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梦空间（6）：中国被西方妖魔化的深层根源

导读

西方在殖民世界的历程中，一方面注重用军事和经济硬实力屠戮原住民、摧毁原住民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注重从哲学层面上解构原住民的文明，论证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本文从哲学史的角度切入，梳理西方人对中国的优越感的历史根源，探幽西方人对中国各种想当然的妖魔化的微妙心理。原文链接见《亚洲时报》：https://asiatimes.com/2020/05/the-deeper-roots-of-chinese-demonization/

【译文】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由东方走到西方的——“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结,而亚洲是历史的开端”。

作者：佩佩·埃斯科巴（PEPE ESCOBAR），2020年5月2日

图1：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第一个提出黄种人理论的思想家。图片来源：Google Images

系好安全带：美国对中国的混合战争注定要疯狂地进行下去，因为经济报告已经确认，正是新冠病毒引爆了亚洲世纪——实际上是欧亚世纪——的真正开始。（译注：此处的“经济报告”指麦肯锡公司于2020年4月8日发表的报告Could the next normal emerge from Asia?）

本质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仍是全频带压制，并痴迷于“三大主要威胁”：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提出了主要面向南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在当前的信息战中，美国的主要叙事已经定调：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的生物战实验室泄露的结果。中国应该对此负责。中国撒谎了。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不停歇地妖魔化中国的新型常规战术并不只有“工业—军事—监视—媒体综合体”中简单粗暴的官员才会用。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以发现这样的态度是如何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之中，并最终转移到了“历史的终结”——美国。（参见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rgen Osterhammel）的优秀研究《东方的“去故事化”：启蒙运动与亚洲的邂逅》（Unfabling The East: The Enlightenment’s Encounter with Asia）中的部分章节。）

只有白人是文明人

从文艺复兴多年以前开始，直到17和18世纪，每当欧洲提到亚洲，说的基本都是宗教条件下的贸易。基督教至高无上，因此他们的思想中不可能没有上帝的存在。

与此同时，令教会的医生深感不安的是，在中国化的世界里，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可以在没有任何超然宗教的情况下进行运作。这甚至比在美洲发现的“野蛮人”更让他们烦恼。

当欧洲开始探索所谓的“远东”时，它陷入了宗教战争的泥潭。与此同时，它又被迫面对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这在启蒙运动领域滋生了一些颠覆性的反宗教倾向。

正是在这个阶段，有学问的欧洲人开始质疑中国哲学，不可避免地，他们将中国哲学贬损为纯粹的世俗“智慧”，因为它竟然无视希腊和奥古斯丁思想的规条。顺便说一下，这种态度至今仍占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有了法国所谓的“中国风格（chinoiseries）”——一种模糊的赞美，中国被视为异教徒社会的最高典范。

但随后，教会开始对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痴迷失去了耐心。索邦神学院受到了惩罚。1725年，教皇一纸公告宣布执行中国宗教仪式的基督徒为非法。有趣的是，受到教皇谴责的亲中国的哲学家和耶稣会士坚持认为“真正的信仰”（即基督教）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早有“预示”，特别是在儒家文献中。

欧洲对亚洲和“远东”的看法主要是由强大的德国三人组决定的：康德、赫尔德和施莱格尔。顺便提一下，康德也是地理学家，赫尔德则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我们可以说，这三人组是现代西方的东方主义先驱。很容易想象博尔赫斯用他们仨做主角写作的短篇小说。

尽管康德和赫尔德可能已经知道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存在，但对他们而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上帝计划了世界发展的所有细节。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微妙的种族问题上。

他们摆脱了宗教的垄断，提及种族时显示了真正的认识论的转变——与之前的思想家比较起来，这一点殊为明显。比如说，之前的莱布尼茨和伏尔泰都是亲中国派，孟德斯鸠和狄德罗则是恨中国派。但他们都没有解释种族导致的文化差异。孟德斯鸠发展出了一套基于气候的理论，但并不包含种族内涵——更像是一种文化群体方法。

重大的转变来自法国哲学家、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Francois Bernier，1620—1688），他在亚洲旅行了13年，并于167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大莫卧儿、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记行》（La Description des Etats du Grand Mogol, de l’Indoustan, du Royaume de Cacheemire, etc.）。伏尔泰幽默地称他为贝尔尼埃·莫卧儿，因为他成了向宫廷讲述自己故事的明星。1684年，他出版了后续之作《地球上居住的不同种族或种属的人类的新分类》（Nouvelle Division de la Terre par les Differentes Especes ou Races d’Homme qui l’Habitent），将“莫卧儿人”分成多达五个人种。

这些分类都是基于肤色，而非家族或气候。欧洲人被不假思索地放在首位，其他种族则被认为是“丑陋的”。后来，大卫·休谟接受了这种基于肤色将人类划分为多达五个种族的分类，并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宣告：只有白人是文明的，其他人则是低等的。这种态度至今依旧普遍存在，看看最近在英国发表的这篇可悲的抨击文章就知道了。（译注：“这篇可悲的抨击文章”指英国《每日电讯报》2020年4月22日的文章《新冠病毒之后，中国还会被文明世界所欢迎吗？》）

