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生象文字正名：刘勰《文心雕龙》明确告诉了我们什么？

大道学庄庄主  薛英俊

句读原文

夫爻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仓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诠经释典

显明事物生象格范的阴阳爻图符、卦式群一经圣人伏羲确立为王朝信息记录和传播系统的渠道用具，中华民族就结束了上古以结绳为符节诚信的记事方式，进入用文明符号言天地之道的社会。

根据鸟、兽的足印，可以推知鸟、兽的具体形象；按照鸟、兽的足迹行进情况，可以发现鸟、兽的活动规律；观测记录日月星辰运行的单体变化规律、多体组合象征状态，并掌握一定的天地对应情况之后，就能够根据时空节律、天气节令、地域气候、有序地进行春种夏耘秋收冬储。对这些生活反复经验和自然规律循环的集中总结、思考，启发了象形-生象图符的创造和刻书作契活动的广泛展开与信息专递的文化应用。

象形-生象文字是共识语言的源发本根和思维格范、思想观念、具象范畴的标识表征，是事物式法、系统信息存储的全维载体，更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间质媒体和文章创作、信息处理的序式要约。

仓颉归类、整理，并创造了象形-生象文字系统之后，让百姓惊喜地感到就像天上掉下了粟谷雨，一下子丰富了精神食粮。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鬼在哭、神在笑，纷繁万物各呈姿态。

黄帝启用象形-生象文字系统作为朝廷制书统一通用文字，文武百官政务处理更加顺畅，也使黎民百姓摆脱了蒙昧状态。

古中华帝制王朝建纲立纪宣示法度，不单用同一的文字作为雅言普通话，而且必须遵守同样的思维罗缉。并且经常派出朝廷大臣深入各民族区域实地采风，用同一文字记录不同的风俗及进行方言与雅言的对译。所以，同一事物总是对应着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字形式和区别巨大的发音系统。据《周礼》所载，周代的保氏就是依照六书罗缉程式掌管并教授创造和使用生象文字的官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废除了各诸侯国断代史策文化传统，强令以秦皇帝制为标准，同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并树官吏操守为民行为轨范。于是以简省易用为目的，李斯删改和简化了周朝以前通行的古篆籀文字，创制了今古文秦小篆。后因各诸侯国官吏的抵制，以及公务处理简便易写需要，程邈又对小篆曲廓线条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形成了流行至今的平直钩划隶书。自古篆逐渐脱离实用体系后，象形-生象文字的造用罗缉，也时断时续地被搁置、错解、篡改，以致被淡化，只有在《周易》经传卦式和各式道德伦理中才能找到其若隐若现的身影（按：这里，刘勰为何没有提到许慎《说文解字》，对笔者而言，始终是一个诡异的迷雾）。

句读原文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则相如譔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颉，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疎，复文隐训，臧否大半。

诠经释典

汉朝初年萧何创建新法时，专门频布了文字法令。太史学馆教授和考试少年学生的内容包括古文（籀文大篆）、奇字（古文异体）、篆书（小篆）、隶书、缪篆（刻印字体）、虫书（写幡字体）六种文字。官员和百姓向朝廷上书，写错字要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就发生了郎中令石建在汉武帝已经批示后，发现奏章上的“马”字漏了一画，还是吓得要死的事件。这虽然反映了石建胆小怕事的一面，但同时也可以想像当时朝廷对文字事业的重视及要求的苛刻程度。例如，司马相如作的《凡将篇》就没有一个重复的字。

汉宣、平帝时，曾征召精通文字的人才，在未央宫讲学。张敞因能正定古文而传授文字训诂学；扬雄则采集、编写了解释异体奇字的《训纂篇》。传承《尔雅》、《苍颉》象形-生象文字体系的汉字得以形成，并统一标定了字音和字义。当时，精于辞赋的大作家，没有不通晓汉字学的。加上其作品大多是描写京都的亭台楼阁、皇家园林，所以形声、假借的造字方法更是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西汉精通文字学的辞赋大家，都创造使用了很多奇文和异体字。但这并非是故作姿态标新立异，而是他们掌握了一般人所不了解的造字法。

到了东汉，搞创作的人，对文字学越来越疏远、陌生，对稍稍复杂一点的思想格范，就弄不明白了，以至众说纷纭、无所适从的现象开始出现。

句读原文

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

诠经释典

曹魏时期，文字运用又有了新的不成文规则。然而，以此审读汉代作品，非但没有得到传承的好处，反而阻隔重重、很多道理已无从解释了。因此，曹植曾感叹地说：“扬雄、司马相如的著作思想深邃、情致曲折。不经专家讲授就无法辨析其字句的用意，不是学识渊博的人就不能把握住文章的思想脉络。”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才华高不可攀？错！只是因为对象形-生象文字的意义解释不明其道，造成了信息无法通畅交流而已。

晋代以后，更是养成将文字仅当作简单易知的符号的陋习，而离象形-生象范畴的本真意义越来越远了。时代风气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改变。大家都图省事，不求甚解，谁还会自找麻烦呢？所以，只要文章中有一个新奇的字出现，就会有一群人对一句话说三道四。一个字，有三个人不认识，人们就会惊恐万状，好像碰到了妖怪，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就誓不罢休。

世人通用的东西，再高级也因太熟悉而变得容易驾驭；被时代生活遗弃的物事载体道具，再简单实用人们也难以明了其功能所在。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的难易，而在我们究竟希望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品质。这是每一个号称或自封为文化学者的人都不能不引起深思和注意的啊！

句读原文

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苍颉者，李斯之所辑，而鸟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

