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的书记谭冠三

1985年病逝的开国中将谭冠三，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是历史注定不会忘记他。他早年追随毛泽东、朱德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由毛泽东手把手地教会了搞调查研究。在抗日战争期间，谭冠三勇挫顽敌，被毛泽东誉为“以三对三，冠能盖石”。新中国成立后，谭冠三又率领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他的后半生扎根在了西藏，被誉为“雪山名将”。在解放西藏、站稳脚跟、执行协议、平叛与民主改革、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谭冠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第一批在党的领导下为西藏的解放、发展进步而开拓和奠基的著名人物之一。谭冠三的后半生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去世后将骨灰埋在了自己在拉萨亲手创办的八一农场，永远留在了这片雪域高原。

　　毛泽东亲自教谭冠三在井冈山搞调查研究

　　1908年1月31日，谭冠三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小水铺区柘溪谭家村。1926年，谭冠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耒阳县第二区党团书记兼区赤卫队党代表。1928年初，谭冠三参加了朱德、陈毅组织的湘南暴动，在耒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谭冠三任南二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到赣南寻乌县，停留了一个月。一天，毛泽东把谭冠三和宣传队的同志找去，问：“你们在寻乌作了调查没有啊?”“调查了。”谭冠三答。“那么你们讲一讲，寻乌做哪一种生意的最多?”“酿酒、做豆腐的最多。”“哪几家的酒酿得最好了?”“哪几家的豆腐做得最好?”这可把谭冠三问住了。他们在寻乌县城确实做了调查，可掌握的材料却没有像毛泽东要求的那么细致，回答得也就不那么具体。接着，毛泽东把几家生意最好的酒店和豆腐店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第二天，谭冠三和宣传队员分头去作了一次补充调查，实际情况与毛泽东讲的完全一致。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后来写的名著《寻乌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

　　谭冠三时任红四军军需处文书，又是军部宣传队员，宣传队无论是在行军中还是到了宿营地，头一件事就是写标语。谭冠三小时候在家读过私塾，大革命时期又到广州读了几年书，在红军里头算是个知识分子。他能画能写，口才好，毛泽东多次称赞他是个出色的红军宣传员。毛泽东要求宣传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做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要将调查的情况上报。只有把农村的阶级队伍情况搞清楚了，才能发动群众。”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三进永新。谭冠三带领宣传小分队在县城分别召开了工商业者和店员工人调查会，了解工商业者的经营项目、商品来源、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以及雇工人数、工资支付等情况，除将各种数据填入“基本情况调查表”之外，还要写出有分析的文字材料上报。几天后，谭冠三来到永新农村，发现贫苦农民普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甚至把穷富根源归结于“八字不好”“命中注定”。更有一些贫苦农民因地主减了他们一斗谷的地租，便杀鸡、买肉、打酒招待地主，还说是地主发了善心。谭冠三掌握了土地是四六占有、地租是三七分成、高利贷是加倍归还等严重的封建剥削情况后，尖锐地提出一些问题，针对性地进行启发式的宣传教育。“土地是农民开垦的，为什么还要借田作?农民一年累到头，为什么只得三成?地主不劳动，为什么要得七成?”这种算账的办法，一针见血，唤醒了贫苦农民。通过算账，使群众知道自己是个被剥削者;地主不劳动，却过着好日子，原来是个剥削者。农村调查的最大成果，是进一步弄明白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就是解决土地问题。只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我们党和红军才能站住脚、扎下根。谭冠三后来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写道：“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是这样谆谆教导我们的。”谭冠三深深体会到，调查研究与发动群众要密切结合起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绝不能单打一，应当把分配土地与建立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地方武装和区乡政权结合起来。

