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恩·克拉考尔：荒野生存 （IN TO THE WILD）-PART3

    第七章 迦太基市

    有些书籍。。。。。其中一本是《天路历程》描述了一个人离开他的家庭，但没有详述原因。我不时翻阅这本书，其叙述很有趣，但很难读懂。

                      ——马克。吐温（Mark Twain）

    《顽童流浪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 Berry Finn）的确，很多有创意的人无法建立起成熟的人际关系，其中有些人更是极端孤立、不合群。有时，太早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的确会使有天才创造力的人在孤立的状况下发展其人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孤单、有创造力的追求本身是病态的。。。。。。

    逃避是一种使儿童避免行为混乱的反应。如果我们将其应用到成人生活中，就可以了解，逃避的儿童很可能会发展为一心追求人生意义和秩序的成人，而这种意义和秩序并非全部来自人际关系。

                          ——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

                         《孤独：回归自我》（Solitude：A Return to the Self）

    庞大的约翰·迪尔 8020拖拉机静立于黄昏的余晖中，四周是收割了过半的南达科他州高粱田。韦斯特贝格泥泞不堪的球鞋从联合收割机的口中露出来，好像他正被机器一口吞噬，杂草丛生的金属大物则仿佛正在消化它的猎物。“拜托，把那该死的钳子递给我！”机器深处传出愤怒而沉闷的叫声，“你们这帮混蛋是不是忙着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联合收割机在这几天里已经坏了三次，韦斯特贝格急于在天黑之前换上一个手很难够到的轴套。

    一小时后，他从机器中爬出来，满身油污和谷壳，不过总算修好了。

    “很抱歉我发了脾气，”他道歉，“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我有点儿暴躁。这一季已经太晚了，而且人手不足。真希望亚历克斯尽快回来工作。”此时距麦坎德利斯的遗体在阿拉斯加的斯坦佩德小径被发现，已经超过了50天。

     7个月前，一个霜冻严寒的3月下午，麦坎德利斯不紧不慢地走进迦太基谷仓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工作了。韦斯特贝格回忆：“当时，我们正忙着往明天早上开出的货车，亚历克斯走进来，背着那个旧的大背包。”他告诉韦斯特贝格，他准备工作到 4月15日，以筹足经费。他解释说，他得买一堆新装备，准备好前往阿拉斯加。麦坎德利斯答应秋天时回来帮忙收成，但他希望在4月底抵达费尔班克斯，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北上。

    在迦太基的那4个星期，麦坎德利斯努力工作，处理其他人不愿意做的脏活和烦琐事物：清洗仓库、除虫、油漆、除草。有一次，作为酬劳，韦斯特贝格教麦坎德利斯操作装货机，打算让他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亚历克斯极少使用机器，”韦斯特贝格边回忆边摇头，“他手忙脚乱地踩离合器、操纵杠杆的样子滑稽可笑。他绝对不是那种有机械头脑的人。”

    麦坎德利斯也不具备太多常识。不必去询问，就有很多人是他的人主动告诉你，他似乎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玻“亚历克斯倒不是反应迟钝或浅薄无知，”韦斯特贝格说，“而是让人觉得他好像脑子里缺根筋。有一次我回来时，走进厨房就闻到一股可怕的臭味，恶臭无比。我打开微波炉，发现底部积满腐臭的油脂。亚历克斯在用微波炉煮鸡，但他竟没有想到先把油脂清理掉，他倒不是懒惰——他总是干净整洁、做事颇有条理，而是他根本没有注意那儿的油脂！”

    在麦坎德利斯回到迦太基不久的那个春天，韦斯特贝格向他介绍他断断续续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女友——盖尔。博拉（Gail Borah），一位身材娇孝眼神忧郁的女子，纤细瘦弱，五官精致，长发金灿灿的。35岁的她已经离婚，两个子女正处于少年。她很快就和麦坎德利斯亲近起来。博拉说：“他起先有点儿害羞，不太容易相处。不过我觉得，那可能只是因为他独处惯了。”

    “我几乎每天都叫亚历克斯来吃晚餐，”博拉回忆，“他食量很大，碗里从来不会剩下任何食物。从来没有。他也是个好厨师。有时候，他让我到韦斯特贝格那儿，他为每个人准备晚餐，为大伙儿煮很多米饭。你以为他终究会厌烦，事实上他一直乐此不疲。他说，只要有10公斤大米，他不需要别的食物就可以读过一个月。”

    “亚历克斯和我在一起时很健谈，”博拉回忆，“我们谈论严肃的话题，他会吐露一些心事，他说他会向我倾诉他无法对别人启齿的事。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事在困扰他，显然他和家人相处不愉快，但他很少谈及家人，除了他的小妹妹卡琳。他说，他俩关系很亲近，她很漂亮，走在街上回头率很高。”

    韦斯特贝格倒不曾关心麦坎德利斯的家庭问题：“不论他为什么烦恼，我想一定是有其原因的。既然他已去世，我也不想寻根问底了。

    如果亚历克斯还在这儿，我一定会生气地训斥他，‘你究竟在想什么？

    这么久不和家人联络，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个为我工作的孩子连父母亲都没有，但他从未抱怨过什么。不管亚历克斯的家人是怎么回事，我保证我见过情况比他更遭的。以我对亚历克斯的了解，我想他可能是和父亲有龃龉，无法解开心结。”

    韦斯特贝格的事后猜测，看起来是对沃尔特和克里斯父子关系相当到位的分析。父子二人都很固执，又很敏感。沃尔特过度的控制欲，遇上克里斯过度的独立天性，由此而生的极端对立是在所难免的。从高中到大学期间，克里斯对沃尔特的服从令人惊讶，但同时，这个年轻人内心积怨已久。他细细思索父亲的道德缺陷，父母生活方式的伪善，以及他们有条件的、专制的爱。最终他反抗了——当他终于这么做的时候，也是以他一贯的极端作风来反抗的。

    麦坎德利斯失踪前不久，曾向卡琳抱怨父母亲的行为“如此不理性、暴戾、无礼，令我终于忍无可忍。”他继续写道：既然他们无视我的意愿，毕业后的几个月内，我要让他们以为自己是正确的，让他们以为我“改过自新，接纳他们的观点了，”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稳定下来。

    然后，一旦时机成熟，我会突然、迅速地行动，将他们从我的生活驱逐出去，和他们断绝关系。我在有生之年，都不愿再和这两个愚蠢的人说话；我要和他们一刀两断，而且是永远的。

    韦斯特贝格感觉到，麦坎德利斯和他双亲之间亲情的冷漠，正好与他在迦太基展露出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他情绪高涨的时候特别外向、有魅力，吸引了一大群人。当他回到南达科他州时，已经有信件在等候他，那都是他在路上遇见的人的来信。韦斯特贝格记得：“其中有一个对他非常着迷的女孩也寄来信件，他在一个叫做通布图的地方与她结识——我想那大概是个营地吧。”但麦坎德利斯从未对韦斯特贝格或者博拉提及任何风流韵事。

    “亚历克斯从没向我提过结交女友之类的事情，”韦斯特贝格回忆：“虽然他提过将来要结婚，组建家庭。但你很容易看出，他不会随便建立男女关系，也不是那种只想找女孩上床的人。”

    博拉还发现，麦坎德利斯很少流连于单身酒吧。她说：“某天晚上，我们一大群人去麦迪逊的一间酒吧，他原来死活不肯下舞池；但一旦下了舞池，他又不肯休息。我们狂欢了一番。亚历克斯死后，卡琳曾告诉我，据他所知，我是极少数曾与他共舞的女性之一。”