诠经释典

《尔雅》是孔子的门徒著作的，是《诗经》、《尚书》的配套体系；《仓颉》是秦朝丞相李斯辑录的，由《史籀篇》脱胎而成。《尔雅》是训诂古文的渊源；《仓颉》是解释和创造异体字的根据。这两部书相辅相成，是研究古代经典的左膀右臂。通过它们既可以知道一个字的过去所指；也可以体会出其现在的意义；还可以依其原则，创造新字。一个人如果能够贯通一个字的古意今用，存续废亡；那么，对于一个字线条笔划结构究竟该繁还是该简，一个字的几制是完整的还是有缺陷的，就会有明确的是非准则了。

既然思想寄托在有声的语言之中，有声的语言也转录存储在了象形-生象文字里；那么，按照宫商角徵羽的韵律和声调抑扬顿挫背诵出的有节奏的音符，也就自然能够通过象形-生象文字的连缀而成为精彩的文章了。

句读原文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瓌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㕳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疎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

诠经释典

综上所述，运用象形-生象文字进行创作，只有精练贴切、形象生动，才能充分发挥文字的功用；准确抒发情感，完整地表达思想图景，达到作者与读者彻底地友好交流信息的目的。为此，就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避免诡异；二减少联边；三权衡重出；四调节单复。

所谓诡异，就是人们不曾见闻的奇形怪状。如西晋良史曹摅诗句：“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只“讻呶”这两个怪僻的字，就使本应美好的诗篇大受玷污。何况一篇文章超过了两个以上这样的字呢？还能让人读得下去吗？

所谓联边，就是偏旁部首相同的字。专门状况山岳，描绘江海，山旁水旁的字连篇累牍，这在古今该类作品中都是一样的，并不奇怪。但是，在一般性的文章里如此运用，就会因不对称而成为弊病。如果确实需要不能避免，最多也只能连续用三个联边的字。如超过三个以上，那就有成为字典编目之嫌了。

所谓重出，就是一个字在一个句子中反复出现。《诗经》《楚辞》处在文字初创运用和尚未定型，且自然生态节奏非常缓慢的时代，重字迭韵是恰当的。近代则随着生活节奏步伐的加快，信息交流频次的密集，以及区别意识的强化，粗枝大叶慢慢吞吞的作风已经是遭人忌讳、令读者厌烦的事了。当然，如果两处都很关键，非此一字不能足以恰切表达，宁可犯忌，也还是应该坚持使用，而不能被不良嗜好所动摇。创作经验丰富的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有时长篇大论，尚不足以展示精湛才华；有时，却为一个字殚思极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这并非是没有或缺少这个字，而是避免字重义同非常困难。

所谓单复，就是字的笔画多少差别较大。一个句子如全部由笔画稀少的字组成，那么就会因笔迹纤细疏离行列单薄而散漫无根；如果一个句子全部是由笔画繁多的字组成，那么，又会因铅墨厚沉挤兑荫翳覆盖而暗淡无光。

善于调遣排布文字的人，使单复字体三五相间搭错配合、交相呼应，那么通篇文字就会像串缀成帘的珠玉，光鲜靓丽，而又朦胧妩媚了。

上述四项基本原则，虽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触犯的，但这些式法体例却可以说无处不在。如果一个作者只是具有这些知识，却没有临机处置的智慧，就等于还是没有弄懂。如此后果只能是，要么成为一个空头理论家、评论家；要么成为一个没有理论素养的莽撞写手，只能在浑朴狂野的东奔西突中，如流星一闪即逝。

句读原文

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子思弟子，于穆不祀者，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诠经释典

经书用字精深微妙，典籍术业界分区别甚隆。由于古代简册帛书易遭蛀虫损毁、潮湿朽烂，加上几经传抄，不要说出现错别字，就是丢张少页亦是在所难免。以致有的造成读音错误；有的造成字形偏差。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把《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中“於穆不已”读成“於穆不祀”，造成因音变而字错；晋史册所载“己亥渡河”，被卫人读为“三豕渡河”，这是因形差而字错。西汉伏生所撰《尚书大传˙周传》中的“别风淮雨”，到了西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成了“列风淫雨”。别与列，淮与淫，皆因字形相似，从而在无意中出现传抄的错误。淫与列用字恰当但不新颖；淮与别于理不合却联想奇特。东汉傅毅在《北海王诔》中已用过“淮雨”；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又用到“别风”。可见猎奇逐幻的淫靡风气，是古往今来文人们的通病。

对于典籍中缺字的处理，圣贤们的态度是相当慎重的，轻易不敢妄下决断，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是，如果能够本着复归所述事情真相，把握作者创作的思维罗缉，从而找到补充意义的原则，并能控制住奇思怪想的念头；那么，就可以列为厘定文字的最佳人选了。

句读原文

赞曰：篆隶相镕，仓雅品训。古今殊迹，妍媸异分。字靡异流，文阻难运；声画昭精，墨采腾奋。

诠经释典

总括：隶书是在将小篆的曲廓线条变成平直钩划改造之后脱胎产生的。《苍颉》、《尔雅》对世间万品的系统分类和象形-生象文字品格区分的塑造，奠定了中华文明深厚而自然的根基。古、今文字的形式差异，不仅反映出思维式法的不同，还体现着文明与文化的本质区别。

道体文字意义含蓄，因而常常因分岔处理而形成多种形式并行运用；文化语言阻遏了人类的和平生活，社会就不能持续健康发展。

象形-生象文字因为能够像图符和动画一样准确完整地彰显大自然万般品类的姿态纷呈，所以才是真正的文明。

只有文明的光华绽放，才能令全人类精神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