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松外紧”,瑞典——一个非常奇异的北欧中立国

瑞典再一次以一种比较丑陋的方式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烧车,大规模烧车,团伙作案。上百辆汽车遭人“有组织、有预谋”地纵火或毁坏。

这个国家的男足刚刚在一个多月前杀进了世界杯八强,这是继1994年来的最好成绩,放到该国世界杯史上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

一群蒙面的球迷在庆祝世界杯八强?反射弧未免有点太长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观网的报道中,提到了瑞典首相对此事的一点看法:这事看起来具有组织性,几乎像一场军事行动。

 观网的不少读者评论代表了相当多的网友对此事的一种观感,影射嫌犯们大约都是一群非瑞典本土出生的人,并且有点夹棍带棒得问道:这群人都是什么宗教信仰,能不能说说?

两天过去了,这件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确切消息,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大规模烧车搞事情?目的又是什么。

很遗憾,纵观瑞典各媒体的报道,事件的前前后后仍然很模糊。

有一点值得补充的是,这是一场大规模全国联动式的烧车行为,在短短的不到48小时时间内,从南部的马尔默到中北部的乌普萨拉,蒙面暴徒烧车行为有呈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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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动烧车

笔者判断,种种迹象来看,这并非某教难民所为,如果说在瑞典全国范围内发动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联动,实在是高估了他们的实力。

跑到瑞典最右翼的网站上friatider上的有关报道上看,也没能看到这件事和某些经常被影射的某人群有直接的关联,否则的话,一点蛛丝马迹就能惹的friatider跳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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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1970-2015烧车数量

笔者几天前在风闻曾写了一篇文章,和美国的芝加哥做了对比。当时觉得当时Rinkeby这个城市的烧车行为还是个个案,现在看来俺还是太幼稚了。Rinkeby这个城市的某些蠢蠢欲动,是萌芽,是星星之火。

警方的态度目前也比较暧昧,目前只是说要和这群年轻人好好谈谈,基本上没怎么讲严惩的话。

和瑞典社会治安管理的松弛感相对应的是,这个国家对外却保持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要知道,这可是联合国颁发认证的“中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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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2017年全年被烧1457辆

在诸多中立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瑞典一样每年砸重金搞军事武器研发;也没有一个中立国像瑞典那样热衷于玩武器出口……

2017年,瑞典武器出口了110亿克朗,比2016年上涨了2%。


瑞典和平與仲裁會社(Swedish Peace and Arbitration Society)一贯有装x的传统,他们的发言人Linda Åkerström说:我们从来不把武器卖给那些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最近加入到瑞典禁卖名单的国家是菲律宾。

瑞典是仅仅1000万人口的体量的国家,但武器出口额能稳定在世界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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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平大学的战机研发中心

并非北约成员国的瑞典,奉行的是“我谁也不信,只信我自己”的防卫措施,虽然国防开支占GDP总量从1981年的2.%降低到了目前的1.1%左右,但因为gdp不停地增,国防开支也在水涨船高,在诸多声称中立国的国家中显得特别另类,比如2015年国防总开支是375亿克朗,要在2019年增加到534亿克朗。

想必军事迷们对这个小国的武器产出、质量研发啥的都如数家珍了,还有很多瑞典军事类的智库,也不多讲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年初的时候,瑞典有一个重磅消息,国家要恢复义务兵役制了,符合年龄条件的瑞典年轻男女将从今年7月1日起填写入伍表格。瑞典当局将从中选出1.3万人,其中包括自愿入伍者,这些人再经过心理和体能测试,最终选出4000人,自2018年1月起作为应征士兵服役。

其实两百五十多年年来,瑞典本土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想不到2010年瑞典开启的自愿征兵制只实行了不到7年。

更离谱的是,瑞典人在重启义务征兵制的同时,又开始大规模挖和修缮防空洞了,并且以哥特兰岛作为试点。

瑞典当局最近检视其波罗的海最大岛哥特兰岛上350座防空洞的防御力,确认可抵挡核武辐射及冲击波。在冷战时期瑞典建立了一个包括6.5万座掩体的系统,来保护民众免遭苏联的核打击。哥得兰岛上现有350座防空洞预计可容纳3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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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兰岛的掩体

瑞典国防部发言人说这么搞,主要是防着俺们东边可爱的邻居——俄罗斯。瑞典以俄罗斯作为假想敌大搞军事行动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2015年的潜艇失踪事件中,普京实在忍不住站出来骂了瑞典一下:想搞军事就正大光明的搞啊,别拿我们俄国人碰瓷。

瑞典的“内松外紧”恐怕和这个国家的特殊的警察体制有密切的关系。

随着近年来各类社会治安的复杂化,北欧各国警局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专业化、细化。相对于瑞典和芬兰,挪威和丹麦的警察系统的一大特点就是“警检”合一,警察不但有有逮 捕审讯权,还有控诉权,控诉权又分为对内(警员违规执法或犯罪)对外(犯罪嫌疑人)两个部分的,但带来的各部门结构上的权责不明、叠床架屋是当初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以丹麦为例,国家警察管理局(rigspolitisjefen)和国家公共检察院 (rigsadvokaten)都对司法部负责,但北欧各国的警局内部本来有自己的一套自洽的“小江湖”,对于违反纪律的警察原则上以内务部处理了事,公共检察院和司法部一般很“识趣”地不予插手。但随着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欧盟各国警察的跨国合作越来越多,国内的警局规章也越来越受制于欧盟“普世”的警察条例的限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厘清警察的权责界限,这就打破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小江湖”的平衡度。警察管理局工资依然挂靠在“警”的名下,但做事要看司法部的脸色,这个尴尬的“吃里扒外”的内部审查职能被“赋予”了警局内鬼的角色。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已经习惯了原有游戏规则的警察局不愿意让家丑暴露在司法部门之下,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中,如果嫌犯指控警察有暴力执法现象,控告到警察管理局,办案部门不愿意把自家“丑事”暴露在外,于是处处掣肘警察出庭接受指控,2012年3月,丹麦日报就揭露了大量警察缺席法庭出庭的情况:

另一点,很显然“警检合一”中的“检”的一部分功用已经和警察管理局重叠,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屠龙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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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不但没有形成协同合作的管理模式,随着各个部门下属机构的增加(比如效仿美国警部成立了缉毒总署),在警察数量的总数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北欧四国警察队伍的大规模扩充基本都在2014年之后),警员违规甚至获罪的现象反而越来也多,查阅瑞典、丹麦、挪威这三国每年警察受纪律处分的数量如下: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瑞典        119     117      165    187      198      221      252

 

丹麦        43       47        61      74         77       82        85

 

挪威        33       32         55      53       60        63        69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国家的警察受纪律处分的人数在6年间几乎都翻了一倍。 瑞典带有鲜明右翼色彩的网站FriaTiden还解读,2011年北欧警察因暴力执法而被处罚的数量突然增多,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难民大量涌入给警方的工作带来很大压力,笔者无法考证这一因果关系的合法性,但作为一种推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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