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在误解中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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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形成既有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其间更是充斥着大国强权和政治野心。

　　“冷战”结束已近30年，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国内外的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冷战”缘何发生，这是“冷战”研究中最具魅力的问题之一。从研究分析的层次来看，可分为国际层次（体制论、格局论、误解论）、国家层次（苏联责任论、美国责任论、意识形态论）和个人层次（杜鲁门责任、斯大林责任论）。在当下的世界，从“误解论”谈论“冷战”起源或许更具现实意义。“误解论”认为“冷战”是在美苏两国相互误解不断加深，并且缺乏对手足够多的战略意图信息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美苏双方都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冷战”就不会出现，或美苏的竞争将得到缓解。

　　二战后期，美苏两国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二战结束后消除战争，进而维护自身安全。但在如何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上，美苏两国的战略目标则不尽相同。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眼中，战后世界格局应该既保持力量平衡又维护基本原则，他们希望通过避免再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错误，来防止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希望大国之间互相合作，希望用联合国这样一个集体安全机构来恢复威尔逊的国联传统……”在罗斯福看来，大国合作和集体安全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机制。

　　“斯大林在制定苏联战后战略目标时把巩固战争期间取得的胜利成果、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置于优先位置。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一方面尽可能地扩大苏联的领土，另一方面力图在苏联周围建立起独占和排他的势力范围。”在斯大林看来，巩固苏联在战争期间获得的势力范围是维护苏联免受侵略的重要手段。不过，即便如此，斯大林并没有放弃同美国合作并和平相处的想法。

　　可见，在二战后期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渴望和平、都希望维持大国合作的关系，也没有激烈对抗的意愿。

　　富兰克林.罗斯福（右）与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左）

　　但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往往充斥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副总统杜鲁门成为了美国新一任总统。杜鲁门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的苏联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发生重大转折。再加上美苏两国对对方政策意图的误读，美苏两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走向了对抗的道路。

　　哈里·S·杜鲁门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在其看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必须做好准备，即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斯大林的这番话在华盛顿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有人认为）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美国人认为因为社会制度的差异，苏联还准备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显然这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误读。实际上，斯大林强调的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证苏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等等。从中可以看到这根本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但经过美国外交官的以讹传讹后，就变成了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威胁。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分五次将一次长达8000字的电文发回美国国务院。在这份电文中凯南分析了他所理解的苏联。凯南认为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意识”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推动苏联对外扩张的直接动因。美国应如何应对苏联的扩张呢？凯南认为美国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政策，而应代之以“长期、耐心但又坚定、警惕的遏制”政策。实际上，这是凯南对苏联战略意图的过分解读。斯大林当时并不是要扩张，而是要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

　　乔治·凯南

　　但凯南的电文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恰好迎合了一些人的想法。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呼吁美国应肩负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并建立英美同盟以迎击苏联的挑战。丘吉尔还认为一幅铁幕已经将欧洲分成两半，在铁幕的一边是苏联对老百姓的控制，所以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不过，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认同丘吉尔的言论……《纽约先驱论坛报》就认为此次演说是“向市民居住的杂乱无章和破败不堪的街头掷去的一束炸弹”，而《芝加哥太阳报》更是明确指出丘吉尔是想要美国为大英帝国火中取栗……而纽约市的不少示威者更是高喊，“不要上帝国主义者温尼的当”。为了平息美国民众的不满，杜鲁门被迫在3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在丘吉尔讲话之前他“并没有看过讲稿”。可见此时的美国，仍旧不希望与同苏联“摊牌”，不希望走上和苏联对抗的道路。但凯南的讲话和丘吉尔的演说还是引起了苏联的不满。

　　1946年3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给予反驳；稍后斯大林更是直接予以还击，说丘吉尔和他的美国朋友们活像希特勒，并警告说“这是在策划战争，这是号召同苏联作战”。1946年9月27日斯大林也令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起草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诺维科夫说：“美国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目标是建立世界霸权。”美国正在大规模地增加军费开支，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并和英国达成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协定。正是这样的猜疑和误解下，美苏两国间的关系最终由竞争取代了合作，由对抗取代了对话。

　　1946年夏天，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活跃。苏联担心土耳其和英国走得太近，从而影响其黑海舰队进出黑海海峡。于是，苏联提出了和土耳其共同控制黑海海峡的要求。在英美的支持下，土耳其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其实这只是斯大林机会主义外交的一个表现，并不针对美国，他是想趁英国衰落之际，谋求更多的权益。当时的苏联也没有做好采取强硬措施的充分的军事准备，而只是希望通过恐吓和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斯大林的做法还是引起了西方的恐慌。

　　另一个问题是希腊问题。1946年，在南斯拉夫的援助下，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再度兴起，希腊的君主政体已经岌岌可危，英国已是穷于应付。虽然苏联并没有参与其中，但美国认为背后有苏联的影子。美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这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所言，苏联对近东的挤压已经达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点上，这种突破“可能给苏联对三块大陆的渗透打开缺口”。就像“桶里的苹果一个接一个被感染一样”，希腊的“腐烂”会“感染伊朗和整个东方”。它会“把感染从小亚细亚和埃及带到非洲”，并且“通过意大利和法国带到欧洲”。苏俄“正以最小的代价，玩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赌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下定决心调整对外政策。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出要援助自由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就是杜鲁门主义，一般认为这是“冷战”的开始。

　　可见冷战的形成既有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其间更是充斥着大国强权和政治野心。当然，这也与美苏两国对对方意图的误读及国家领导人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紧密相关。如果当时的美苏两国能够有效沟通，及时协商，进而消除误解，化解冲突，人类的历史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 沈志华：《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

　　3. 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4. 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

　　5. 沈志华：《从解密档案来看冷战的起源》，澎湃新闻，2018年12月4日。

　　6. [英]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