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能否护佑资本主义千年？
作家、媒体人最近某个小圈子里在讨论高校新闻专业，大概是说新闻专业有没有用？从事新闻工作是否需要专业培训。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以前也不是学新闻的。我在新闻机构当小领导时，有一个我自己定的原则：不收新闻专业的学生。我招的人基本是历史专业或中文专业的。前几年在一次与新闻学院的院长、教授们一起开研讨会时，我说了我的这个原则。会上一些院长、教授开始讨论，是否因为新闻学院培养的学生能力有问题。说这段话其实已经表明了我对新闻专业的态度。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说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到目前的现实状态，非新闻专业的人从事新闻工作并取得成就的大有人在，当然，新闻专业的也有。不光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从新闻史角度说，资本主义将自己的新闻史、媒体史的源头追溯到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这没问题。但是，从15世纪以后几百年里，西方一直没有新闻专业、新闻学院。西方最早的新闻学院是20世纪初米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新闻专业不过一百多年历史。
邹韬奋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他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有点变味。
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当初对是否设立新闻专业、新闻学院很犹豫。这个专业和学院主要来自当时米国报业大亨普利策的倡议和捐款。米国的大学对于捐款一般都来者不拒，甚至有专门的募捐、索捐机构。但是，普利策钱早已准备好了，19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却拒绝了。普利策再三再四地要给哥伦比亚大学捐钱，哥伦比亚大学始终羞羞答答。1911年普利策去世时遗嘱上再次说明要捐赠新闻学院，而且增加了数额，共250万米元。第二年，哥伦比亚大学终于收下这笔钱，成立了新闻学院，并在几年后设立了“普利策奖”，成为如今新闻界的最高奖。虽然在此之前几年，米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较小的新闻学院，严格来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只能算第二，但哥伦比亚大学毕竟影响大。欧洲著名大学以前从来没有新闻专业，米国一流大学中有新闻学院或新闻专业的至今都不多，所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出现算是新闻专业登堂入室的标志，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也成为全球新闻专业首屈一指的龙兴之地（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回国找工作，据说年薪50万以下不谈）。
“普利策奖”号称是新闻界的奥斯卡奖、诺贝尔火药奖。
普利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移民到米国，这个缺憾使得他没有竞选美国总统的资格，否则，以他掌控媒体的实力，很可能竞选成功。但普利策也是“黄色新闻”的创始人，“黄色”一词所代表的特定含义就是来自普利策。这个事实一方面说明了欧米一流大学的高雅学术为何对所谓新闻专业避退三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所谓“新闻专业”从源头上就带有“不健康”的基因。如果说老欧洲对于米国这个暴发户曾经一直抱有鄙视，那么，对新闻专业的冷淡，实际上也是将其当成了暴发户的特征。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反映新闻媒体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
有一个现象被人们熟知但却常常忽视：米国的新闻媒体除了针对国外的，其余全部都是私人的。私有媒体成为米国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私有化程度各有不同，但没有一个像米国那样国内新闻媒体完全都是私有化的。私有媒体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生存。米国新闻媒体理论回答很简单：靠市场。稍微深入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市场”有讲究。今天我们的确能看到一些传统媒体依然靠个人付费订阅，这算是比较符合“市场”概念的。事实上，即便是坚持付费订阅的米国大报，其付费订阅的收入在它全部收入中的比例也日益降低。今天，几乎所有新闻媒体的主要收入都靠广告。广告算“市场”吗？当我们说付费订阅来自普通个人，使得这个“市场”似乎还能体现民主、自由、平等、竞争等概念，那么，新闻媒体靠广告为主要收入，实际上说明了它的主要客户不是个人，而是企业，或者说是资本家。因此，广告成为新闻媒体最大的恩主，意味着新闻媒体是少数资本家养活的。在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资本家的利益诉求面前，私人新闻媒体的倾向显而易见。它并不需要广告客户接受什么观点，只需要按照广告客户的要求，向普通民众灌输符合广告客户利益的观点。用经济术语说，米国新闻媒体市场化不是一个买方市场，而是一个垄断性的供方市场。
古登堡印刷术
做一个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新闻史、媒体史几乎都从古登堡印刷机开始论述。如果要论述古登堡之前，几乎都完全跳过一千年中世纪，到古罗马、古希腊那里找几个貌似吻合的事例。那么，古登堡以前没有新闻媒体吗？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回答基本是肯定的。但是，换一个标准呢？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意味着新闻媒体的载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字成为最重要的传播手段。在此之前，由于欧洲文盲多、技术落后，所谓新闻媒体的传播媒介主要靠语言、靠嘴巴。而靠口头传播最大的新闻媒体就是教会，它有无数的教堂和神父，在一系列宗教节日、固定礼拜日以及一对一的告解中，向民众传播、解释、宣传。我们不能说教会教堂只传播意识形态而不传播新闻。蒙古人西征引发欧洲恐慌，西方教会派出神父跋涉几千公里达到哈拉和林拜访蒙古大汗，实际上就是扮演了今天新闻记者的角色。西方历史上神父、牧师、传教士承担新闻采集、情报收集的现象司空见惯，差别在于，那时候社会变化节奏慢，一次“新闻采访”可以保鲜几年、几个月，现在也许只能保鲜几天、几小时。欧洲历史上神父、牧师向信徒解释、评论新近发生的事情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即便到今天，米国的牧师、电视布道者们依然经常传播和评论新闻。作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之一的欧洲宗教改革也是从新闻开始的。马丁·路德反对教会的赎罪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次新闻热点事件。
