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朝鲜教科书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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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就曾围绕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了长达30余年的争执。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近世以来，新式教育在东亚各国逐渐推广。作为新式教育的载体，教科书尤其是历史、社会类的教科书，除了传播先进的科技与知识外，还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现代国民国家，改造国民性，帮助青少年确立国家观、世界观等诸多责任。

　　在本国学校的教育中采用何种教科书本是一国的内部事务，但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表述，不同国家的教科书可能大相径庭，在某些时期，甚至可能会因为教科书而引发成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内部，不同团体对教科书的内容也常有很大的争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就曾围绕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了长达30余年的争执，政府、学界与民众均发表意见，迄今争议尚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笔者在查阅韩国国家记录院（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时，发现1932年间中国与日本在朝鲜曾因教科书发生争执，这一事件对于理解当前的日本教科书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日关系恶化与朝鲜的华侨教育

　　中国与朝鲜相邻，早年赴朝鲜的华侨以成年单身男子为主，大多都没有长期侨居的打算，故朝鲜华侨的教育事业起步迟缓，1902年才在仁川建立了第一所华侨学校。20世纪20年代，随着朝鲜华侨经济的发展，华侨教育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少城市均建立了华侨学校，但基本是规模很小的小学。

　　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曾向教育部详细报告20世纪30年代其辖区内教育发展状况。据此报告，总领事馆下辖三个学校：汉城华侨小学校(1910年创办，设于中国总领事馆内)、仁川华侨小学校(1914年创办)、仁川鲁侨小学校(1930年创办)。课程设置与训育方针基本与国内是一致的，朝鲜华侨学校的教师也基本来自国内。当地的日本当局对于华侨学校并无干涉之事。有份档案资料称，华侨学校教职员、学生乘车船减价问题，得与日本人受同等待遇。可见，日本当局认可华侨学校及师生的同等地位。

　　朝鲜的华侨学校比国内学校更注重向学生强调本国文化，灌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时的华侨教育事宜，主要是由侨务委员会负责，但须与教育部协商。朝鲜华侨学校的工作曾因“恪尽职守，指导有方”而获得侨务委员会的表彰。

　　朝鲜总督府第一任总督寺内正毅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中国内部长期动荡不安，与朝鲜的关系大致平淡。档案显示，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与朝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中国有教育代表团、实习军舰等到朝鲜访问，还在朝鲜办过商品展等。

　　1929年，发生过日本警察搜查中国书籍的事件。7月8日，中国国民党驻朝鲜支部向中国驻朝鲜的最高外交机构——驻京城总领事馆报告，国民党在平壤的阅书报社为“搜罗党化书报，以资宣传”，从上海购得《三民主义》13册、《建国方略》1册、《党员必携》1册、《三民主义考试指南》1册。被当地警察以“书为可疑”搜去，再去查询时，被告知书已被送到京城警务局了。不久之后，国民党驻朝鲜支部元山分部再次报告，被当地警察搜去《三民主义浅说》11本，并扣在警署。国民党支部向中国总领事馆提出，《三民主义浅说》一书是宣传三民主义的刊物，与日方毫无关系。总领事馆着令驻元山领事馆前往交涉，元山警察署长以书中有“朝鲜亡于日本”一段，以妨害治安为由，拒绝归还。

　　这两次搜书事件，说明日本殖民当局非常在意中国书籍中宣传民族主义的内容，尤其是指责日本近代对中国、朝鲜侵略的内容。

　　1931年下半年，先是有“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吉林万宝山村策划的中韩冲突事件)，引发了朝鲜的“排华风潮”，接着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中日关系降到冰点。

　　万宝山事件引发了朝鲜的“排华风潮”

　　1931年10月，中国朝鲜总领事馆停办“双十”国庆庆祝典礼，委婉地对日本的侵华政策表达不满。而在朝鲜的日本殖民当局对中国领事馆的防范也更严密，先是无理扣押中国总领事馆订的国内报纸，以使外交官们无法了解国内情况与时局进展。1931年11月，中国驻京城总领事卢春芳致函朝鲜总督府外事课长穗积真六郎，对此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主管机关将领事馆所订报纸尽快送还。更有甚者，日本殖民当局罔顾外交惯例，竟然偷拆中国总领事馆的公文函件：1932年5月，总领事馆发现教育部来函信封已开口。至1934年，中国方面忍无可忍，向日方提出抗议函，望其立即停止此种行径，对于“窃拆者”严加查处。

　　在中日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下，朝鲜的华侨学校也成为殖民当局监视的重点之一。1932年初，日本警察当局得报，汉城的华侨小学内张贴排日宣传海报。因汉城华侨小学处于总领事馆内，日本警察不能进入校内搜查，京畿道警察遂进行密查，并以中国总领事馆内张贴排日海报之事件向警务局长、各道警察部长、各警察署长详尽地报告了总领事馆内汉城华侨小学办学现状。虽然日本警察未在华侨学校查到“排日海报”，但也埋下了另一伏笔，即要继续密查教科书中的“排日宣传”。

　　殖民统治者对外侨的治理，往往采取比日本国内更严苛的措施。在日本侵占东北，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朝鲜的日本殖民当局之敏感可想而知。1932年的教科书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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