　　1934年10月，谭冠三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先后任红1军团军事裁判所书记、第2师第6团党总支书记、陕甘支队第四大队政治处主任。湘江战役中，谭冠三受中革军委指派，奉命催促部队加速向渡口集中赶过湘江。谭冠三和工兵营营长王耀南指挥工兵营在湘江上用竹子和木板架起浮桥，疏导部队过江。一天，患病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被人用担架抬到渡口附近的小山坡上。周恩来看到谭冠三等人，就把谭冠三叫到身边询问担任掩护阻击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是否撤回，并命令谭冠三迅速了解情况。谭冠三立即沿途询问，但直到大部队快渡江完毕，仍不见该部队。周恩来再命令谭冠三骑马打探，并坚持在此等候部队。此时，敌军先头部队已快突进到渡口，情况危急。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谭冠三等不由分说地抬起周恩来的担架飞奔过桥。然后，他和其他人员一起返回桥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工兵炸掉了浮桥。至此，中央红军已突破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1935年2月，中央红军整编，谭冠三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此时，遵义会议已经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接着，谭冠三跟随毛泽东和红1军团参加了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等艰苦行程。

　　1935年5月，谭冠三调任红1师2团代理总支书记。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要通过少数民族彝族聚居区大凉山北进。历史上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残酷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造成了汉彝之间的民族矛盾。中革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刘伯承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治委员。谭冠三等奉命率第2团随先遣队行进。当谭冠三等率部来到大凉山彝民区内的谷麻子附近时，突然冲下来数百名彝民，挥舞着火枪、长矛和棍棒，不让部队通过。若强行通过，势必引起冲突。谭冠三牵着一匹红棕色马，后面跟着工兵连，背的多是架桥器材，且与前面战斗部队有一段距离。彝民趁机一拥而上，把工兵连的器材一抢而光，将谭冠三的马和行李也抢走了。由于谭冠三事前对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所有人员严格做到对彝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不能动武”，因而指战员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器材、背包都被彝民群众夺走了。为顺利通过彝区，刘伯承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消除了隔阂。几天后，红军再路过彝区时，彝民不再阻拦。谭冠三的红棕色马和行李以及工兵连的架桥器材，又由彝胞原物如数归还给部队。

　　9月初，第2师第6团缩编为第5团第1营，谭冠三调任该营教导员。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抵达哈达铺时，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辖3个纵队。谭冠三任第1纵队第四大队政治处主任。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与红15军团会师，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谭冠三又回到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担任干事。同月，他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直罗镇战役。

　　抗战时期的谭冠三：“以三对三，冠能盖石”

　　1936年6月，谭冠三进入在瓦窑堡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学习。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将红大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延安。谭冠三在第一期毕业后，被留在抗大训练部当干事。1937年1月，抗大第二期开学。谭冠三协助抗大训练部部长刘亚楼制定训练计划、安排课程、聘请教员等工作。6月，谭冠三任抗大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把学校文化娱乐活动搞得红红火火。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于1937年11月让中宣部部长凯丰为抗大写一首校歌歌词，以代替原来的《红大校歌》。罗瑞卿看了很满意，便交给谭冠三找人谱曲。这时，著名音乐家吕骥从上海经北平、绥远来到抗大工作。谭冠三特请吕骥为抗大校歌谱曲。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庄严雄伟，激情洋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罗瑞卿指示谭冠三立即组织各学员队抽调文艺骨干集中学唱，并很快在全校传播开来。

　　1938年5月，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11月24日，为加强对冀中区的领导，增强冀中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所部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同时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程子华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谭冠三跟着程子华来到冀中，历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第七支队政委，参加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谈起谭冠三，吕正操曾诙谐地说:“和谭冠三这样的同志一起共事，我们真的要‘弹冠相庆’了!”

　　1940年初，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顽军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等部不断向晋东南、冀中抗日根据地进攻。为粉碎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晋察冀军区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之命，抽调北岳区和冀中区部分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和“南进支队”，分别南下晋东南和冀南地区，参加讨伐顽军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的战役。南进支队(亦称赵谭支队)由冀中军区5个团和津南自卫军等部组成，以赵承金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开赴冀南地区，与八路军129师部队一起展开反击顽军石友三部的进攻。

