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凯文·加拉格尔：冠病和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经警告：“当雅典或中国这样的力量崛起，威胁要取代独领希腊风骚数百年的斯巴达或美国这样的统治力量时，基本上就应该敲响警钟了。”如今，警钟大作，甚至正在扼杀可以让美国和中国摆脱艾利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

前进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死路，第二条是毁灭之路，第三条可以带来全球复苏。第一条路是通往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构想的“中美国”（Chimerica）模式：中国和美国经济联姻。这一观点承认21世纪经济的现实，即通过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

然而，中美国模式可能不再可行，原因就在于其所产生的经济失衡。鉴于对全球化和中国的广泛批评，特别是在美国，深化中美融合的进程已越来越不可能重启。相反，倒是全面的“脱钩”已在成为现实。

第二条路将导致更加对立的局面，中国和美国寻求互相削弱。这可能以消极方式发生：当一方经历困难时，另一方作壁上观。或者一方或双方积极煽动对方的国内乱局，甚至参与蓄意破坏。毫无疑问，选择这条路既不道德，也很危险。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尽力避免这一灾难性的逐底竞争。

第三条路通往恢复互信，专注于共同利益和对抗共同敌人。回到艾利森的历史范式，不妨回忆一下，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赢家，仍然大大地衰落了，这给了希腊外围的马其顿王国，在菲利普二世的领导下崛起的机会。

在今天的例子中，中国在认定2019冠状病毒疾病是一个严重威胁后，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来遏制病毒，从而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创造了一个开始抗疫准备的机会之窗。在压平境内的感染曲线后，中国现在正通过向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派遣医疗专业人员和运送医疗设备来彰显全球团结。

美国非但不认可中国的果断，感谢它的帮助，反而加倍诋毁中国。马来西亚经济学家沈联涛观察道：“中国不管做什么好意的事情，都会被当成是夺权的阴谋。在西方看来，中国不会做好事。”这种倾向太不幸了：艾利森提醒我们的历史不应该被忘却，特别是当它正在自我重复的时候。

事情可以不必是这样。从今天开始，中国和美国可以着手重建关系，双边共同领导阻击冠病疫情的全球行动，让全球经济回归可持续增长之路。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已有一段时间，但两国有着联合起来对抗共同敌人的历史。2001年9月11日美国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和美国携手打击卡伊达组织及其同类所造成的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再次联手将世界从全球萧条的边缘拉了回来。2014年，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协议，为巴黎气候协定扫清了障碍。

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场全球危机，也应该被视为共同的敌人。毕竟，病毒不会尊重政治边境，也不具有种族和国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光靠自己赢得对病毒的战争。至少在现在，我们在战胜冠病上的共同利益，远高于我们的分歧。冠病危机要求中国和美国采取第三条道路，为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一条出路。

诚然，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历史如此丰富和迥异的大国，肯定会有分歧。近几年来，这些分歧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但不可否认，两国在应对冠病疫情、气候变化、金融动荡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一切共同敌人等全球挑战方面，有着相同的核心利益。

与中国和美国不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资金，来保护自己免受新的大流行病威胁。中美应共同提出大胆方案，通过发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来提供更多融资，并减免较贫穷国家的债务。惟其如此，举步维艰的政府才有财政空间对抗疫情，并在疫后重启经济。如果病毒和经济危机仍存在于某个地方，就会对所有地方都构成威胁，包括中国和美国。

（作者Yu Yongding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曾于2004年至2006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Kevin P.Gallagher是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Frederick S.Pardee）全球研究学院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英文原题：COVID-19 and the Thucydides Tr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