    高中时，麦坎德利斯曾与两三位异性建立某种亲密的关系。据卡琳回忆，有一次他喝醉了，在半夜带一个女孩到他房间。但他们上楼梯时声音太大，吵醒了比莉，比莉就把女孩送回家了。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在少年时代有过活跃的性生活，甚至没有什么迹象证明他在高中毕业后曾和女性同床共枕。同样地，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与男性有性接触。麦坎德利斯看来是对女人有兴趣，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完全保持贞洁，如同修士。

    贞洁和无暇的道德是麦坎德利斯长期以来一直思索的品质。的确，他遗体所在的公交车里有一本故事集，其中收录有关托尔斯泰的《克鲁采奏曲》，故事的主角——原为贵族的苦行僧公开批判“肉欲需求”。

    在折角的书页中，有几个段落做了记号；在书页边缘，麦坎德利斯用其独特的笔迹做了秘密暗号。另外，在公交车上找到的梭罗《瓦尔登湖》中，麦坎德利斯在“更高的规律”一章里的一段文字上做了记号：“贞洁是男人的花朵；所谓的天才、英雄主义、神圣等，都只不过其后的种种果实。”

    作为美国人，我们往往在性的快感中难以自拔，对之爱恨交加。一个看起来体格健康的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男子，竟然能够抗拒肉欲的诱惑，实在让我们莫名惊诧，大起疑心。

    然而，麦坎德利斯在性方面显而易见的纯洁无暇，也是收我们文化的引导所致。贞洁禁欲的人格似乎备受推崇，至少这方面的某些知名信徒是如此。他对性的矛盾情感和其他钟情于荒野的知名人士相呼应——最有名的是梭罗（终其一生都是处男）及博物学家缪尔，更不用提其他数不胜数的无名朝圣者、探索者、冒险家和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像所有被荒野诱惑的人一样，麦坎德利斯受到各种欲望驱使，把性欲抛诸脑后。他的某种渴望强烈得很难以通过人际交往来抑制。他虽然可能受到来自女人的诱惑，但在和大自然水乳交融、和宇宙天人合一的渴望面前，这种诱惑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一路向北，直奔阿拉斯加。

    麦坎德利斯对韦斯特贝格和博拉承诺，他结束在北方的游历后，就会返回南达科他州，至少和他们共度秋天；之后的去向视情况而定。

    “在我印象中，这次阿拉斯加之旅是他最后一次冒险，”韦斯特贝格说，“他想安定下来。他说准备写一本关于他的旅行的书。他喜欢迦太基。因为他的学历，没有人认为他会终其一生待在这该死的谷仓里工作。但他的确打算在谷仓待一阵子，帮帮我们的忙，顺便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年春天，麦坎德利斯一心一意只想去阿拉斯加。他一有机会就谈论这个旅行。他拜访城里经验丰富的猎人，向他们请教打猎、制革、腌制肉类的技巧。博拉驾车送他到米切尔的凯玛特超市，采购最后一批装备。

    到了4月中旬，韦斯特贝格人手不足，忙的团团转，因此他请求麦坎德利斯延期离开，留下再工作一两个星期。但麦坎德利斯完全不予考虑。“亚历克斯一旦下定决心，就难以改变。”韦斯特贝格叹息，“只要他再工作10天，我甚至愿意为他支付到费尔班克斯的机票，确保它能按照原计划在4月底之前抵达阿拉斯加。但他拒绝了，‘不行，我要搭便车到北方去。搭飞机等同于欺骗，那将破坏整个旅行。’”在麦坎德利斯启程向北的前两天晚上，韦斯特贝格的母亲玛丽邀他到家中用晚餐。“我母亲不太喜欢我雇的帮手，”韦斯特贝格说，“她本来也不怎么愿意见亚历克斯，但我一直纠缠她，恳请她一定要见见这孩子。于是，她终于邀她共进晚餐。结果她和亚历克斯一见如故，一口气交谈了五个小时。”

    “他身上有种迷人的气质，”玛丽坐在擦得闪亮的胡桃木桌子旁，那天晚上她和麦坎德利斯就在这张桌子上用餐，她回忆，“亚历克斯看起来远不止24岁，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论我说什么，他总想更进一步弄清楚我话里所含的深意，想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他渴望知道更多。他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一样，他是那种坚定的为信仰而生的人。”

    “我们谈了好几小时书籍；迦太基已经没有多少人谈论读书。他一直谈马克。吐温，天哪，和他待在一起真有趣，我真不希望那个晚上结束。我十分期待今年秋天能再见到他，我无法忘记他脑海里时常浮现他的面容——那天晚上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张椅子上。想来我和亚历克斯只不过共度了几个小时，却为他的死那么难过，实在令人诧异。”

    在迦太基的最后一个晚上，麦坎德利斯和韦斯特贝格一伙人在“卡巴莱”酒吧狂欢，杰克。丹尼尔的酒香四处流淌。令人意外的是，麦坎德利斯坐在钢琴前，他从未提过他会弹琴，但他开始敲出夜总会味道的乡村音乐、爵士乐和托尼。班奈特（Tony Bennett）的曲子。“他并不是不识趣、自恋的醉鬼，”博拉说，“亚历克斯真的会弹钢琴，我的意思是说，他弹得很棒。我们全都沉浸在他的动人琴声中。”

     4月15日早上，大伙儿聚集在谷仓为麦坎德利斯送行。他的行囊很重。他把约1000美元塞在靴子里，请韦斯特贝格代为保管日记和相册，并把他在沙漠里制作的皮带送给韦斯特贝格。“亚历克斯常坐在‘卡巴莱’的吧台上，一连几个小时讲解皮带上的图画，”韦斯特贝格说，“就好像为我们翻译象形文字一样。他刻在皮带上的每一幅画，背后都有一个悠远的故事。”

    麦坎德利斯和博拉拥在一起道别。她回忆：“我注意到他在哭，这令我感到害怕。他并未计划离开太长时间，我猜他之所以哭泣，大概是打算冒大险，知道自己可能再回不来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我们永远见不到亚历克斯了，”一辆庞大的拖拉机连着半挂车，在谷仓外面的正前方等候，韦斯特贝格的员工罗德。沃尔夫（Rod Wolf）要把向日葵籽运到北达科他州恩德林，他答应把麦坎德利斯载到94号州际公路。

    “我把他放下来时，他肩上挂着一把大弯刀，”沃尔夫说，“我心想，‘上帝，没有人看到那把刀还敢让他搭便车’，但我什么也没说，只和他握手道别，祝她好运，叮嘱他来信。”

    麦坎德利斯照办。一周后，韦斯特贝格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盖着蒙大拿的邮戳，文字简短： 4月18日。今天早上，我搭货运火车抵达怀特菲什。一切顺利。今天我将越过州界向北去阿拉斯加。代我问候大家。保重。亚历克斯。

    接着，韦斯特贝格在5月初收到另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张北极熊的照片，盖着阿拉斯加的邮戳，发信日期是1992年4月27日。上面写着：来自费尔班克斯的问候！

    韦恩，这是你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消息。两天前我就到这儿了，在育空地区搭便车真不容易，不过我最终还是到了。

    请帮我把所有寄给我的信箱退回给寄件人吧，我可能要过很久才会回南方。如果这次冒险我遭遇不幸，而你又再没听到我的任何消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是个大好人。现在我就要走进荒野里了。

    亚历克斯

    同日，麦坎德利斯也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伯雷斯和鲍勃，内容类似：嗨，问候你们两位！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消息。现在，我要走进荒野了。保重。很高兴认识你们。