　　当时，石友三的指挥部在双庙集，而双庙集以北的六塔集是敌人的通信中枢。为了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该处顽军，3月2日，谭冠三和赵承金秘密率领部队来到距六塔集七八十里的一个村庄，准备采用威震敌胆的钻心战术，直捣敌人的要害六塔集，中心开花，消灭敌人。由于我军在距离上与敌人十分接近，稍有差错就可能被敌人发现，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谭冠三和赵承金在作战地图前紧张地思考着，所有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如何运用兵力上：主攻方向的兵力必须集中，佯攻方向的进攻必须有力，这样才能有效牵制敌人，防止我军被围。侦察员不时地将搜集到的敌情送回指挥所，最终谭冠三和赵承金决定：以21团担任主攻，16团1营佯攻六塔集东南村庄之敌，3营佯攻六塔集西南村庄之敌，防止其出来增援六塔集，2营为预备队。在拿下六塔集后，以16团担任主攻打仙庄集之敌;21团1营、3营对仙庄集东西两边村庄之敌进行佯攻，阻其增援;24团的一个营在仙庄集东北，截击逃窜之敌;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

　　3月4日凌晨1时，南进支队到达作战位置。21团向六塔集进发，16团1、3营随即向准备佯攻的村庄进发。当1、3营到达指定位置时，敌已经逃跑，两村随即被1、3营占领。凌晨2时，谭冠三和赵承金命令马上发起进攻21团攻入六塔集，石友三仓皇逃跑。敌人指挥部和各部之间的通信全部被我军破坏，联络中断，全线崩溃。敌人不甘失败，拂晓时分，仙庄集的敌保安二旅出动，向六塔集增援。谭冠三和赵承金当机立断，命令16团1营和3营以钳形攻势从两翼向敌保安二旅插去，16团2营从司令部出发迎头向敌进攻。凌晨5点左右，我军在一片开阔地里与敌人相遇，我军从前、后、左、右将敌团团包围，战斗非常激烈，激战到早晨7时左右，消灭敌人300多人，俘虏敌8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石友三率残部南逃曹县、定陶地区。六塔集一战打破敌人的进攻，是卫东战役中较为精彩的几次战斗之一。在此次反击石友三部的军事摩擦中，谭冠三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毛泽东曾幽默地评价道：“以三对三，冠能盖石。”

　　进军西藏，带头吃糍粑，学藏语

　　1943年春，冀鲁豫边区局势相对稳定后，谭冠三赴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内战在即，谭冠三重新奔赴前线，历任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苏八地委书记。1946年春赴豫皖苏地区(属晋冀鲁豫根据地)，任豫皖苏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先后参加了邯郸、鲁西南、淮海等战役。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西南战役等战役。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党中央开始着手解决西藏问题。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信党中央、彭德怀和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研究部署进军西藏问题。接到任务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经过认真研究商议，决定将重担交给了时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并确定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建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并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

　　张国华和谭冠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西南局拟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也称十大政策，经党中央审定批准后，于1950年6月公布。十大政策以后成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的基本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张国华、谭冠三领导中共西藏工委及部队积极贯彻执行了十大政策。进军西藏，粮秣供给是个大问题。除了做好细致周密的准备外，谭冠三给同志们出了一道新考题。在一次师团干部会议上，谭冠三邀请全体与会人员“赴宴”。大家十分高兴，心想谭政委肯定是弄了些美食佳肴来犒劳大家。可是一上桌子，所有人都傻了眼，桌上摆的不是四碗八碟，而是酥油茶、糍粑。谭冠三揉着糍粑，举起酥油茶杯，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吃啊!在西藏要过‘生活关’‘语言关’，我们才能扎下根呀!”说完，带头将酥油茶一饮而尽。他向大家宣传酥油茶、糍粑的优越性，告诉大家只有习惯高原饮食，才能更好地适应高原气候和高原环境。而且规定他下部队检查工作时，不准为他做米饭馒头，一定要抓糍粑、喝酥油茶。后来在进军西藏的路上，由于海拔高，沸点低，大米煮不熟，全军只好用糍粑充饥，大家这才领悟到谭政委在出发前要求大家吃糍粑的良苦用心。除了“生活高原化”，为了进藏后能与西藏人民打成一片，谭冠三还带头掀起了全军上下学习藏文藏语的热潮。他年纪大，头部又受过伤，记忆力差，学习藏语困难重重。但是谭冠三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下苦功夫学。每次上藏语课都是提前到达，坐在第一排。连教藏语的老师都被他这股认真劲感动了，感慨地说：“共产党的官同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有了这样的榜样，十八军在进藏前作好了思想上、生活上、语言上等各项准备工作。

