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什么没防住非洲猪瘟？

撰文：路尘

8月23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公布消息称，浙江温州已确诊一例非洲猪瘟，这是这个八月中国发现的第四起。不少国际媒体采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成为非洲猪瘟新前线。

△ 2010年8月，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农场将患有非洲猪瘟的病猪屠宰后进行焚烧 来源：视觉中国

但这不过是今年夏天亚欧大陆上非洲猪瘟爆发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已深陷其中。尽管人类并不在该病传染范围内，但这种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猪传染病对养殖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今年罗马尼亚政府已将肉类进口数额提高了14%，波兰媒体则报道称，因疫情影响，预计国内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将高达80%。后续的检验表明，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非洲猪瘟病毒与东欧正属同一生物学种系。

如果将东欧这些疫情爆发国家连起来，会在地图上得到一条近似半圆的弧线，弧线的中央则是俄罗斯——事实上，它几乎就是俄罗斯联邦的西侧国境线。

生猪版生化危机

除了专业人士，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猪瘟已在俄罗斯持续蔓延了十一年之久。2007年底，车臣共和国境内发现野猪死亡病例，当时与车臣毗邻的格鲁吉亚正在经历疫情爆发期——后者也是时隔十余年非洲猪瘟再次登陆欧洲的第一站。

△ 俄联邦境内病例分布示意图 来源：俄联邦动植物检疫监督局

由于非洲猪瘟没有可行的治疗措施，对于发现疫情的地区只能采取全部扑杀方式，至今年8月27日为止，俄联邦境内确诊病例已达1364个，因此被扑杀的生猪数量超过了一百万头，经济损失近千亿卢布，而各地新发、复发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断。作为对比，2007-2008年与俄罗斯同期遭到感染的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疫源地格鲁吉亚——至2008年5月以后已经没有新发疫情，但在俄罗斯，真正的爆发高潮却出现在了2016年。

至少一部分官方媒体试图引导民众相信这一切都是“境外势力”的阴谋，病毒传入俄罗斯时俄格关系相当紧张，不到一年后双方就爆发了著名的五日战争，当时的格鲁吉亚改革派总统萨卡什维利因此成了矛头所向。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仍在俄罗斯境内盘桓不去的非洲猪瘟病毒很快又成了最新一轮美国阴谋的证据。2016年，国家杜马自然管理与生态委员会专家尼库林提出，同样的病毒“曾被美国用于攻击古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在引述他的发言之余，又在节目中补充道：“尽管俄罗斯境内的病毒来源仍不确定，但众所周知，最近的美国生物实验室正位于格鲁吉亚紧邻俄罗斯边境的一侧。”

但民间特别是已因疫情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农民并不这么想。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瘟疫更像是国家权力与境外资本勾结后试图绞杀他们的生计的借口，是“根据大型养猪寡头集团的指示在清理市场”。这种阴谋论的一个更为极端的版本来自克里米亚，自2016年被宣布发生疫情以后，以高得多的价格进入克里米亚市场的三家猪肉厂商都被认为与某些高官关系匪浅。当地不少人认为，恰恰是俄罗斯官员的私人利益导致了疫情“无法控制”。尽管克里米亚因市场环境封闭而具有一定特殊性，但同样的解释模式很快被全俄几乎所有疫区农民采纳。

△ 2010年8月26日，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工人将患有非洲猪瘟的病猪屠宰后堆在一起准备焚烧 来源：视觉中国

一如第一种暗示很难被当作严肃指控处理，第二种看法也只能止步于猜想，双方各说各话，非洲猪瘟则在此期间逐渐发展成了一场横扫亚欧大陆的生猪版生化危机。2012年，病毒流入乌克兰，2013年，白俄罗斯也出现病例，2014年，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遭到感染，2015年疫情蔓延到了爱沙尼亚，2018年，匈牙利、捷克等中欧国家也出现了疫情。而在俄罗斯国内，疫情则在逐渐东转，从其欧洲边境向中部腹地扩散。2017年3月，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突然出现感染案例，事发农场40头猪全部死亡，将疫情正式带入亚洲。

与欧洲各国苦于无法控制野猪迁徙不同的是，俄罗斯境内内陆地区的新发案例几乎全部为家猪感染，且不少是远程突然爆发，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就连严控病猪流向、避免家猪饲料遭受病毒污染这一堪称最基础的措施，事实上也未能真正落实。

