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期外贸与十三行

" 洋船争出 是官商，十字门开 向二洋。五丝八丝 广缎 好，银钱堆满 十三行。“

                                                                                                         ---------（清）屈大均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初定，万象更新。康熙皇帝早已洞悉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开始盛行，因此批准开放海禁——宣布在福建漳州、广东澳门建立闽海关和粤海关。次年于宁波和云台山开放浙海关和江海关。改革破关，万里无垠。设立这四个衙门，自有清廷自己的考量，一方面是加强监管，二是国家确有对外贸易的需要。在英国人成为海关首脑之前，清海关的官员直属户部，有自定关税，独立处理贸易事务的权利；此外，粤海关作为贸易枢纽，其主要官员实由皇帝指派——其衙门全名为“钦命督理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外国商人则直称为户部，可见此衙门权力之大、管理范围之广。而据《粤海关志》记载，“我朝厘定关榷，官制有兼管、有简充。天下海关，在福建者，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惟广东粤海关专设监督，诚其重任也。”粤海关监督，几乎全数是内务府的满人包衣，权力极大。但权力一大，流弊也多，特别是腐败，后面也会讲道。

粤海关历史图

粤海关与公行关系

   粤海关的衙门设在广州五仙门，俗话说："衙门在哪里，商人跟哪里”。往广州跑衙门的商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商人跑衙门跑得勤，又肯为朝廷办事，自然慢慢也拥有了一定的权利，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所谓“十三行”的老大。但在广州，事实上从来不只有这十三行能够存在，在康熙年间成立的洋货行仅有几家，乾隆年间便到了二十几家。康熙五十九年，当地的洋货行还成立了公会组织，简称"公行"。后来洋人也称这些商人为cohang merchants (公行商人)。各行设有职位数等，包括“行主”、“买办”、“司事”、“管店”、“杂役”等职。那这些公行商人具体办理哪些事务呢？大概说起来有这么几项：首先，他们承担着买办的任务，帮助外商交易进出口国内外产品，这是最基础的业务；其次，他们承包、代交国外商人的关税。粤海关志明确写出了规定：”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税应纳税银，督令售货央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这个业务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洋行事实上与外国商人有了一定的信用往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着信贷的成分，使得其业务变得更加复杂；其三，公行行主有着”管束“外商的权利，这个就更不得了。因为海关要求行主对户部及本省官员负责，如果外商滋事，则拿行商是问。但反过来想一下，粤海关的这一些满人官员，都不识外文，不懂贸易，等于将权力租借给了行商。行商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户部的”白手套“。而这些洋行行主，一般都被海关监督授予官职，这也更加明晰了这些洋行有着“特许经营”的特质。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十八世纪的李嘉诚“之称的伍秉鉴，又称“浩官”（西人认为伍的名字过于难度，因此直接读他的冠名，西文称为howqua)。（伍首富后来也是命运多舛，被人控为“外人奸商"）

清朝早期海外贸易制度及大事沿革

    伍生祖籍泉州，家里人在康熙初年便移民广东。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伍父伍国莹创办怡和行（十三行中的驰名品牌，鸦片战争后英商兼并改为怡和洋行，后联合其他洋行共同出资，办了家香港上海银行，办理了不少大清民国的赔款及国权抵押贷款，英文不变，现称汇丰银行，最近被梁振英指摘，据传配合美加提供了孟晚舟案资料），主营茶叶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怡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因伍国莹善选茶叶而被英人青睐。早在1670年，东印度公司便受国姓爷郑成功邀请在台湾开设贸易点。当时英国人的算盘是英国的产成品能在台湾交换到糖和鹿皮，并能之后在日本交易到铜，以及北越的丝绸。但东印度公司的算盘却遭到了日本幕府的抵制，多艘开往长崎的船只都被驱逐。1683年台湾归清政府管辖后，东印度公司尝试调整策略，将贸易点往大陆转移。1699年东印度公司开始真正在广州站稳脚跟，与法国、荷兰、奥地利、丹麦、瑞典以及后来的美国一起在广州进行 ”有管制的“贸易活动。