　　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到24日，在张国华、谭冠三指挥下，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发起昌都战役。在气候恶劣，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组织战役，困难极大。但是，由于张国华大胆实施了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谭冠三对部队进行了吃大苦、耐大劳、英勇作战等方面教育，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春，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向拉萨进发。在从昌都到拉萨途中，高原缺氧，营养不良导致部队减员严重。谭冠三忍受着过度的疲劳和伤痛，缺氧使他的脑伤频频发作，而且更大的打击是随军进藏的妻子李光明由于高寒缺氧，劳累过度导致流产，并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谭冠三忍住伤痛，行军路上把马让给病号和女同志，或者帮助战士们驮东西。到了宿营地，他带病看望干部战士，慰问病号。他鼓励指战员发扬老红军传统，战胜困难，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经过极为艰苦的行军，1951年10月26日，拉萨城迎来了一支精神饱满，整齐雄壮的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正是谭冠三和张国华。从此，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情系西藏，把苹果种到青藏高原

　　进入拉萨后，谭冠三开始了建设新西藏的紧张工作。针对当时西藏的特殊情况，毛主席指示，要做好西藏上层统战工作。谭冠三在进藏前，特意按藏传佛教的传统，定制了一对金灯，代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首长赠送给达赖喇嘛，这让西藏宗教界的人士又惊又喜，真正感受到共产党对西藏传统的尊重。谭冠三还和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帕巴拉·格列朗杰结为好友。他经常和阿沛·阿旺晋美谈心，在工作上非常注意听取和征求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每次谭冠三去日喀则部队视察时，都会去看望“班禅警卫营”的全体干部战士，教育他们要尽心尽力做好警卫工作，保证班禅额尔德尼的安全。

　　十八军进藏之后，遵照党中央、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和邓小平“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张国华、谭冠三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住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等战略方针和响亮口号。1952年8月，谭冠三大力支持创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谭冠三和同志们一起住进帐篷，开荒拾粪样样都抢在别人前头。供给不足，他和战士们一起忍饥挨饿坚持劳动。大战了一个冬天，他们好不容易开垦了数千亩土地。谁想到5月间拉萨河水突涨，冲破河堤。眼看劳动成果就要毁于一旦，谭冠三带头跳入齐腰深的水中，指挥堵堤，终于保住了新开垦的土地。秋天丰收后，谭冠三非常高兴，他特意邀请了西藏的爱国上层人士和妇联、青年联谊会的男女老少前来参观。群众高兴地说：“解放军又盖房、又种地，不会走了。”

　　谭冠三无论是在进藏途中，还是进驻拉萨以后，都一直强调长期建藏思想不能动摇。1957年4月，他在军区党代会上深情地对大家讲：“我已快50岁了，我可以留在西藏工作，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服你们，凡是确定留下来的，一个也不能走，都要留在这里。这里是苦一些，可祖国边疆需要我们，西藏人民需要我们!”此时，谭冠三的身体越来越差，吃不好饭，按照规定，高级干部可以回内地休假。但他在西藏连续坚守13年，很少休假。他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边疆山河，对西藏一草一木都有极深的感情。他曾带着农业技术员步行勘察拉萨河两岸的土地，亲自收集了12口袋草籽和土壤标本，号召、组织部队开荒种菜、种草、种树。谭冠三见西藏缺少水果，吃水果很困难，琢磨起了在西藏种植水果，亲手在住地开垦了一个小苹果园。他的小苹果园竟然比八一农场的苹果树还早一年结果，带动了军区各个农场和部队栽种果园。谭冠三曾经在栽种桃树时，笑着和战士们说：“桃三杏四李五年，想吃胡桃十八年。这棵树的果实我是吃不上了，这是给你们种的。”