    亚历山大

    第八章 阿拉斯加

    毕竟，富于创造性的天才投身于病态的极端可能是个坏习惯，这样做虽然能够获得极佳的洞察力，但对于无法把心里创伤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或思想的人，那可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

                   《寻找奇迹》（In Search of the Miraculous）

    我们信奉美国式的“大双心河”：带着你的创伤到荒野去治疗、转变心情、休养。。。。。。就像海明威的作品中所讲述的那样，如果伤势不太严重，这种方式的确能生效。然而，这儿不是密歇根，也不是福克纳描写的密西西比森林。这儿是阿拉斯加。

                    ——爱德华。霍格兰（Edward Hoagland）

                   《沿黑河上行至查尔基齐克》（Up the Black to Chalkyitsik）

     麦坎德利斯被发现死于阿拉斯加，其扑朔迷离的死因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很多人认为这个男孩一定是因心烦意乱自寻短见。《户外》杂志关于麦坎德利斯的报道引起不少回应，其中一些信件对麦坎德利斯，还有我大加批判。因为身为作者的我，竟然公然赞美人们视为愚蠢毫无意义的死亡。

    持反对意见的信件大部分寄自阿拉斯基居民。斯坦佩德小径前端一个叫希利的小村的居民写道：“我认为，亚历克斯是个疯子；据作者描述，那男人放弃一小笔财富，抛开相亲相爱的家人，放弃车子、手表和地图，把最后一点钱烧光，再走进希利以西的荒野。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麦坎德利斯的生活方式，以及荒野主义中，看不到任何积极正面的意义，”一名读者在信中指责，“刻意以简陋的装备进入荒野，体验濒死的经历，那可不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顶多只会让你成为走狗屎运的幸存者。”

    另一名读者质疑：“为什么打算‘在荒野中住几个月’的人，竟会忘记童子军的第一信条——妥善准备？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子女，给父母和家庭带来永久而深沉的痛苦？”

    “作者如果认为‘亚历山大超级流浪汉’不是疯子，那么他自己就是个疯子。”来自阿拉斯加州北极镇的读者来信称，“麦坎德利斯的行为过火了，才会在阿拉斯加碰壁。”

    最尖刻的批评寄自北极圈北部科伯克河畔的小村庄安布勒，那是一封密密麻麻的几页长信。来信者尼克。詹斯（Nick Jans）是一名白人作家和教师，原籍华盛顿州。他先说明，写信时已经凌晨1点，又喝了几杯老酒，因此写起来洋洋洒洒：过去15年中，我在这个村庄的荒野里见过好几个跟麦坎德利斯一样的人。他们的故事大同小异——理想主义、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荒野，以致麻烦缠身。麦坎德利斯毫无特别之处，很多这样的人在阿拉斯加州游荡，这些故事都成陈腔滥调了。惟一不同的是，麦坎德利斯的结局是死亡，而他的愚蠢行径却被媒体大加报道。。。。。。。杰克。伦敦的“生火”故事所言并没有错；麦坎德利斯只不过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在20世纪的拙劣模仿者。他之所以冻死，是因为无视劝告，狂妄自大。。。。。

    置他于死地的是浅薄无知，其实只要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四分仪和一本童子军手册，这样的结局就可以避免。我同情他的父母，但并不可怜他。。。。。。任性妄为的无知。。。。。。也就是不尊重大地、和埃克森。瓦尔迪兹号一样傲慢——一个准备不足、过度自负的人因缺乏应有的谦逊，在大自然中莽撞焦躁。这两个例子只有级别的差异。

    麦坎德利斯做作禁欲主义的姿态，滥用文学之名为幌子，事实上，是加重而非减轻他所犯的错误。。。。。。麦坎德利斯的明信片、笔记和日记。。。。。。读起来像是出自一名中上程度、却故作深沉的高中生之手——或者，是我忽略了什么？

    阿拉斯加主流知识份子认为，麦坎德利斯只是又一个经验不足的生手，他步入荒野，企图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却只找到成群的坟虫和孤寂的死亡。过去这些年来，成群结队的边缘人走进阿拉斯加荒野，从此销声匿迹；也有少数人深植于阿拉斯加居民共同的记忆中。

    例如，有一名反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穿越塔纳纳村，声称其余生都要“和大自然同在”。寒冬时节，一名野外生物学家在托夫特附近的空屋里，发现了他所有的家当——两支来复枪、一些露营装备、一本关于真善美和深奥生态理论的毫无条理的手书随笔，屋子里满是雪堆，却没有发现这名年轻人的踪迹。

    几年后，一名越战老兵在查尔基奇克东部的黑河岸边搭起一间小木屋，要“远离人群”。到了2月，他把粮食吃光后因饥饿而死，而他显然没有试图采取任何自救措施，因为下游约5公里处就有另一间小木屋，里面贮满了肉类等食物。记者霍格兰报道他的死亡时写道，阿拉斯加“可不是隐居或享受宁静风格的好地方。”

    然后是 1981年我在威廉王子港遇到的任性天才。当时，我正在阿拉斯加科尔多瓦外的丛林中露营，打算在拖网渔船上找一份水手的工作，却徒劳无功。我一直等到渔猎部宣布第一个商业捕鲑季开始。一天下午，下着雨我在城里与一名40岁左右、邋遢而浮躁的人相遇。

    他留着络腮胡子，用一条肮脏的尼龙发带把及肩长发绑起。他快步走向我，因为肩上扛着2米来长的木头而拱着背。

    他走近时，我向他问好，他含糊不清地回答，然后我们停下来，在细雨中浅谈片刻。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把一根浸湿的木头抗进林中，那儿的木头已经够多了。我们真诚地相互问候，然后就道别离去。

    通过那次简单的对话，我推测他就是本地居民戏称为“嬉皮湾市长”的知名怪人——嬉皮湾（Hippie Cove）是城北海岸沿线弯曲的部分，吸引了许多长发的嬉皮旅行者，“市长”在那儿住了不少年头。嬉皮湾的大部分人都是像我一样，夏天才来科尔多瓦寻觅高薪的捕鱼工作，或者至少可以在鲑鱼罐工厂找份工作。但“市长”是与众不同的。

    “市长”的真名是吉恩。罗塞利尼（Gene Rosellini），是最富有的西雅图餐饮业大亨维克托。罗塞利尼（Victor Rosellini）最年长的继子，也是颇受爱戴的前华盛顿州长（任期为1957-1965年）艾伯特。罗塞利尼（Albert Rosellini）的堂兄弟。吉恩年轻时是运动健将，也是天赋极佳的学生，他热爱读书，练瑜伽，同时还是武术专家。

    在高中和大学时代，他的平均成绩都是完美的满分，并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西雅图大学攻读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和语言学，修了数百个学分，却放弃了学位，因为他认为学位没有意义，追求知识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目标，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在认可。不久之后，吉恩离开学术环境，也离开了西雅图，沿北方海岸一路途径英属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并与1977年抵达科尔多瓦。在城镇边缘的森林里，他决定奉献毕生精力，专注于雄伟的人类学实验。

    定居科尔多瓦 10年后，他告诉《安克雷奇日报》记者德布拉。麦金尼（Debra Mckinney）：“我很想弄明白，当今人类有没有可能脱离现代科技而生存。”他怀疑，人类是否还能够重回猛犸象和剑齿虎出没的时代，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生活；或者我们已经脱离根源太远，以致没有火药、钢铁和其他文明产物，就无法生存。吉恩秉着一向执著于细节的顽固天性，摒弃了生活中所有的现代文明产物，只使用自己亲手用自然材料制作的原始工具。