开海贸易后，清政府并未真正的 “闭关锁国”，相反在开埠早期，清政府还给予外国贸易者相当程度的优惠——比如如果交易船只小于三艘，则予以免税；后来更是在此基础上酌情减税20%以上。当然也有对出口物品的限制，如粮食——清廷明确规定只能每人每天带一升米，违者罚款甚至判刑。但仍有人铤而走险，他们使用的方法也颇为奇特，就是将大米装在船上出海后，直接在外埠将船只与大米同时卖掉，然后搭其他船只返回国内。这一空子直到南洋贸易被康熙禁止后才得以缓解。

（康熙一直对海外技术保有兴趣，然而这也没能改变清之后的国运）

但在1684年解除海禁后，与清廷做贸易对手方的不止英国，还有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据有噶喇吧（即巴达威亚，今雅加达），间接将清朝的货物和西方联系起来。1688年南洋的贸易规模便是明朝时期的两倍，不到六年后又翻了一番。由于荷兰人当时垄断了南洋贸易，他们不需要直接通过白银支付货款，而是直接可以用票据交易。康熙五十五年，康熙渐渐了解到东南亚贸易被垄断的事实，开始考虑禁止南洋贸易，他在奏折回复中这样写道：

“海外有吕宋、噶喇吧两处地方。噶喇吧乃红毛国（荷兰）驳船之所，吕宋乃西洋（西班牙）驳船之所，彼处藏匿贼盗甚多。内地殖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带米二区，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尚可，南洋不许行走，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

康熙五十六年，清廷正式决定封锁南洋贸易，也引发了开海闭海之争。到了雍正年间，重新开放海禁的呼声日盛。雍正帝内心十分犹豫，而地方官员和商人也洞悉其中详情，纷纷在未明确开放海禁前便重新开启走私贸易。到后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雍正帝解除海禁，解释当地居民饱受海禁之苦，开放海禁，确有必要。雍正帝最后应允。但在乾隆年初，雅加达爆发红溪惨案，荷属东印度当局残忍杀害超过一万多名华侨，在朝中引发重启海禁之波澜，但在两江、两广总督齐力奏请下得以维持开海原状。

一口通商和独立上京的洋人

十八世纪后半叶，清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由18世纪后期到鸦片战争前，清进出口总额由白银五百五十万量上升到两千两百六十万量，六十年间升了三倍。其中，对应贸易总额上升到一千七百叁拾万两，增长近五倍，所占比重也从40%上升到80%以上。期间，英国船只吨位增加近三十六倍。美国自建国后，从对华贸易从伍拾万两不到（1784年）到道光年间508万两（1833年），仅次于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出口的产品中，茶叶是出口数额最大，增长最快的产品，此外还有生丝等，都是最基础的农产品。英国输往中国的主要商品，则有毛织品和金属等。但毛织品价格昂贵，销路一直不畅；相比之下，金属品中的铅销路还烧好一些。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80年代共亏损20万英镑，几乎是年年亏损。即便是后来曼彻斯特机制棉布，也需要亏损60%才能真正脱手。白银入超的局面直到鸦片贸易开始后才得以回复。东印度公司为了扭转局面，开始考虑打破十三行对贸易的垄断。他们一开始的算盘便是北上前往丝茶生产要地的江浙地区开辟新的贸易枢纽。英商故以江浙两地关税便宜为由，一反常态，前往宁波、定海等地活动，导致赴广州船只大幅减少。这一情况引起了清廷的高度警觉，便命浙海关增加关税，以期无利可图后英商回归广州。

此时英国一名少年“英雄”横刀出世，他汉名洪仁辉，英名James Flint。有意思的是，他自小随着亲戚搭船前往广州，说着汉语长大，通晓中文。为了培养他的语言能力，东印度公司还亲自出资让其在广州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可谓用心良苦。洪仁辉后成为东印度公司第一名中文翻译，和第一位学会中文的东印度公司职员。随着东印度公司针对对华贸易现状日益不满，他便亲自率领船只前往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希望能有所突破。但他的行为反受当地地方官员的弹压，闽浙总督杨应琚上奏乾隆皇要求取消四口贸易，改制为“一口通商”，即广州体系。这一提议得到了乾隆的批准，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正式下旨取消其他口岸贸易。洪仁辉坐不住了，再次前往宁波海岸时，遭到清军拦截，要求他返回。没想到他忽然北上，前往天津，准备直接呈奏天机，要求取消一口通商。