保卫小猪

无论为此指责萨卡什维利、奥巴马还是普京，俄罗斯疫情的失控都已不可避免地引起国际关注。为什么防控始终无效？2013年，俄联邦动植物检疫监督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写道：非洲猪瘟——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防疫机构自己的问题！

△ 2012年5月，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地区出现非洲猪瘟疫情  来源：视觉中国

自2008年至今，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无数以控制非洲猪瘟疫情为基本目标的养殖业新规，内容覆盖了从家猪配种、繁殖、饲养到屠宰以及售卖的各个环节，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其指导思想也基本照搬了国际防疫组织对于防治非洲猪瘟病毒的建议，然而事实上，这一切只是使得家庭养猪变得越来越“非法”，越来越“地下”，对于疫情的控制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按照目前的规定，普通农户既不能让母猪在自家分娩，也不能自行屠宰，建起能够满足母猪分娩卫生条件的养殖场至少需要几百万卢布，而在不少农村地区，最近的有资质屠宰场也在百里之外。如果问题进一步细化到笼舍条件，则几乎所有农户在新规面前都处于一种极为脆弱的地位。政府并没有试图对无力应对新规要求的农场主提供任何帮助，事实上，有理由相信迫使无法遵守规定的农户放弃养猪恰恰是大部分新规的目标——2017年在疫情出现集中爆发的鄂木斯克地区，地方政府文件正是这样建议的。

前述流行于整个舆论空间内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阴谋论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深了政府与农户之间的裂痕：政府官员更倾向于将非洲猪瘟疫情定性为“境外势力”“恶意破坏”，农业部长特卡乔夫甚至曾称之为“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在此基础上出台的试图对隐瞒疫情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尽管最终执行力度有限，依然加剧了瞒报——由于报告疫情将不可避免地致使全村人受到波及，在农村瞒报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最近两年来，几乎所有新发疫情报告都来自俄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这种与产业结构及疫情传播规律恰好相反的现象或许已能说明很多问题。

△ 2013年特维尔农民举行的抗议集会 来源：Новая Газета

而在农户角度，许多“就地扑杀”案例并未向养殖户出示什么可信的兽医诊断证明，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抢夺我的财产”的一场人祸，各地均有农民因遭遇防疫措施无力谋生而轻生的传闻，在一部分极端案例中，执行人员甚至会将棚屋与生猪一起烧掉。在并不相信防疫迫切性甚至是疫情真实性的前提下，按照旧办法（如今已不合乎法规）养猪并自行处理发生的一切意外成了最理性的选择——2016年的一篇业内报告曾经指出，造成俄罗斯境内疫情不断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充当了病毒“温床”的那些被农户直接秘密掩埋在荒郊野外的死猪，没有人知道类似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起。

对于受到影响的大部分人来说，事情与病毒本身已经没有太多关系，取而代之的则是生计、生活方式甚至财产所有权。2013年，特维尔州一场捍卫“养猪权”的集会吸引了超过一千人参加，组织者同时还收集到了支持该行动的两万多个签名，参与者相信，政府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要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产业，而对比政府方面的表态，这甚至不能算是一个误解。

回到苏联？

俄政界保守派的确将个人农户养猪视为眼中钉。他们相信这种难以监控且条件极为落后的养殖方式要为疫情蔓延负上直接责任，而正是政府改革派经济官员们对于畜牧业进行的旨在减少行政障碍、鼓励个人农户以及小企业发展的改革，为失控的疫情开了绿灯。为了实现对病毒传播的全面管控，唯一能够实现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禁止私人养猪。

同样的思路也被用于指责2004年进行的兽医制度改革，这项旨在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改革措施被认为反而降低了兽医响应速度及覆盖面。在谈到替代方案时，苏联的防疫经验被反复提及——1979年，乌克兰东部敖德萨等地也曾短暂爆发过非洲猪瘟疫情，但局势很快得到控制，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甚至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主要的成功秘诀，而如今需要的只是照方抓药。

有理由相信这正是过去十一年里俄罗斯政府在应对非洲猪瘟问题时的主要立场，几乎所有政府规定都为个体农户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在一种相对委婉的角度指向集中管理，甚至是国有化。问题在于，还没有人知道苏联模式是否真能在俄罗斯土地上再一次奏效，而过去十一年的种种尝试已经导向了今天俄境内疫情近乎失控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