    “他认为人类已经成为退化的生物，”麦金妮解释说：“他就是要回归自然状态。他不断以不同的时代来做实验——罗马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最终，他的生活形态中具有新石器时代的因素。”

    他靠食用植物根茎、浆果和海藻维生，用长矛和陷阱捕猎，衣着褴褛地熬过寒冬。生活极其艰苦，但他似乎乐在其中。他在嬉皮湾的房子没有窗户，是亲手盖的茅舍，没有使用锯子和斧头。麦金尼说：“他乐意，并且有足够的耐心用尖石磨穿木头。”

    大概觉得自己制定的生活准则还不够苛刻，吉恩在不为食物忙碌的时候，还强迫自己运动。他整天做体操、举重、跑步，经常背着一袋石头。某年夏季，他平均每天步行近30公里。

    吉恩的“实验”坚持了 10年以上，但最终他认为自己求解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成年之后的30年来，我一直针对这个假设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做自我调整——我相信人类可以做回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最近10年，我敢说自己真切体验了石器时代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感。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我现在知道人类不可能离开大地而活。

    吉恩似乎很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假设被推翻的结果。 49岁那年，他心致勃勃地宣布要重设目标，然后他打算“背着行囊，环游世界：每天步行三四十公里，每星期7天，一年365天”。

    但旅程还未开始，1991年11月，吉恩的尸体在他的小木屋里被人发现。他脸朝下倒在地上，刀刺过心脏，经法医鉴定，致命伤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留下丝毫暗示，说明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以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也没有人会知道真相。

    《安克雷奇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吉恩。罗塞利尼的死和他古怪的生活方式。相对而言，约翰。马伦。沃特曼（John Mallon Waterman）的劳苦生活比较不为公众关注。沃特曼生于1952年，在麦坎德利斯成长的华盛顿郊区附近长大。他的父亲是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自由作家，曾为数位现任总统、前总统和其他知名的华盛顿州政客撰写演说词：此外，老沃特曼还是登山家，在三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登山。沃特曼是次子，13岁时就首次攀岩。

    沃特曼恰好有攀登方面的天赋，一有机会就跑往悬崖峭壁。不能去攀登时，就使劲做体能训练。他每天坚持做400个伏地挺身，疾走4公里路去上学；下午放学后，他先步行到家门口，再掉头走回学校，再折返回家。

     1969年，16岁的沃特曼登顶麦金利山——他称之为迪纳利峰，像阿拉斯加人一样，他喜欢这座山的阿瑟帕斯卡语（Athapaskan）名。

    他是成功登顶这座北美最高峰第三年轻的人。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欧洲等地攀登，有更令人瞩目的成就。到1973年，沃特曼前往费尔班克斯入读阿拉斯加大学时，他已经享有北美洲最有前途登山者的声誉。

    沃特曼身材矮小，身高仅1米6，拥有小巧的面孔和强健的体魄。

    根据密友的评价，他不善于交际，有一种粗俗的幽默感，个性古怪，甚至可以说是暴躁、抑郁。

    他的登山伙伴、同学詹姆斯。布雷斯（James Brady）说：“我第一次遇见约翰时，他身穿黑色长披风，戴着摇滚巨星埃尔顿，约翰式的眼镜，镜片中央有颗星，在校园里迈着大步子。他携带一把廉价吉他，用宽胶带粘补过，他为任何愿意听他演奏的人弹唱跑调的、叙述他冒险经历的歌曲。费尔班克斯吸引了大量怪人，但即使以费尔班克斯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是很古怪。他格格不入，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他打交道。”

    要对沃特曼性格中的不稳定因素寻根问底倒不难。在他少年时期，父母离了婚；他母亲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久未治愈；沃特曼的哥哥比尔和他关系最亲近，但比尔在少年时期因跳火车失去了一条腿。

    1973年，比尔留下了一封谜样的信，含糊地提及要开始长期旅行，之后再无音讯，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沃特曼学会登山后，他的8名密友和登山同伴先后意外丧生或自杀身亡。因此，假设是这样接二连三的不幸给沃特曼年轻的心灵带来严重的挫伤，大概并不为过。

     1978年3月，沃特曼开始了惊世骇俗的远征，独自攀登亨特山东南支脉，这是从来没有人成功攀登过的路线，曾经有三队登山精英先后尝试，最终无一成功。记者格伦。兰德尔（Glenn Randall）在《攀登》杂志报道过沃特曼的此次壮举。稳重提到，沃特曼诉说，他攀登时的同伴是“风、雪和死亡”：巅峰的轻盈雪檐凌空悬伸一公里多；垂直的冰墙，就像一桶半融化再重新结冰的冰块那样易碎。它们使山脊两侧狭窄而陡峭，通过此地的最佳方式便是叉开双腿而行。有时候痛苦和寂寞将他击败，使他崩溃哭泣。

    经过 81天筋疲力尽的攀登，沃特曼成功登顶位于麦金利山南边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海拔4442米的亨利山。之后，他费了9个星期下山，只比上山稍微轻松一点儿；沃特曼总共在山上独自度过145天。

    最终返回文明世界时，他身无分文，只得向送她离开山区的飞行员克利夫。赫德森（Cliff Hudson）借了20美元。回到费尔班克斯后，他能找到的惟一工作是在餐馆洗碗。

    不过，在费尔班克斯的登山圈子里，沃特曼被视为英雄。他做了一次公开的攀登亨特山的幻灯片展，布雷迪这样评价他的展示说：“令人难忘。令人难以置信的出色演说，完全无拘无束。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所有的思考和情感，以及对失败和死亡的恐惧，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但是，完成此次壮举几个月后，沃特曼发现，成功登顶不但没有消除它心中的恶魔，反而似乎激活了它们。

    沃特曼开始心神不宁。布雷迪回忆：“约翰的自我批判到了严重的境地，他经常无法制止地进行自我分析。他通常携带写字板和笔记本，做详细的笔记，记录他每天的每一丁点儿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费尔班克斯市区碰到他，他掏出笔记本，记下他碰到我的时间，并且详尽记录其实并无实质意义的谈话内容。关于我们那次见面的记录就有三四页，前面还有他当天草草记下的其他内容。他那样的笔记一定已经堆积如山，但我相信，除了对约翰自己，它们毫无意义可言。”

    不久，沃特曼参加学校理事会的竞选活动。他的竞选主张是，学生应有无限制的性行为，以及应使致幻剂合法化。不出众人所料，他落选了。紧接着，他投身另一场政治选举活动，代表“喂饱饥饿党”（Feedthe Starving Party）竞选美国总统，主张确保地球上无人死于饥饿。

    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他计划在冬季带最少的食物，独自攀登迪纳利峰的南山脊，那是最险峻的路线。他想借此批判美国人饮食和不道德。他把自己浸泡在装满冰块的浴缸里，作为适应性训练。

     1979年12月，沃特曼飞到卡希尔特纳冰川，开始登山，但只坚持14天就放弃了。据说，他对把他送进荒野的飞行员说：“把我带回家吧，我不想死。”两个月后，他开始了第二次尝试。然而，在大部分人从事阿拉斯加山脉探险活动的起点——迪纳利峰南侧的塔尔基特纳村，他暂住的小屋被火烧成灰烬，他的装备，他视为生命的大量笔记、诗和私人日记被烧得精光。

