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毒言”的第一枪,为何要瞄向积重难返的“封建”问题?
王岩林
首先,因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称谓与界定,严重偏离、违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事实。
不管有这样那样的种种原因,也不管在多股强大势力在近百年的垒叠堆筑下、早已变让这顶“大帽子”变得何等地沉重与难以撼动;但事实,就应该是事实!
2000年、甚至3000多年来以来的中国历史,岂容跟屁西方与对接苏联的百年蛮横“黑笔”任意涂抹?在中华文明头上压了百年的这座“话语大山”,终将在自觉起来之民众的共同明辨努力下,复原其应有的真实样貌!
即便,革命斗争年代曾经用过的顺利锋利政治话语武器,时过境迁来到新时代后,也不是不可以首先在文化意义与社会使用上,进行一次拨乱反正、解放民族自信与洗去文明蒙尘的彻底澄清!
有言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谎言过了100年,仍旧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第二,传用太长时间,影响极其广泛,负面作用突显,已成为恶劣扭曲我们对古代中国、甚至整个文明体中国基本判断的一大“黑盖子”、“紧箍咒”。
不对此进行明辨,不将其一举摧毁,整个中华文明体国家历史的天空,就一直会乌云密布、阴气沉沉,我们中国在内外话语上,就不可能根本地抬起头、翻过身来。
甚至,它是紧随其后一系列更阴险、更恶劣、更具贬中辱华核心意义之话语的基础奠定者。比如,它事实上为“封建专制统治”、“落后停滞的2000年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国家”、“专制独裁政体”等等,提供了存在与生长的底层土壤,奠定了此类一整套矮化中华文明、蔑视人类文明大道的最初理论与基本话语基础。
这个“黑盖子”不揭开,后面什么样的问题都讲不清楚;我们都只能像是被别人囚禁在笼子里的勇士那样,无论跟直接的对手进行“角斗”有多大胜算,却终究逃不出被牢牢圈锁在“罗马竞技场”内、还得任人摆布的相同下场。
只要,一天不推翻对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古代数千年封建统治”的总体认定;话语斗争的必然结果便只能是-----今天中国、昔日我们这个文明体国家的大道文明性质与良好正面形象,就永远无法在国内外普罗大众的心目中真正堂堂正正地竖立起来,就仍然会一直笼罩在根深蒂固的集体性歧视、矮化中,从而会以整体负面的总体定调、失去全球范围内“人心向背之战”的应有基本盘。
第三,集中在最基础、具有核心话语建构意义的“封建问题”上发力,对于扭转一种严重西化的、以偏概全肢解中华文明史、乃至拉偏中国人思维框架的错误认知逻辑和极端话语构建方式,具有基础性的根本糾正与关键性的撬动反转意义。
“封建”问题,就是一个以偏概全、极向贬损“毒话语”的典型案例。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堂堂正正上善文明的文明体国家古代历史时期,找出一小段、一小部分、甚至一些无关痛痒的所谓“封建”成分;便据此拿来跟西方最为黑暗、公认负面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相提并论,甚至大肆违背历史事实与学术逻辑地扩展至整个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
这种蛮横的、贬损的、恶意负面化、极端放大其丑的手法,跟有人非要把一个身上长了一小块烂疮的人、叫成是一个大“烂人”,又有什么两样呢?我们还能容忍这样一种强盗逻辑、“话语欺凌”的情况,继续牢牢把持着中国的“话语主席台”、继续长时间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吗?!
第四,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持久地探讨、辩论,会在揭开“黑盖子”、进行重点的“大破”之后,自然而然地牵出该用什么话语、该怎样看待周文明和周秦以来整个文明体国家之古代历史、该依托什么来讲出自己一套大道道理等一系列的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老鼠叼扫把……大头还在后头哩!
