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以独立“个人”做出发点来解释世界的原子论逻辑，一个所有自由主义思想不能不依赖的本体论基础），当作个人求发展的某种个人选项来讨论？所以，一场看似茶壶里的风波，其中隐含的问题可是一大堆，有实践的，也有理论的，都不简单。

当然，要求参与讨论和辩论的青年们对这些问题做深刻的理论分析，是不现实的。不过，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怎么没有看到知识界、思想界里有人发声？理论思考本来不正是专家、学者们的专长吗？怎么一点涟漪都没有？你可以解释说，每天新鲜事这么多，很多人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件事。可是在今天，既然网上任何一只蝴蝶翅膀的抖动，都会形成一场风暴效应，怎么这只蝴蝶就一点也没有引起注意？而且，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知识界关心了、介入了又如何？能把这辩论中具体问题抽象到一个理论层次吗？能把它们和全球资本主义化这样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讨论吗？能把996工作制这一个具体问题复杂化，联系劳工历史，联系20世纪服务阶级的兴起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新结构，联系政治经济学，从而揭示隐含其中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吗？我很怀疑。

自“文革”以后，国内的知识界主流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对《河殇》所象征的“文明”的迷信，改革岁月里不少波涛风浪，可这种迷信像一团迷雾，一直和千万知识分子一路相伴而行，从雾中眺望，远方总有一片蓝色的海洋让他们神往——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各种变身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得以盛行几十年，这种神往正是其思想基础。即使到了今天，亲身经历了西方中心论在精神上的崩塌，又亲眼目睹了世界性民主制度的危机，他们是不是能够从浓雾中走出来？很难说。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在漫长的几十年里集体右倾，不是批判而是肯定资本主义，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史上是罕见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奇迹—— 一个非常沉重的“奇迹”，因为它正好夹杂于为世人惊叹的改革奇迹之间，两个奇迹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和知识空白——贯穿于20世纪的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艰难思考，就被这空白虚掉了。想到这样一个背景，996工作制风波遭到知识界完全的盲视，或者见到了也有意忽略，那有什么可奇怪的？

最后，再说几句和刚才所说有联系的另外一些话题。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世界疫情大暴发之后，西方不少学者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而且，无论是对这变化做出必要解释，或者是为顺应这变化来调整今天的现有秩序，还是展望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都已经离不开中国。这种情形当然会让世界上很多人都不适应，特别是欧美世界（政界、商界、军界、学界——所有各界和千千万万普通大众）尤其不能适应。从作家的观察角度去看，我几乎可以体会他们为此而产生的那种感情和心理的双重痛苦，那是难以形容的痛苦：一个两三百年来被他们一直轻蔑的民族——“支那人”，突然之间（从历史的尺度来看，是一刹那间）一跃而起，变成了世界舞台里一个中心角色，无论什么节目，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演不成，就算勉强演出了，也容易流为一场搞笑，这是多么让人难堪和尴尬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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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不但能想象，还有些同情他们这种痛苦。认真分析起来，可以就这复杂的感情写一本精神分析的书，书名就叫《世纪之交的痛苦》。不过，以这样一本书去理解和认识西方的右翼比较容易，因为从世纪之交开始发生的这个全球性巨变，让他们觉得五百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精神的，物质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正在像融雪一样在眼前消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财富忽然开始迅速贬值，甚至可能千金散尽不复来，谁能不心急如焚？——为什么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快乐日子会那么短暂？为什么突然历史宣布自己没有结束？为什么冷战寒气一下子重返人间，让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觉出寒意？一切都并不奇怪。

可是相比之下，欧美许多地方的左翼情形又很不一样。他们对这新形势的反应，尤其是对中国问题的反应，并不能用痛苦或焦虑来形容，其中有很多模糊和暧昧。回顾起来，20世纪以来，这些左翼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如萨特、阿尔都塞、阿明），对中国的革命和改革的态度大多都相当暧昧；你去读他们的理论著述，本来应该提到或者说到中国的地方，都是小心翼翼，或者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或者环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是不提也罢。