    沃特曼被突如其来的致命损失击垮了。火灾发生的第二天，他自行前往安克雷奇精神病院，但又在两个星期后离开，他认为有人想阴谋将他永远赶走。1981年冬季，他再次开始迪纳利峰探险之旅，仍旧孤身一人。

    仿佛觉得在寒冬独自攀登高峰的难度还不够高，这一次，他决定在这场关乎生死的赌博中加大赌注——从海平面开始攀登，也就是说，他必须先完成从库克湾开始的260公里迂回艰难的路程，才能到达山脚。2月，他从海滨向北进发，但他的热情在距山脚近 50公里的拉什冰川下游就烟消云散，于是他返回塔尔基特纳。3月，他再度下定决心，再次从事孤独的旅行。离城之前，他对他视为朋友的飞行员赫德森说：“永别了。”

    阿拉斯加山脉天寒地冻的3月下旬，穆格斯。斯普顿（Mugs Stump）在拉什冰川上游碰到沃特曼。斯普顿是举世闻名的登山家，他于1992年在迪纳利峰逝世。彼时他刚刚在附近完成“魔西之牙”峰的困难重重的新路线。和沃特曼相遇不久之后，斯普顿到西雅图探望我。他说：“约翰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他行为举止十分古怪，总谈论些不着边际的事。他在进行冬日攀登迪纳利峰的壮举，但没有携带任何装备，只穿着一件廉价的连身雪地摩托服，他甚至没有带睡袋。他全部的食物只有一包面粉、一点糖和一罐食用油。”

    在《断裂点》一书中，兰德尔写道：

    几个星期以来，约翰一直逗留在谢尔登山中小屋附近，这是一间位于山区中心、拉什冰川边上的小木屋，当时他的朋友凯特、布尔正在附近攀岩。布尔说约翰疲惫不堪，而且比平时粗心大意——他用从赫德森处借来的对讲机呼叫赫德森，请啊送更多补给品来，然后把对讲机还给赫德森。对讲机是他用以呼救的惟一工具，但他说：“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4月1日，沃特曼曾在拉什冰川的西北支流出现过，那是他最后可觅的踪迹。他的足迹朝向迪纳利峰东侧的拱璧，直穿巨大冰裂缝组成的迷宫而去，可见他一点儿也没有尝试克服眼前显而易见的危险。此后，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人们猜测，他可能踏穿了脆弱的雪桥，坠入深不可测的沟壑中丧生。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他失踪后的一周里，从空中搜索了他计划的路线，但一无所获。后来，一些登山者在谢尔登山中小屋里发现，约翰的装备箱上有张纸片，上面写着：“1981年3月13日，下午1:42，我的最后一吻。”

    或许人们难以避免将麦坎德利斯和沃特曼相提并论；类似地，也有人将麦坎德利斯与卡尔。麦康（Carl McCunn）相比较。后者是一位和善、生性散漫的德克萨斯州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期，他在纵贯阿拉斯加的输油管道建设工程中找到一个待遇不错的岗位，便移居费尔班克斯。1981年 3月初，与沃特曼最后一次攀登阿拉斯加山脉同时，麦康雇了一名无人区飞行员，专机飞到科林河附近的偏远湖泊上空，即布鲁克斯岭南缘的育空堡东北方向约120公里处。

    时年 35岁的麦康是一名业余摄影家，他告诉朋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他带着500卷底片、0.22、0.30-0.30口径的来复枪、猎枪和600多公斤补给品飞入荒野。他预计在荒野待到8月，但不知为何，他竟忘了安排飞行员在夏季结束时把他送回文明世界，因此送了命。

    这个令人诧异的疏忽在麦康的朋友马克。斯托普尔（Mark Stoppel）看来倒不奇怪。斯托普尔是费尔班克斯本地居民。麦康启程往布鲁克斯岭之前不久，两人在输油管工程中共事了九个月，斯托普尔因此与麦康相熟。

    “卡尔是个友善、人缘极佳、心地淳朴的人，”斯托普尔回忆，“他看起来很聪明，但是有点儿爱做白日梦、不切实际。他喜欢耍派头，喜欢聚会、狂欢。他说得上极端负责，但偶尔也会因一时兴起，冲动、虚张声势地做事。麦康自己进入荒野，却忘记安排人接他回来，这还不算太离奇的。光怪陆离的事我都习以为常了，我的朋友中，有被淹死、惨遭谋杀的，也有在奇异的事故中意外丧生的。总之，在阿拉斯加，你会习惯各种奇怪的事故。”

     8月底，白昼开始变短，布鲁克斯岭已经入秋，天气特别冷。没有人会来载麦康离开荒野，他开始担心、惊恐。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想我实在应该更有远见地安排撤离事宜。”麦康死后，他日记中的重要部分被克里斯。卡普斯（Kris Capps）引用在《费尔班克斯矿工报》的报道中。麦康写道：“不久将尘埃落定。”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麦康感受到寒冬正加速来袭。他的粮食贮备日渐减少，他深深悔恨自己竟将几乎所有猎枪子弹都扔到湖里，只留下十来发。他继续写道：“我不断想起两个月前扔掉的猎枪子弹，原本有五盒，当时我百无聊懒地看着它们，觉得自己竟然带了这么多，实在太可笑了，简直像个贩卖军火的。。。。。。。自作聪明！谁知道我现在竟然需要它们，来给自己弄活命的食物？”

    后来，一个天气晴朗的9月上午，好运似乎就要来临。麦康正用剩下的子弹捕猎鸭子，突然，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打破了宁静，紧接着，一架飞机就在他头顶上空盘旋。飞行员似乎锁定下方的营地，降低高度旋转了两圈试图仔细观察。麦康激动地挥舞橙色的萤光睡袋。飞机配备的是轮胎而非浮筒，无法降落，但麦康肯定飞行员已经看见他，并会找水上飞机来营救他。他信心满满地写道：“飞机旋转一圈后，我就不再挥舞睡袋。我开始忙于打包行李，准备拔营。”

    但当天并没有飞机降落，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后来，麦康在打猎许可证的背面看到紧急情况下，在地面和飞机沟通的手势时，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营救他。“我记得当时举起了右手，在飞机旋转第二圈时，高耸肩膀，晃动拳头。”麦康写道，“但那是欢呼的手势，就像队员庆贺球队得分。”不幸的是，他了解得太迟了，举起一只手臂表示：“一切顺了，无需求援”；而要表达“S.O.S，请速援助”的话，他应该举起双臂。

    “可能正由于此i，他们又巡视了一遍，但那一次我却没有给出任何信号（其实我可能刚好背对着飞机），他们大概把我当成古怪的家伙而把我抛诸脑后了。”

     9月底，冻原上开始积雪，湖面也结了冰。麦康弹尽粮绝，他只好尝试采集蔷薇果，设陷阱捕猎野兔，甚至一度食用在湖边病死的驯鹿尸体。然而，到了10月，他体内的脂肪已经消耗殆尽，无法再酷寒的漫漫长夜中保持身体热量。他写道：“我至今未归，城里一定有人会认为我出事了。”但始终没有飞机出现。

    “想象因奇迹降临而得救，确实是麦康式风格。”斯托普尔说，“卡尔是一名卡车司机，有大段时间待在车里等待安排工作或者做白日梦。无怪乎他会想出攀登布鲁克斯岭的主意。这次旅程对他而言意义重大，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不停地思考、规划这件事，在工作间歇中也经常和我讨论该带些什么装备。尽管他确实做了细心的计划，但他也时常沉湎于不且实际的幻想中。”