我们通过“封建”问题,可以不断将大道中华的一整套话语、尤其是关于周与秦汉之后这个文明体国家的发生发展变化机制问题,接二连三的统统拉出来,为今天民智渐开、需要“正话语”且又具备了讲好这套正话语条件的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吹去一缕缕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强盛的大道春天之春风。
所以,我将对这次对“封建”问题的讨论,看作是我们今年对整个西式话语体系进行系统战的“三大战役”之第一战役。这一战,是立足之战,只能成功,也最有把握。接下来,还要进行更加考验功力和更激烈壮阔的“专制统治”之战和开启胜利之门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所谓举国体制)之战。
最后,特别重点讲讲从“封建”突入的可行性和可能转机。
当我们把太多太多各不相同的思想与理论,全都锁定到九缆定于一锚、牵一发动而全身的话语问题上时,其实呢,很容易能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即:我们今天的整个话语问题,主要可分为“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社会文化话语”以及“科技话语”等这几大块。其中“科技话语”暂时可能影响还不是那么直接。
1、首先,来看主要由学术界所支持、孕生出的学术话语。
大家从咱们搜集到的一些文章资料(见后注),应能看出:“封建”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长期有讨论的。中国与西方,早前都有“封建”这个词儿。先不论同一个词的含义是否大抵相同或完全相同的问题,仅从中国古代看,唐代的柳宗元,当时就著有《封建论》,专门分析“封建”与“集权”的利弊。
不过,总体上看,“封建”问题真正走上历史的前台、被几乎全体大众所聚焦,主要还是在十九世纪的30年代前后。在那之前,中国学人、中国人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公认我们的封建时代为西周东周的那八百年(有少部分人主张向前延伸到夏、商)-------这个,是千年来中国学界和中国人的公论。而在现如今,大多数真正做学问的人,从学术逻辑、学术话语出发,也还同样这样认为(见后注的冯天瑜等人文章)。相反观点的学术论文,大家可以去查查,有理有据做那种论述的,都很少见。可以认为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界,都没什么市场。
所以说,“学术话语”这一块,可以说,是能够稳固地给予清理“封建”这一“毒话语”以支撑和配合的。
唯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问题,会对我们要求消除和撤换掉“封建社会”这一话语带来一些阻力。不过,只要讲清了这个问题的历史和拿出较好的化解方法,还是有可能出现非常有利的转机的。
我看过一些资料,是说马克思当年提过这个五种社会形态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探讨性的,并没定性,更没有说是全人类都必须经历的。只是到了列宁那里,才首先在理论上提出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后在斯大林手里将其强推给了国际共运阵营的所有国家。
记得当年是在《炎黄春秋》上吧,看过一个人写的当年中苏思想理论问题上的交流与统一过程。其中就说,斯大林将这个五种社会形态绝对化以后,写进了国际共运的教材里后,(现在资料不在的手头,没法转给大家),曾发给中共征求意见,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是思索、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迫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和口径一致,才勉强同意了的。
这个情况应该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那么熟读典籍、了解中国历史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周朝之后就已不复存在的问题呢?他怎么可能同意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提法呢?可回到当年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共需要依靠依托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即便有些思想理论上有分歧,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主席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也不会为一个理论提法去跟“老大哥”挑起一场论争吧?
后来中国关于“封建”问题的学术话语,被郭沫若先生等进一步阐发,就越来越以政治化的思想理论冲击、甚至全面改写了中国千年以来的“封建”话语。
我们说,任何一个重要话语的形成与占据主导地位,都不能不受一个时代的政治影响甚至规定;但为了政治需要所孕生、使用的政治性话语,往往都是工具性的。过了那个阶段,不需要再为推翻“三座大山”或清除所谓的“封建残余”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了,“封建”问题与当今中国政治的关联度便也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在现在,党和国家对这个“封建社会”的提法,虽没有弃之不用,但也有点束之高阁或至少淡化了许多------这对我们将进行正本立言的清理来说,便提供了一个可能最不受政治因素制约的良机。
以上,还都算是学术话语方面的事儿。
2、再来看国家治理和政治话语这块。
首先是在国内治理方面,对学术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等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更不要说会干涉人们对“封建”问题的讨论、质疑甚至反对了。
其次,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四个自信”问题,并一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就为我们清理扣在中华文明头上的污名化有毒“黑帽子”,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再次,在当前中美走向对抗和只会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下,话语和舆论领域最大的政治,就是要在国内国外改变被动局面、展现出我们自身的大道话语优势来。越是形势严峻,越是被对手的文化战舆论战步步紧逼,党和国家就越会认识到清除污名化抹黑中国、贬损中华文明史的极端重要性,也就越会改正过去一些不利于为大道中华立言的规矩和做法,越来越在政治环境上给予社会的、舆论的、自媒体的正能量话语以鼓励甚至扶持。
总之,这一块只会越来越好、且越来越表现出相当的急迫性。
3、最后,看看社会文化场域中的整个话语形势。
一者,以广大民众自发地网上围攻方方、甚至怒对昔日粉丝遍及各行各业的高晓松等人,可以分明地看出,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与文化舆论是大大地改变了。有人甚至认为,这将是一次埋葬整个西式公知和他们背后整个西学思想文化体系的伟大革命的开始!为伟大中国站台的正能量、唤醒大道中华千年自觉的以正压邪话语力量,正在一步步地聚集。今已喜见阵阵春风来,百花争艳还远吗?
二者,随着广大民众和整个社会心理的巨大改变,随着越是面对压力越会挺直腰杆的中国民意觉醒,可以预见,一切有利于激发民族精神、团结各界民众、挺直中国脊梁和为昔日今时之中国呐喊正名的话语和声音,今后只能是越来越得到更广泛地、更有力度的关注善待乃至鼓励支持。而从另一方面看,每一次对方方之流恨国者、公知们以及贬中辱华信息发布平台的清算与整治,都只会给我们这种清理“毒话语”和舒张中华之声,腾出更多、更大的场子,制造更多的理解与关注。对我们立足于自媒体平台孕育和发出“中华正话语”的新时代一大批士人而言,一切,就要看我们自己的表现了。
三者,通过一边启发社会公众的自觉,一边积极主动沟通政府相关部门的贯通整合思路,我们这些看似两不靠的社会学士们,恰恰更有机会去做那甚至干成学界做不到、政府顾不上做、但时代要求我们去做的,澄清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甚至某些国家政治话语中一系列“毒话语”的这件大事!因为,我们顺应这时代的大潮,我们在大道中华鼓与呼的同时、也正在为人类走向更加文明的新世界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