　　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指示，从1950年4月起，进藏部队担负起勘测和修筑康藏公路的艰巨任务。谭冠三一心扑在工地上，和筑路指战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解决。1954年 12月25日，被藏族群众称为“迈向幸福的金桥”的康藏公路(后改称川藏公路)以及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毛泽东题词祝贺“庆祝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谭冠三主持通车典礼大会。当晚，谭冠三辗转难眠，挥笔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诗篇《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有感》：“恶水险山阻重重，万里坦途只梦中。壁立千仞堪峥嵘，江河澎湃岂容通。从来鸟兽愁攀越，人迹罕至原野空。而今五丁开山人，神兵天降奋奇勇。深山峡谷显好汉，怒江两岸出英雄。猛士身躯埋沟壑，天险从此变通途。壮志已酬无遗憾，万叠惊涛敬英灵。艰难困苦常铭记，扎根边疆更立功。”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并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司令部进攻。谭冠三主持西藏党政军工作，临危受命担任中央代理代表。在中央指示未回复之际，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情况下，谭冠三本着担当的精神，果断下令反击平叛，并极力争取达赖喇嘛回头。在三天两夜52小时中，谭冠三全神贯注指挥平叛作战，没吃过一顿热饭。炊事员只好专门给他熬藕粉汤，让他边喝边工作。谭冠三坚守在平叛斗争第一线，掌握各地第一手情况，对平定拉萨武装叛乱的战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功不可没。5月16日，谭冠三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情况，又受到了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邓小平说：“这次平息拉萨叛乱，你谭冠三指挥得很果断嘛!12个连队兵力对上万的叛匪，没用三天就解决了。你给达赖喇嘛的三封信是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毛主席都赞扬!”“站在青藏高原上搞政治工作，你是名副其实的高屋建瓴啊!”这是对谭冠三参与运筹西藏全局的高度评价。

　　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根据党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张国华、谭冠三领导西藏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并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张国华、谭冠三团结西藏工委“一班人”，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使西藏人心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人们称颂民主改革使西藏稳定发展这一段时间，是西藏第一个“黄金时代”。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自治区主席，张国华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冠三任第二书记。

　　1955年，谭冠三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6年底，谭冠三调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党中央考虑谭冠三的工作安排，派聂荣臻找他谈话。谭冠三说：“我怀念西藏，想念西藏的部队和人民。如果中央要给我安排工作，我还是想回西藏去。”聂荣臻考虑到谭冠三的年龄和身体，不宜再去西藏：“如果你不愿在法院，那就回军队吧，你也一直没有脱军装嘛，由军委安排工作。”谭冠三依然摇摇头，固执地说：“我要回西藏!”谭冠三还多次对夫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西藏有我的战友、有我热爱的藏族同胞、有我为之奋斗的事业，西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我还要申请返回西藏。”党中央慎重考虑后，根据谭冠三的年龄和身体情况，于1978年5月任命他为成都军区顾问。

　　1977年建军节前夕，谭冠三作为客人受西藏军区邀请返回拉萨。他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看望边防部队、走访爱国上层人士和藏族群众，到处作报告、访朋友，还特地去八一农场看看地里种的蔬菜，抚摸当年亲自种的树。西藏政协的爱国人士们得知谭冠三要来视察，而且要以他们自己的劳动收获招待，非常高兴。他们酿造了最醇香的青稞酒，准备了香喷喷的糍粑，指定专人做了酸奶、打酥油茶，以藏族人民最隆重的礼节迎接老主席、老朋友回政协。这次西藏之行，满足了谭冠三多年想回西藏看看的愿望，然而他却因年迈体衰、过度兴奋和劳累出现严重脑血栓，从此卧床不起。1985年12月6日，谭冠三在成都逝世。他的遗愿是重返西藏，和那些长眠于西藏的官兵们永远在一起，实践他三十多年前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上的誓言：“把老骨头埋葬在西藏!”1986年8月1日，根据他的遗愿，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谭冠三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