    “例如”，斯托普尔继续说，“卡尔并不想孤身一人到荒野中去。他原先的雄心壮志，是和美女一起离开文明世界，到荒野中同祝他对几个和我们共事的女孩感兴趣，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劝说苏、芭芭拉或任何一个女人陪他进入荒野——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是说，在我们工作的‘七号油泵站’输油管营地，男女比例大约是 40:1。但卡尔爱做白日梦，直到飞向布鲁克斯岭前一刻，他还幻想有女孩会改变心意，做出与他同往的决定。”

    斯托普尔说接着解释：“同样，卡尔也会不切实际起幻想总有人会发现他陷入困境，并实施救援。即使在垂死边缘，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可能还心存幻想，以为会有人在飞机上装满食物来救他。但他的幻想世界离现实实在太遥远，没有人能够伸出援手。卡尔越来越饥饿、虚弱，等他最终明白没有人会来救他时，已经无法自救或求救了。”

    麦康的食物供给几乎断绝，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忧心忡忡，坦白说，我甚至有点儿惊恐。”温度降到零下20℃左右。他痛苦不堪，手脚和脚趾都长了冻疮。

     11月，咽下最后一口存粮，他感到身体虚弱、头晕目眩；寒冷无情地肆虐他瘦弱的身躯。他在日记写道：“双双脚和鼻子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鼻梁肿胀、起泡、结疤。。。。。。这的确是缓慢而又痛苦的死法。”

    他曾经考虑舍弃营地带来的安全感，徒步走向育空堡，但又担心自己不够强壮，很可能在途中就因筋疲力尽和饥寒交迫而倒下。

    “卡尔去的是阿拉斯加该死的不毛之地。”斯托普尔说：“那儿的冬天比地狱还寒冷。处在他那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也许会想办法走出去或设法过冬，但要这么做必须有勇有谋。例如，你也许要收集自己的粪便；你得变成老虎、杀手，变得跟动物一样。但卡尔畏缩软弱，他只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

    “我过不下去了，我害怕。”11月底，麦康在日记接近尾声之时写道，他已经在100页蓝条纹活页纸上写满日记，“上帝，请宽恕我的弱点和罪恶。保佑我的家人。”随后，他斜倚着帐篷壁，把0.30-0.30口径的枪顶在自己额头上，用拇指扣下扳机。两个月后的 1982年 2月2日，阿拉斯加州警察找到了他的营地，在帐篷中发现了麦康瘦弱的、被冻得像日头一样僵硬的尸体。

    吉恩、沃特曼、麦康和麦坎德利斯都各有相似之处。像吉恩和沃特曼一样，麦坎德利斯是个寻觅者，对大自然冷酷的一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沃特曼和麦康相似，他显得毫无常识。但与沃特曼不同的是，他没有心理疾病；而他与麦康的不同之处在于，面临困难时他并未幻想救星从天而降。

    麦坎德利斯并不太符合葬身荒野的典型。虽然他轻率冲动，像荒野中的无头苍蝇，有时粗心到愚蠢的地步，但他并非无法胜任——否则他不可能在那儿存货了113天。他既非疯子，亦非反社会者，更不是社会的遗儿。麦坎德利斯在上述情况之外——尽管很难描述真相。也许可以说他是个朝圣的旅行者吧。

    通过研究以往有类似奇特经历的人群，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层地了解麦坎德利斯的悲剧。为此，我们必须把焦点从阿拉斯加转移，来到南犹他州布满光秃岩石的峡谷。1934年，在那儿，一位特别的20岁男孩步入沙漠，在也没能走出来。他叫做埃弗里特·鲁（EverettRuess）。

   第九章 戴维斯峡谷

    我想我不会太快去造访文明。我尚未压卷荒野；反而更沉浸于它的美，和现在所过的流浪生活。我喜欢车座胜过电车；喜欢满天星斗胜过房顶；喜欢障碍重重且方向未知的小道，胜过平坦的高速公路；喜欢荒野中深沉的宁静，胜过在都市生活总是不满的贪婪之心。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和周围合而为一，你还会责怪我吗？当然，我也想念伙伴们，但很少能分享对我意义如此重大的事物。我学会了自制。我被美包围着，这就够了。。。。。。

    即使你轻描淡写，我仍是受不了那样的单调生活。我了解自己是无法安定下来的，因为我已经了解人生太多的深层含义，一切终将归于平淡。

           ——埃弗里特写的最后一封信，收信人是他哥哥沃尔多，日期是1934年11月11日

美，是埃弗里特所追寻的，并用他特有的浪漫方式来诠释。如果不是在他对美一心一意的奉献中，包含着某种庄严，我们可能会嘲笑他对美过度崇拜。如果将美学看做是客厅中的装饰不仅可笑，而且有些许亵渎；但若将美做为一种生活方式，往往会成为一种尊严。如果我们嘲笑埃弗里特，那么我们也该嘲笑约翰。缪尔，因为我们俩除了年龄之外，并无差别。

              ——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摩门乡》（Mormon Country）

      戴维斯终年几乎都只是涓涓细流，甚至有时谈不上。它的源头在一座石砌的高防护墙脚下，河水流淌六七公里穿过南犹他州的粉色沙石板，然后注入鲍威尔湖——格兰峡谷大坝长达 300多公里的庞大水库。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戴维斯峡谷都只是个小却可爱的流域。

    几个世纪以来，穿越这片干旱地区的旅行者都依赖于这个位于细缝般的狭路末端的绿洲。陡峭的岩壁上，刻有历史长达九百年的奇特岩石雕刻和象形文字。创造这些岩石艺术的，是很早以前就消失的卡岩特的阿纳萨齐人，他们曾安居在隐蔽的地方。古阿纳萨齐人的陶器碎片，与世纪之交曾在峡谷中放牧的牧人丢弃的生锈锡罐，一同混杂在沙堆里。

    短短的戴维斯峡谷就像平滑岩石上的扭曲裂缝，有些地方窄得可以一跃而过。成列突出的沙岩壁面阻碍了进入峡谷的通道。不过，在峡谷较低的一端，还是有一条隐秘的通道通往峡谷。在戴维斯溪诸如鲍威尔湖的上游处，有一条天然的斜坡从峡谷西缘蜿蜒而下。在小溪河床的不远处，有一段近一个世纪前摩门教牧人用凿开的软沙岩修建的粗糙阶梯。

    戴维斯峡谷四周的荒野，是一片布满光秃岩石和砖红色沙土的不毛之地，植物罕见。黯淡的阳光下，几乎看不到影子。然而，向下走入峡谷，却是另一个世界。白杨优雅地倚着花朵盛开的霸王树；修长的青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美莲草朝开着暮谢的花朵从近30米高的石拱门下探头展颜；峡谷鹪鹩则在蓬乱的胭脂栎中来回哀啼。在溪流上方，一股泉水从峭壁避免涌出，滋润着高处的岩壁上的苔藓和铁线蕨，犹如翠绿的壁毯。

     60年前，在这个世外桃源中，离摩门教阶梯和溪流河床的交点下游不到半公里处，年方20岁的埃弗里特。鲁埃斯在峡谷壁上阿纳萨齐人的象形文字板下，刻下了他的笔名；在同阿纳萨齐人所建，用来储放谷物的小型石造建筑的门口也刻下类似的标记：“尼莫，1934年”。