图2：大卫·休谟（David Hume），启蒙时期的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图片来源：网络

两个亚洲

大卫·蒙杰洛（David Mungello）在1775年到1785年间完成的著作《1500—1800：中国与西方的伟大邂逅》（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中论证，第一个实际提出黄种人理论的思想家是康德。

康德认为“白种人”是“高等的”，“黑种人”是“低等的”（顺便说一句，康德并不谴责奴隶制），“铜种人”是“软弱的”，而“黄种人”介乎中间。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历史进程开始于最纯粹、最原初的“白种人”，而其他种族只是劣等人。

康德按照国家对亚洲进行细分。对他而言，东亚意味着西藏、中国和日本。他以相对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认为中国人是白种人和黄种人的混合。

赫尔德显然更柔和些。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伊甸园则在“世界的天堂”克什米尔。他的历史进化理论曾在西方轰动一时：他认为东方是婴儿，埃及是幼儿，希腊是青年。赫尔德的东亚概念包括西藏、中国、交趾支那、东京、老挝、朝鲜、东鞑靼和日本——也就是中华文明所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施莱格尔则像是六十年代加州的嬉皮士先驱。他热衷梵文，也认真研究东方文化。他说过“我们应该在东方寻求最高的浪漫主义”。印度是一切的源头，“整个人类精神史”的源头。无怪乎这种观点成了整整一代东方学家的口头禅。这也标志着西方二元论亚洲观念的开始，这种二元论至今仍占主导地位。

因此，到十八世纪，我们已经完全确立了两种观念：其一认为亚洲是奴役之地，是专制和家长式作风的摇篮，这与亚洲是文明摇篮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两者中模棱两可成了新的常态。亚洲被尊为文明之母——也是价值体系之母——甚至是西方之母。与此同时，亚洲又被贬低、轻视或彻底忽略，因为尽管它比西方起步得更早，但它从未达到过西方的高度。

东方专制者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大人物”黑格尔。黑格尔消息灵通，读过前耶稣会士从北京写来的报告，他不写“远东”，而只写“东方”，其中包括东亚——基本上指的是中国。黑格尔并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关心宗教。他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谈论东方。与喜欢神话的施莱格尔相反，黑格尔认为东方处在一种走向历史开端的自然状态——这和黑非洲不同，他认为后者是在野蛮国家的泥潭里打滚。

图3：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为了解释一个停滞的世界与一个朝向西方理想状态运转中的世界之间的历史性分歧，黑格尔把亚洲分为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包括中国和蒙古：一个幼稚的家长式的纯真世界，不会产生矛盾，在那里，伟大帝国的生存本身就证明了那个世界的“虚无”、稳定和非历史性。

另一部分是所谓的“前亚洲”，从埃及到波斯，包括现在的中东和中亚。这是一个已成为历史的世界了。

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区域也被加以细分。黑格尔的亚洲世界最终被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平原、高原、中国和蒙古；第二部分是恒河和印度河的河谷；第三部分是奥克苏斯平原（今阿姆河流域）和雅克萨特斯平原（今锡尔河流域）、波斯高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第四部分是尼罗河谷。

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1822-1830）中，黑格尔最终将印度分离出来，作为历史进化的某种中间过程，这真是神奇。于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正如让-马克·莫拉（Jean-Marc Moura）在《黑格尔的远东，〈历史哲学〉与异域想象》（L’Extreme Orient selon G. W. F. Hegel,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t Imaginaire Exotique）一文中所述——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东方，印度便是例子，稳定不变的东方，被妄想所阻隔，其中的远东只是幻想”。

为了描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用了两个比喻。其中用太阳作比喻的非常有名：“历史是由东方走到西方的，因为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结,而亚洲是历史的开端。”我们都知道那些庸俗的“历史的终点”类派生剧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另一个比喻来自赫尔德：东方是“历史的青春”——但中国由于儒家原则系统性地重视家庭作用，在其中占据了特殊位置。

当然，以上概述的所有观点对理解亚洲而言都并不中立。这两个使用太阳和成熟度的比喻只不过是安抚西方的自恋情绪罢了，这种自恋后来被“杰出”的美国从欧洲继承了下来。这种观点中无疑隐含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情结，在美国，由于其历史进程的合法性，这种自恋情结更加强烈。

黑格尔认为必须在自由发展的框架下对历史进行评价。因此中国和印度就是非历史性的，那里自由不存在——除非由来自外界的新事物带来。

这就是孟德斯鸠提出的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可能的——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总是有价值的西方干涉，是如何同时完全被合法化的。我们不能指望这种西方的思维模式能很快改变——如果会改变的话。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即将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