图为英国电视剧中James Flint（取汉名：洪仁辉）

洪仁辉的船抵达天津大沽炮台后，遭到清官员的搜查.他自称是英吉利国四品官员，从事正常贸易工作，但有冤情，因两广官员不肯为他做主，因此特此向乾隆皇声诉冤情。直隶官员政治素养极高，知道这事不能做主，便向洪仁辉索贿，才能面呈圣上，洪仁辉欣然应允。在洪仁辉的供状中他共写道两广官员多项罪行：包括敲诈勒索、当地洋行拖欠东印度公司贷款不还、延误船只航行等罪。乾隆接状后极其慎重，回曰：“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乾隆还派福州将军新柱与洪仁辉一起通过陆路前往广州，也是史上的头一遭。经过调查后，乾隆调查组发现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家人勒索后，拒绝将所欠款项支付于英方，李永标遂被流放；但对其他事项，乾隆认为洪仁辉所述接不符事实，实属诽谤。调查组找了帮助洪仁辉写供状的四川商人刘亚匾以及福建人林怀。两广总督李时尧携十三行行主等人在广州公开处决刘亚匾，罪名为”私通夷人“。乾隆亲自批准对洪仁辉一案的处理结果：”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则情罪难以宽贷，绳以国法虽罪不至死，并当窜处远方。因系夷人不便他遣，故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 维护国家主权，固然可敬；但因此暴露的广东海关流弊，却未能得到解决，因为海关也是皇上的摇钱树。随着进一步的腐败与一口通商的强化，外商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遂至后来的大变故。

十三行体系

随着广州体系的确立，以及后来乾隆更严格的约束洋人法令实施后，事实上确立了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但十三行的背后是清廷，清廷对十三行的控制不仅有面子的法律约束这么简单，更有里子的孝敬钱以及公所费。公所如先前所说是诸家洋行设立的行业组织，公所费则是诸家洋行为避免一家洋行倒闭所导致的系统性信用风险，及支付政府的特殊税金（包括支付皇帝生日的礼金）所设立的公共基金筹款方式。这个取款池源自于每笔贸易收入支取3%的公所费，看似很少实则在贸易利润下降的情形下会变得十分致命。更不巧的是，在1780年到1799年二十年间，共有三家大型洋行倒闭，留下了一屁股的债要清算。这导致公所费在1790年其实已经被全部支光了，不得不由部分业绩较优的洋行代为支付，也加重了绩优洋行的心里负担。而这其中还有人绕开公所直接与洋人交涉的案例：在伍浩官之前，执掌洋行牛耳的是潘"启官"，原名潘振承。潘也是福建移民，早年靠与马尼拉的南洋贸易赚到"第一桶金"。后来在1756－61年间一些年长的洋行老大相继离世，使得他成为最老资格的洋行老大，执掌同文行，直接与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外国商企打交道。但潘却在1770年左右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绕开公所，直接收购其库存的全部棉花。在英国人看来，绕过公所，直接与洋行进行谈判是件好事，于是直接贷款10万两白银于潘，希望他能够在今后搞定所有的贸易谈判。结果事与愿违，潘并没有能力独立吃下东印度公司所有的存货，而其他洋行老大却因此事件纷纷将贸易条件定得更为苛刻，绕过公所的捷径也就完全没有任何效果了。

潘振承，一个力图抛弃公所却不能的野心商人

潘的四子潘有度继承了老爸离下的烂摊子，他是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1795年，而益行石中和拖欠外商外债多达六十万两，由他从中斡旋才得以平安收场。而后发生多起贸易纠纷，也是他上下打点，才使得外商和朝廷能够互相满意。潘有度对西方制度极感兴趣，曾经著有《西洋杂咏》记录其学习的心得。然而繁重的业务，清廷的日益盘剥，使其心灰意冷，遂有："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他不得不花十万两白银贿赂海关关员，以求得"安全退出"，可见当时清廷海关之腐败，已经到如何发指的程度。不管怎么说，潘有度还是有自己的大宅子可以聊以慰藉，时西人也有用水粉画记录。（见下图）