    不容置疑，促使埃弗里特这样做的冲动，与麦坎德利斯在苏珊娜河畔废弃公车上刻下“亚历山大超级流浪汉，1992年 5月”的情感是一致的；也许，和使阿纳萨齐人在岩壁上刻下他们独有的，但现在已难以解读的符号的冲动也大抵相似。埃弗里特在刻下标记后，离开了戴维斯峡谷，之后就神秘地失踪了，显然他是计划好的，大规模的搜索并未找到他的踪迹。他消失了，被沙漠吞噬，我们至今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埃弗里特 1914年生于加州的奥克兰，是克里斯托弗和斯特拉。詹埃斯的小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克里斯托弗毕业于哈弗神学院，是位诗人、哲学家及基督教一神派牧师，他的职业则是加利福尼亚州刑事系统的官员。斯特拉是位倔强的女性，有波西米亚式的品味和十足的艺术野心——不论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她的亲人。她自行出版了一份文学期刊《鲁埃斯四重奏》，封面印着家庭格言：“荣耀时光”。鲁埃斯一家亲密团结，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从奥克兰迁到弗雷斯诺、洛杉矶、波士顿、布鲁克林、新泽西及印第安纳，最后才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安顿下来，当时埃弗里特14岁。

    在洛杉矶，埃弗里特上了奥蒂斯艺术学校和好莱坞高中。16岁时，他开始首次的单独远征。1930年的夏天他搭便车艰难地游历优胜美地和大南方岬，最后来到了卡梅尔。两天后，让他厚着脸皮去拜访爱德华。韦斯顿，这位大名鼎鼎的摄影师很喜欢这个看起来很疲劳的年轻人，并且接纳了他。随后的两个月，他鼓励这个孩子发展他在绘画和版画方面的天赋，并允许他和自己的儿子尼尔和科尔一起在他的工作室随意走动。

    夏末，埃弗里特回家，停留到他在1931年1月拿到了高中文凭；不到一个月，他又再次出发。这次还是独自踏上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峡谷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就和现在的阿拉斯加一样，荒无人烟，充满神秘。埃弗里特流星般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这样的旅途上度过，期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不愉快的短暂停留（读了一学期就退学，令父亲非常失望），两次回家探望父母并待了较长时间，以及在旧金山度过了一个冬季——在那儿，他潜入了多萝西。兰格、阿瑟。亚当斯（Ansel Adams）和画家梅纳。狄克森（Maynard Dixon）的公司。在路上，他只带了很少的钱，背着背包，地为席，天为被。

    有时候还会一连饿上几天，但依然乐在其中。

    华莱士。斯特格纳曾说过，埃弗里特是个“尚未成熟的浪漫主义者、稚气的唯美主义者，返祖的荒野流浪者”： 18岁时，他梦见自己穿过丛林，翻过岩壁，流浪在浪漫的荒地上。只要是心里还记得少年时代活力的人，都不会忘却这些梦想。埃弗里特不同于常人之所在于：他真的出发去实现梦想，并且不是只在文明的、装饰性的乐园中度上两周的假，而是在自然奇境中度过数月、数年。。。。。。

    他故意处罚自己的身体、考验自己的耐心、测试自己的毅力。他故意前往印第安人和前辈警告他不要去的小径。他登上悬崖，不只一次让自己悬在岩锥和边缘之间。。。。。。他从水潭边、峡谷底和纳瓦霍山上的帐篷中，给家人和朋友们写了热情激昂、洋洋洒洒的长信，信中抨击文明的千篇一律，颂扬自己对世界所发的不成熟牢骚。

    埃弗里特寄出很多这样的信件，其上的邮戳遍及他所经过的穷乡僻壤：卡岩塔、钦利、鲁卡丘凯、宰恩峡谷、大峡谷、梅萨佛、埃斯卡兰蒂、彩虹桥、谢伊峡谷：这些信被收录在罗秀（W.L.Rusho）所著的经过认真考证的传记《埃弗里特。鲁埃斯——追寻美的流浪者》一书中。读着这些信件，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为埃弗里特对自然的渴望，以及他对沿途所经乡野的热情而动容。他在给朋友科尔内尔。腾格尔（Cornell Tengel）的信中写道：“自上次给你写信后，我在原野中又拥有一些美妙的经历，它们强烈而难以抗拒。但另一方面，我总有被击垮的感觉；而我正需要这种感觉来维持生命。”

    从埃弗里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麦坎德利斯神秘的相似之处；以下是其中三封信的摘录：最近我越来越渴望永远做荒野里孤独的流浪者。天知道这些小径多么吸引我；笔墨无法形容那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只有寂静的小径最美。。。。。。我将永远流浪下去。当死亡来临时，我要待在最荒凉、最孤寂、无人烟的地方。

    这种美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我觉得离生命更遥远。。。。。。在这里我结交了一些好朋友，但是并没有人真正了解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有谁能真正了解这些；毕竟我已经孤独太久了。

    我一直不喜欢一般人所过的人生，而总希望能够活得更丰富多彩。

    在今年的漂泊中，我拥有比以往更多、更刺激的冒险经历。壮观的荒野，未开化的广阔荒原，受侵蚀而消失的台地，从朱红色沙漠中冒出的蓝色山脉，底部宽仅1.5米、深达数十米的峡谷，在不知名峡谷中咆哮的倾盆大雨，数百间已荒废百年的悬崖民居。。。。。。

    半世纪之后，麦坎德利斯写个韦斯特贝格的明信片中有一段极类似的话：“我已经决定要这样生活一段时间，这种自由和简朴的美，令人难以放弃。”麦坎德利斯写个罗纳德最后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埃弗里特和麦坎德利斯一样浪漫，也一样不在意个人安全。考古学者克莱伯恩。洛基特（Clayborn Lockett）1933年挖掘曾居住在绝壁的阿纳萨齐族人的遗迹时，曾雇埃弗里特为厨师。洛基特告诉罗秀，他惊异于埃弗里特在危险绝壁间轻率走动的举止。

    确实，埃弗里特曾在一封信中自夸：“为了寻找水或悬崖住地，我曾上百次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易碎的沙石和近乎垂直的岩缘；还有两次，我几乎被野牛角刺死。不过还好，到目前为止，我仍毫发无伤，还在继续我的探险。”埃弗里特在最后一封信中，也毫不在乎地向他哥哥坦承：好几次我绝处逢生地逃过响尾蛇和碎石壁。最近的一次是卓拉泰洛（他的驴子）惊扰了野蜂群，差点要了我的命，蜂蜇后大概三四天，我的眼睛才能睁开，双手才恢复功能。

    像麦坎德利斯一样，埃弗里特不畏肉体的痛苦，有时候甚至还欢迎这样的折磨。他告诉朋友比尔。雅各布斯（Bill Jacobs）说：“六天来，我忍受着三叶毒藤的折磨，这种折磨还远没有结束。”

    他继续说：“这两天我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我在热浪中不停地翻转，成群的蚂蚁和苍蝇爬遍全身，毒液慢慢地在我脸上、胳膊上和背上流动，结成硬块。我什么也没吃，什么都不能做，只能静静地忍受。。。。。。我每一次都会遇上它，但我可不愿就这样被赶出丛林。”

    像麦坎德利斯一样，在开始新旅程时，埃弗里特会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更确切地说是一串的新名字。他在1931年3月1日的信中，通知家人他决定自称兰。拉莫（Lan Rameau），要求他们“尊重我的笔名。。。。。。”两个月后，他的另一封信说：“我又改了名字，叫做埃弗特。鲁兰（Evert Rulan）；朋友认为我的名字太怪异，而且非常法国化。”接着在同年8月，他没有解释，又把名字改回埃弗里特，用了三年，直到流浪到戴维斯峡谷。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他两度在柔软的纳瓦霍沙石上刻下内莫（Nemo）这个名字——也就是拉丁文“无名小卒”的意思，从此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他仅20岁。