说实在的，这种态度一直让我很是诧异：难道不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20世纪根本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吗？社会主义的理想，经历了几百年的酝酿和发展，不是在列宁和毛泽东手中第一次在制度层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具体实现吗？是的，这两个革命在实践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这些实践以各种试验性形成这段历史里最显著的特征（两个革命里所进行的各种实验性的实践，应该做专门的研究，成为一个知识和理论的独立领域），这些试验很多都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一些失败还造成了各种严重后果，以致有些后果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宗旨和初心是完全违背的，这是事实。可是这不正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所必须思考和研究的吗？漫长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还少吗？马克思和列宁的不少著作不就已经对这正反经验做了很多研究吗？这些研究和论述不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财富吗？为什么轮到中国就不能做了呢？为什么躲着呢？为什么要绕着走？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并不容易理清楚，可眼前的问题是，形势的最新发展已经让任何人没有继续躲闪或绕着走的余地，那么为什么不能对以往躲闪的原因直接给予说明？能不能鼓起勇气有所检讨和自我批评？比如，西方中心论就是一个大可深入思考的课题——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近几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兴起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恰恰是左翼知识分子积极发动的，他们的努力不仅遍及历史学、人类学、文学各个学科，而且影响全世界，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知识的大批判、大反转。那么，他们今天能不能反身自问，也检查一下左翼自家身上有无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呢？

认识中国，认识中国革命，无论对当代哪个地方的左翼，都还有另一重困难，就是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这个革命的复杂性，是整个现代中国问题方方面面复杂性的内核和基础。当然，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很复杂，但是其复杂性又各个不同，把这些复杂性区别开来，在每一种复杂性里辨认它的特殊性，还把这种特殊性给予理论层面的说明，形成适合于今天知识环境的系统的理论表述，那就更困难。这困难谁来克服？谁最适合？首先自然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来做。可是，尽管这些年对革命和改革的研究——无论来自左边或右边，来自正面还是反面——著述和文章都已经很多很多，累积起来肯定已经是天文数字，可是，专门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复杂性做研究题目的，似乎很少。也许我这感觉不准确，也许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研究，只是我所见有限。

不过，我还是愿意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汪晖的《世纪的诞生》，一本是韩少功的《革命后记》。我觉得这两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研究的专著。因为两书论述和讨论所围绕的主旨，虽然各有所重，论述方式和行文风格也分别很大，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中国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中国改革的复杂性这三个复杂性作为思考对象，一直贯穿两书的论述之中，既是他们在叙述逻辑上构成区别于其他革命史、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等写作的鲜明特征，也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完全可以具有中国作风的证明。何况，在当今大疫情正在剧烈改变世界的时刻，汪晖和韩少功的思考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认识中国问题复杂性尤其有了迫切性。或许我们不能赞成两人论述中的一些具体意见（我自己对书中的一些看法也不尽同意，和他们有过讨论和争论），不过，真希望两书对复杂性的探索，能够对所有关切中国问题的人有所启发，有助于我们摆脱肯定和否定这种粗糙的思想方法，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探索和寻找新的更实事求是的分析框架。我还想，这两本书若能够译成英文或其他外语，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左翼有机会了解中国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那一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左翼。

在《保卫马克思》的一个注解里谈到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区别的时候，阿尔都塞说他同意这样一个意见，“黑格尔和马克思不是喝同一口井里的水”。这里可以把这句话再发挥引申一下：如果不从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和革命理论的源头上说，而是就进行革命的环境和条件来说，就这样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和斗争策略来说，就这些理论成果和策略思想所采取的语言表达来说，中国革命者——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他的前辈，还有他的学生——和欧洲的革命者其实“不是喝同一口井里的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之根源可能就由此而来，并且也形成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思想生活里一个长期的难题。这么看，他们总是躲躲闪闪绕着走的那种困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同情的。想一想，即使他们认真读了汪晖和韩少功的书，就一下能理解吗？就能一下转过身来，很乐意地尝一尝中国井里的水吗？好像不很容易。不过，这也用不着太在意，关键还在我们自己。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又罕见的机会——全世界都在向中国发问或追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是谁？你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能不回答吗？能不努力给出一个至少自己满意的答卷吗？

—  2020年8月新刊目录  —

▍域外

美国：重回“分裂之家”

吴 双

▍特稿

01.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

李 陀

▍封面选题：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

02.疫情危机与中国思想界的任务

柯贵福 郑 涛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魏南枝

04.美国长期金融资本向何处去？ 

唐毅南

05.多难兴盟？——新冠疫情与欧盟的秩序危机

章永乐

06.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

赵鼎新

07.上下联动：全球化的“义乌模式” 

钱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孙向晨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09.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

高小贤

10.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 

韩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 

严 鹏

▍城市政治经济学

12.城市病是一种什么病？ 

谭纵波

▍观念

13.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 

张 文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8月刊（第4期），原标题为“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