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个人主义谈资本主义底层文化逻辑的展开实现及其影响

西方尤其是英美等以新教文化为基底社会思想氛围中所孕育的哲学家普遍都存在这样一种幻想，既将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视为‘’个人‘’，以对个体价值的尊崇为出发点，将人类的一切或绝大多数的社会行为作为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划分和裁定。这种哲学幻想发展到顶峰的突出代表便是安•兰德式的，带有极端利己主义色彩的自由意志主义(中文互联网上有人也将之称之为‘’极端成功学‘’)，其主要主张在于鼓吹富人(或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为了‘成功’(主要体现为资本价值的永续增值)而不择手段，攫取一切权力和财富，并放弃一切公权力和政府机构对其的制约和对穷人输家的保护，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意义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形态，美国石油富豪科赫就是这一理念的拥磊(并为之积极的采取政治行动)。由此可见，这一哲学幻想的真实底色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这一幻想之所以称之为幻想的原因就在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历史中社会性劳动实践中进化形成的动物，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群居动物，具体的、真实的人只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集团之中，纯粹的个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当哲学家有意或无意的地将人的个体从社会集体中以无视其社会联系为代价抽离出来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具体的人便被抽空了，成为理论中、假想中抽象的‘’人‘’，只能作为一个空泛的哲学范畴存在，并流毒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造成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科赫口中的‘富裕弱势群体’、‘被强迫缴税的公民’既现实中永远作为杰出个人和绝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撇开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长期、广泛地收买豢养和出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说，一大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脱胎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表现为人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一体两面的资本主义精神，前者认为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生活的主人和享有者，部分主张者带有明显的纵欲倾向，在当时神学主导的社会环境下有很大的进步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初生时在新航路开辟背景下表现为人们对发财致富的渴望和私欲正当化的诉求的资本原始积累冲动后者则经路德宗创立、加尔文改造、清教徒殖民推广不断发展，鼓吹创造财富以荣耀上帝，主张现世的成功者作为先定的选民得救，他者则作为注定的弃民受难，其主张者带有禁欲倾向，反映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避免浪费挥霍，专事投资生产的需求，成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二者看似矛盾的倾向实为统一的目标，即资本的永续增殖，前者即资本异化的人文主义，通过对人们欲望的迎合和满足实现将之俘获为资本增殖服务，使之认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精神继承发扬为利用表面的人文关怀来驯服被统治被剥削者的普遍做法，如以人权来收买高价自由劳动力，以女权开发妇女的劳动力富矿，以普选权和自由民主收买工人群众，以福利豢养工人贵族，以白左意识形态驯化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再以上述或其他名义鼓吹消费主义，以欲望为镰收割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对其增殖材料(俗名‘韭菜’)态度与做法；后者即新教伦理，通过对资本持有者的节制要求和合理化辩护以维系其统治剥削地位，以神圣而不沉重的光环巩固资本永续增殖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本身，其精神内涵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美国赢者通吃、输家活该的竞争文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对贫困的不道德认知，现代英美单轨制学制下精英教育与快乐教育的分化，以及开篇提及的作为杰出个人和精英少数的资产阶级与作为大众人的无产阶级的对立，都是这种选民(赢家)——弃民(输家)文化的具体体现，反映了资本对其代理人(俗称‘镰刀’)的态度。

回到开头，这一将个体抽离出社会集体的做法，即个人主义的哲学幻想虽然脱胎于资本主义一体两面的文化传统，暗合了为资本永续增殖服务的底层逻辑，但真正在西方社会中深入人心却是在启蒙运动后期康德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之后才得以实现。康德形而上学中作为主体的，非工具的人并非现实中具体的人，而是上文所述的被抽空的抽象人和假想中的、道德的理性个人，这样的抽象理想个人在哲学的虚空中不仅有了完满的理性，还藉此获得了为自然界立法的特权(从而架空了具体实践对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意义)，并被推而广之，令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理想国’中的社会个体拥有了表面上平起平坐的主体性，为社会每一个体披上了拥有这一主体性的、至高无上的、作为目的的个人的虚假外衣，真正意义上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私人事务公共化提供了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洽合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逻辑——一方面，作为普罗大众的劳动者获得了虚假的主体性，在政治上变现为所谓普选权、各类政治自由和身份政治福利，心安理得地作为社会中疏离的个体原子服从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接受着作为抱团取暖的利益群体被小恩小惠的人文关怀分化收买，从而被瓦解其反抗力量与意志的命运，在奶头乐的低级欲望中沉沦；另一方面，作为杰出个人和绝对少数的资本家则利用其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成为了最接近康德假想中个人的存在，从而获得了真正的主体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集体中真正的‘目的’即服务对象。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目的人‘’(资产阶级)——‘’工具人‘’(无产阶级)的对立得已成立，一体两面的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实现自我展开，资本的永续增殖有了现实基础。所以说，马克斯•韦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工具理性压倒人的价值理性的忧虑某种程度上是杞人忧天，因为康德的主体人假设已经以康德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在资产阶级内部成立，毕竟资产阶级尊崇自身的价值理性同利用技术工具理性来驱使无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为自己服务并不矛盾，利用工具为目的服务不正是此理吗？ 普罗大众的‘美国梦’虚无缥缈

资产阶级的‘理想国’早已建成 (图为电影《守望者》中堕落的英雄笑匠帮助美政府镇压抗议民众后对同伴道出实现的‘’美国梦‘’的本质——混乱、堕落、令人失望，最终演变为为欲望所驱使而自相戕害的野蛮斗争) 所以说，后现代学者和他们的先辈在二战后对现代人主体性‘缺失’现象的体察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从未拥有主体地位的这一现实的重新发现罢了。而这一现实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则由于迫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竞争压力的社会改良和二战后美英作为战胜国相对于法西斯战败国的道德舆论优势在西方无产阶级面前得以掩盖，使其耽于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人的幻想之中不可自拔。尽管六十年代西方无产者尤其是美国黑人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一度抬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但很快便被熟稔的镇压收买和招安，在九十年代更是在冷战胜利的喜悦和自信之中被强烈的制度优越感所冲淡消解。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丧失，令西方普罗大众失去了改变现状和制度自省的动力，只有以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为代表的少数知识分子察觉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们陷入‘’现代性‘’危机的生存困境(这与法国作为欧陆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主场所形成哲学思辨传统、戴高乐执政时期五月风暴的洗礼、作为西欧革命老区的思想文化遗存 和不同于英美新教主导而世俗化更为彻底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关)。而后现代主义学者在看穿了主体性陷阱的同时，也有人错误地取消了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整体性的主体地位，在解构资产阶级对现代文明与理性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和社会生产力解放发展的社会历史叙事，一味地追求执迷于原子化叙事和个体经验，再度落入了西方个人主义哲学幻想的窠臼。原本针对社会问题整体化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视角，被窄化为针对单一群体的种族、性别或性取向视角，从而为资产阶级收编利用，成为了资产阶级泛左翼(白左)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令西方当代左翼社会运动陷入一盘散沙、为白左意识形态马首是瞻的境地，使西方社会本应随着全球化产业转移、去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而日益集中激化的阶级矛盾被分散转移至社会的各个群体之间，维护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统治地位。这，正是资本主义底层文化逻辑的又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