    埃弗里特写的最后一封信寄自摩门信徒定居的埃斯卡兰蒂，这个地方在戴维斯峡谷北方近100公里处，写信的日期是1934年11月11日，收件人是他的父母和哥哥。他们说当时他已经有一两个月没和人接触了。信寄出后8天，埃弗里特在距峡谷约两公里处遇到了两个牧羊人，并在他们的营地里住了两晚。他们是最后见到这个年轻人的人。

    埃弗里特离开埃斯卡兰蒂后3个月左右，他的父母收到一包由亚利桑那州马布尔坎宁邮政局转来的未拆封的信件。埃弗里特本该早到那儿了，可是却还未抵达。他的父母不由得担心起来，于是联络了埃斯卡兰蒂政府。当地政府于1935年3月组织了搜救队，从埃弗里特最后露面的牧羊营地开始地毯式搜索，很快就在戴维斯峡谷底找到了埃弗里特的两头驴子，它们正在用树枝和树干围起的畜栏里满足地吃草。

    驴子被关在峡谷上部，就在摩门教徒阶梯和峡谷底部交点上游。下游不远处，搜救人员发现了埃弗里特营地的确切证据，然后，在一座高大的天然拱门下，阿纳萨齐人的谷仓门口，他们看见石板上刻着“内莫 1934”的字样，四个阿纳萨齐人的罐子被仔细排列在附近的石头上。 3个月后，搜救人员在峡谷稍远处发现另一个内莫的涂鸦（自1936年格兰峡谷大坝建成后，上涨的鲍威尔湖水已淹没了这两个涂鸦），但除了驴子和拴绳之外，找不到任何埃弗里特的物品——他的露营装备、日记和画，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部分人认为埃弗里特是在攀登峡谷时摔死的，考虑到当地变化莫测的地形（到处都是由纳瓦霍沙岩组成的悬崖，这是一种易碎的地层，被侵蚀成平滑、突出的悬崖），以及埃弗里特对高危险攀岩活动的特殊倾向，这的确是可能发生的。然而，仔细搜索了远近的悬崖后，却没有挖掘出任何人的遗海埃弗里特失踪后不久，他的父亲曾提到他可能是受法国作家儒勒。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的影响，才自称“内莫”的。埃弗里特阅读了许多遍这本书，书中的主角内莫船长诚实纯朴，远离文明，切断他与“地球上所有的关系”。埃弗里特传记的作者罗秀同意其父的看法，他指出，埃弗里特“离开规规矩矩的社会、鄙视世俗的欢乐，以及他在戴维斯峡谷上刻下‘内莫’，所有这些都强烈暗示他很认同凡尔纳所塑造的角色。”

    埃弗里特对内莫船长非常痴迷，这使得许多人神化了埃弗里特。他们认为埃弗里特可能欺骗了世人，在他离开戴维斯峡谷之后，以另一个身份静静地隐居在世界的某一角落。一年前，我在亚利桑那州今曼市加油时，和一位中年加油工谈起埃弗里特，这名加油工身材瘦小，容易紧张，嘴角还残留着酒滴。他一口咬定“他认识一个曾经见过埃弗里特的家伙”，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纳瓦霍印第安保护区一间偏远的泥盖小屋里。加油工的朋友说，埃弗里特娶了一个纳瓦霍族女孩，至少生养了一个孩子。不用说，这个故事和最近其他有关埃弗里特的报道一样，都不可信。

    曾经和许多人一样花了许多时间调查埃弗里特之谜的肯。斯莱特（Ken Sleight）认为，这孩子死在1934或1935年初，并且他也相信自己知道埃弗里特死亡的真相。65岁的斯莱特是专业的河道领航员，由摩门教人抚养长大，被称为“沙漠之鼠”，待人傲慢。在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所著关于峡谷区生态的恐怖小说《活动板钳帮》中，据说其中“神出鬼没的史密斯”一角，就是埃弗里特的所有足迹，与所有碰到埃弗里特的人谈过，也带埃弗里特的哥哥沃尔多到过戴维斯峡谷，去勘察埃弗里特失踪的地点。

    斯莱特说：“沃尔多认为埃弗里特遭到谋害，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在埃斯卡兰蒂住过两年，和被当地人认为是凶手的人聊过，我就不相信是他们做的。不过谁知道呢？人们永远不知道别人私底下会做什么。还有些人认为埃弗里特摔下了悬崖。的确有这一种可能，在那种地方很有可能，不过我相信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他是被淹死的。”

    几年前，史莱特步行到位于圣胡安河支流、距离戴维斯峡谷正在东方100多公里的大峡谷。在那儿，他发现“内莫”这个名字刻在阿纳萨齐人谷仓的软灰泥上。斯莱特推测，埃弗里特刻下这个“内莫”标记时，才离开戴维斯峡谷不久。

    斯莱特说：“他把驴子圈入兽栏后，把所有的装备藏在某个洞穴里，然后离开，把自己当成内莫船长。他在纳瓦霍保护区有印第安朋友，我觉得他就是要到那里去，”通往纳瓦霍保护区的必经路径是，在“岩中洞”渡过科罗拉多河，然后循着摩门拓荒者在1880年开拓的崎岖小路，穿越威尔逊台地和克莱山，最后顺着大峡谷，抵达圣胡安河，保护区就在河对岸。“埃弗里特在大峡谷遗迹上刻下‘内莫’，亦即在柯林斯溪会流处下游近两公里，接着继续向圣胡安河前进。然后，他试着游过河时淹死了，这是我的想法。”

    斯莱特认为，如果埃弗里特能够活着游过河去，来到保护区，就不可能隐藏他的行踪，“即使他假扮内莫。虽然埃弗里特是个独行者，但他也喜欢人群，不可能在那儿隐姓埋名地度过余生。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是，爱德华。阿比是，这个叫麦坎德利斯的年轻人似乎也是，我们喜欢友情，但我们也无法忍受长时间与人们在一起。因此我们让自己失踪，然后回来一段时间，接着再次失踪。埃弗里特就是这样做的。”

    “埃弗里特很奇怪，”斯莱特承认，“与众不同。他和麦坎德利斯两人都尝试着追求他们的梦想。这就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因为他们尝试过，而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做。”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多年之前，在遥远地方，就有类似的事情。通过了解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埃弗里特和麦坎德利斯有帮助。

    在冰岛的东南海岸，有一个叫做帕波斯（Papos）的低矮障壁岛。

    岛上草木不生，到处都是岩石，从北大西洋不断吹来强劲的风。岛名原子首批定居于此，被称为“帕帕”（papar）的爱尔兰修道士，他们现在已销声匿迹。一个夏日的下午，我走在这个表面粗糙的海岸上，无意中发现嵌入苔原的已经模糊的长方形脉石。这是那些修道士居住地的古老遗迹，它甚至比阿纳萨齐人在戴维斯峡谷的遗迹还早数百年。

    早在公元五六世纪，这些修道士就从爱尔兰航行到此地。他们乘坐柳条和兽皮制成的小船，渡过了世界上最凶险的海洋，却不知道自己就算能安全渡海，又能在海的那端找到什么。

    这些修道士冒着生命危险——的确也有许多人丧生——并不是为了财富、荣耀，也不是为任何暴君去发现新大陆。一如诺贝尔奖得主、伟大的北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所指出的：“这些非凡的航行，主要是为了发现人迹罕至的地方，好让这些隐士们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居住地，不受世俗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