   在1800年以后，英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开始大量从孟加拉等地向远东倾销鸦片，即使是乾隆已经颁布禁令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二是东印度公司垄断远东贸易的情况被根本性颠覆——诸如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以及旗昌洋行（Russell & Co) 等私人贸易企业开始崛起，逐步取代东印度公司的位置，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对手方。这些洋行，至今仍以不同方式在香港运营，可谓既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又在中国现代史上继续存在。而1832年东印度公司正式丧失对远东的贸易垄断，也是时势所趋的无奈之举。威廉渣甸，这一"祸害"中国的苏格兰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可惜的是伍浩官在商言商，与之配合勾结，终被正史批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洋人的愤怒：专营外贸的广州十三行， 居然成为清朝对外最强硬的团体

以广州为核心的粤海关，由于距离欧洲势力的距离最近，所以接待了最多的西洋船只。在全盛时期，广州对西洋贸易额达到了清朝四海关的83%，被称之为“一口通商”。

但管理粤海关的官老爷们，并没有直接与洋人贸易，而是由国家出面招募民间商人代劳。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起源。用后世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商买办，坐拥储量巨大的官僚资本。

十三行可谓清朝中期 远东巨贾们的集中地

以今人的眼光看，十三行对待洋人的手段可谓令人发指。他们把前来贸易的洋人圈禁在为称为商馆的固定区域内活动。里面设有办公室、仓库、宿舍乃至妓院。没有他们的首肯，洋商们无法随意外出。按照惯例，来大清贸易的洋人，每年可以有几次旅游机会。不过要限定名额，人数一般不能超过十人。

此外，早期来大清的西洋人还被禁止学习中文，不得购买任何中文书籍，更不可能私自与官府沟通。若是有非常必要的文件传递，也要通过十三行的买办们转达才行。

来贸易的洋人 只能通过十三行进行任何接触，于是，被隔绝在小世界里的洋人，自然就和十三行的地头蛇们有了信息上的时差。这也是十三行不法行为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十三行的商人们，每年都需要向广州的各级官僚输送一些礼物，方便他们在国内的贸易。而且不同于正式的税收，这种潜规则式的支出，完全没有固定模式可寻。十三行的商人们，就自然将这笔开支转嫁到洋人身上。实践了羊毛出自羊身上的亘古哲理。

最开始，“羊毛”价值仅仅是正常商业税收5%。但在十三行的推动下，数量一路疯涨，到最后增加到惊人瞠目结舌的20%。

官府的政策与利益 让十三行有些肆无忌惮。十三行能够这么肆无忌惮，自然是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清朝当局认为洋人会“带坏”天朝的顺民，所以不允许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有自由接触机会。但他们又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便雇佣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商人作为中介。这个政策给了官商们以巨大的便利，使他们从平等贸易逐渐转向掠夺式贸易。为保住这种政策上的优势，十三行积极反对洋人与大清直接贸易。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后，也是他们一直阻挠和怂恿清政府拒不履行《南京条约》中的很多进步条款。若官府的态度出现松动，他们又可以高举忠君为国的旗帜，寻衅滋事。因为根据五口通商的协议，西洋各国已经拥有了与清朝官民直接进行贸易的权力。这无异于给挟洋自重的十三行官商们，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鸦片战争后 外来的商人已经不必局限于过去的商馆之中

这样闹事的结果，自然是广州一港的衰退与厦门、上海和宁波等新口岸的崛起。而重视法律条文的洋人，也不依不饶的要求直接进入广州城做买卖。这些推诿与冲突，很快引发了损失更为巨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并同意学习国际惯例的进行外交和贸易事物。

被联军俘虏的强硬派官员 叶名琛

此后，十三行中介们便彻底失去了闹事的资本，而恢复平静的广州口岸，因更深入的加入国际体系，出现了有一次的贸易份额增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