马丁·路德反对赎罪券
资本主义新闻有理论吗？当然有。比方说米国新闻只说传播，不说宣传，“宣传”一词在米国新闻媒体理论中完全是贬义词。为什么？因为宣传一词来自天主教会。马克斯·韦伯确认了耶稣教（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而耶稣教在宗教改革之后诞生，最鲜明的立场之一就是反对天主教会。在宗教冲突导致的无数杀戮中，耶稣教反对天主教几乎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因此，天主教会的“宣传”也是耶稣教伴随的资本主义媒体强力反对、贬低的。这也连带出资本主义媒体私有化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教会曾经是最大的新闻媒体宣传机构时，有必要问一下，教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千年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教会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教会的经济基础是与封建贵族的土地分封制相一致的土地经济。在沙俄、法国等国，教会拥有的土地资产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一巨大的土地财富成为教会维护其新闻媒体宣传机构的制度保障。我们应该记住，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就是教会建立的。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工商业。由于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不如封建土地贵族，资本主义新闻媒体便与代表封建土地贵族利益的教会新闻媒体宣传机构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当这种冲突的背后又有剧烈的宗教冲突时，两者的关系也就变成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贵族土地主要是私人拥有，但是，教会土地并不是私人的，而是公有的。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教会土地有时是属于国家的。因此，资本主义媒体与天主教会媒体的冲突同时也表现为私有媒体与公有、国有媒体你死我活的冲突。所以，当米国资本主义要建立它的新闻专业、新闻学院时，源自老欧洲教会传统的一流大学视之为暴发户的离经叛道而不屑一顾，也就顺理成章了。
古登堡印刷机出现后，资本主义历史上每一次技术进步，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新闻媒体都借助新技术而飞速发展。当新技术日益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时，新闻媒体与日益成为资本家的掌中之物。这是我们看到的表面，事实上以米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背后的耶稣教（新教）的每一步发展，同样也与媒体技术紧密相连。从马丁·路德起，到耶稣教的图书、报刊、小册子，到布道大会、广播传教、宗教电视台、网络传教，耶稣教发展与资本主义媒体的发展完全同步。然而，当米国有所谓反垄断法时，我们看到米国私有化媒体完全不受反垄断法约束，米国媒体借助技术进步而导致的高度垄断在全世界都是最严重的。
米国福音派牧师葛培理（1918-2018）年轻时。
他积极借助各种最新媒体手段，据说全球听过他布道的超过2亿。
所以，我的结论是，以米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新闻媒体本质上就是耶稣教与资本主义共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千年中世纪天主教会新闻媒体宣传机构建立在土地财富的经济基础上，维护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利益，今天耶稣教新闻垄断媒体建立在工商业经济基础上，主要依靠广告生存，意味着资本主义媒体时刻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看家护院。人们经常说米国的军费占全球军费的一半（近年有所下降），但人们很少注意，米国的广告规模也占全球广告的一半。一个强大的耶稣教资本主义并不是靠普通民众，而是靠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维持了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垄断媒体。与中世纪相比，换汤不换药而已。所以，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记者，就是耶稣教资本主义的牧师；报社、电视台、网站就是耶稣教资本主义的教堂；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主编、老板，就是耶稣教资本主义的红衣主教。当天主教会以其新闻媒体高度垄断的方式统治了一千年，我们有必要问：米国耶稣教资本主义媒体的高度垄断，能否护佑米国资本主义一千年？米国人认为是必然的，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最后说回中国。中国的新闻专业有没有用？本文无法做全面论述。简单说，当我们的新闻专业、新闻理论全部来自米国，我们所培养的新闻工作人员等于是在培养耶稣教资本主义的牧师、传教士、红衣主教。以私有化为典型特征的米国媒体制度、媒体理论实际上是米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除非我们想变成与米国一样，否则，我们的新闻理论、新闻教材、新闻人才培训、新闻模式、新闻媒体生存方式等等都学习米国、依靠米国，等于在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