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战败后的德国，“背后一刀”谎言何以流行？

文：孟钟捷

       “我们为什么输掉这场战争？”

       在一战后的德国战争记忆中，这个问题如同噩梦般，始终萦绕在每个“爱国者”的脑海之中。图1正是当时极为流行的答案之一。

图1：“背后一刀”，《南德周刊》1924年4月刊

       这幅漫画的标题是“背后一刀”，意思是德意志帝国军队本应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却因为后方缘故而腹背受敌，最后只能缴械投降。这一说法最初源于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兼军官弗里德里克•毛里斯（Frederick Maurice，1871-1951）。在1918年11月12日（战争结束的次日）的《每日电讯报》（Daily News）上，毛里斯首次提到了德军战败与“背后一刀”（stabbed in the back）之间的关联。不过，据毛里斯后来回忆说，其本意并非指向德国后方。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里斯的说法很快流传开来。

       12月17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icher Zeitung）上，一位匿名评论员如此写道：“一位英国军官讨论了德国战败的原因”，“正如毛里斯将军所言”，“它被平民们从背后捅了一刀”（Sie wurde von der Zivilbevölkerung von hinten erdolcht）。

       一天后，《德意志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引用了《新苏黎世报》的评论，以“‘被捅了一刀的’德国军队”（Die 'erdolchte' deutsche Armee）为题，强调指出，“根据《新苏黎世报》，毛里斯将军在《每日新闻报》上解释说：……德国军队是被平民们从背后捅了一刀”。

       随后，这种说法被简化为“背后一刀”（Dolchstoß），迅速得到军队高层（图2）的认可。1919年7月，原最高军事统帅部参谋长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1865-1937）在一次采访中，认可了“背后一刀”是德国战败之原因的说法。4个月后，原最高军事统帅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在国会接受德国罪责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质询时，同样引用了毛里斯的话。如此一来，对军人们而言，“背后一刀”便拥有了某种神圣性。

图2：德国在一战后期的实际统治者兴登堡（左）和鲁登道夫（右）

       在“背后一刀”的故事中，军人们被描绘成英勇无畏但令人感到痛惜的悲剧英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他们被告知：“如果任何人断言德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历史将会说这是谎言。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回国时，并没有战败”。1923年，未来的“元首”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在纳粹党的党报上同样鼓吹“背后一刀”的谎言：“我们总是一再想到，每一次新的对外斗争，总是被十一月罪人们背后捅刀，德意志的西格弗里德很快在背上又要承受一矛。”

       与之相应，真正的德意志人必须指责那些“捅刀者”：从平民到革命者，从社会民主党人到犹太人。战争后期，不堪忍受贫困与暴政的平民们频频举行罢工和游行，旨在同敌国“互通声息”。1918年11月初，拒绝继续出海战斗的水兵们点燃了革命的火焰，“背叛了祖国”。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并发动了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帝国政府，“攫取了政权”。犹太人处心积虑地谋划和支持了这场革命，让“我们无权无力，处于被解除武装的境地，把我们出卖给了敌人”。

       既然“捅刀者”就是“民族罪人”，那么对他们的惩罚便是天经地义的。1921年，曾经指责军方混淆战争目的、并主持签订《停战协定》的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遭到暗杀（图3）。1年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犹太人、主张与法国和解的外长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0）身上。不久，社民党人、总统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也由于这个“背后一刀”的谎言而被告上法庭，最后忧愤成疾而亡。

图3：1924年的一幅漫画，上面指责谢德曼（左）和埃茨贝格尔（右）正是“背后向军人们捅刀的人”，并号召“德意志人，想想看”!

       “背后一刀”的谎言不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流行，而且到纳粹统治时已经上升为一种官方历史观。1942/1943年出版的《世界大战，1914-1918》便声称德国战败不是“前线力量之沦落”，而是“后方的革命向战斗中的军队‘捅了背后一刀’”，使之“接受了敌人们的停战独裁令，而未能创造最后一种抵抗手段”。这种表述甚至还进入到教科书中。

       直到二战后，“背后一刀”的谎言才真正遭到清算。历史学家们发现了各种各样足以推翻这种谎言的证据：

       其一，战争无以为继的判断不是别人做出的，恰恰是军方高层，特别是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这两位最高军事指挥部领袖的观点。1918年8月8日，鲁登道夫便已认识到，在这个“德军在世界大战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继续）进行战争具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赌博的性质”。从军事独裁向民事政府的权力移交，得到了兴登堡的批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推卸战争罪责所需。对此，鲁登道夫曾经不止一次地评述说：“他们应当吞下原来为我们准备的苦果”，“现在就喝掉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的汤汁”。

       其二，革命确实中断了战争末期德国民事政府筹备和谈的进程，但它并非哪一个政党或哪一个人精心策划后的产物。水兵暴动不过是厌战者们对不顾一切延续战争的那些军国主义者们的反击，在当时的左翼高层看来，仅仅是一种“感情冲动后的喷发”。在政体问题上，连艾伯特都没有做好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准备。所以，革命进程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很难追溯到左翼或犹太人的某种阴谋。

       不过，令人疑惑的问题还在于：像“背后一刀”这样漏洞百出、明显充满情绪色彩的谎言，何以在一战后的德国社会如此受到欢迎，进而还成为这一时期德国战争记忆的重要来源？

       倘若我们放大观察的视野，看一看“背后一刀”谎言产生的前后历史进程，以下四方面因素或许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由军国主义传统带来的军人崇拜，为“背后一刀”谎言的流传营造了广泛的大众基础。德意志帝国脱胎于普鲁士这个“军中之国”，“军队就是我们的祖国”（罗恩语）成为不少人的一种共识。在几乎每户家庭都贡献军人的时代，“背后一刀”谎言减轻了军人们的心理负担，自然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在德国，一战之后如此，二战之后不是同样出现了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吗？

       其次，战争期间的宣传鼓动，成功蒙蔽了不少德国人，以至于他们始终无法接受战败的结局。德国人是以“民族保卫战”的名义投身于一战的，“城堡和平”成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根由。即便到1917年，德国还强迫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令俄国损失了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此，对于不少人而言，战争是戛然而止的。他们根本没有做好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心理准备。在这种背景下，“背后一刀”谎言向他们提供了拒斥和批判新体制的最好借口。

       再次，魏玛共和国过于民主的政治环境容忍了“背后一刀”谎言。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体制，吸收了当时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但却囿于时间短促，始终无法完成社会转型。极右翼政治家们利用各种舆论平台，肆无忌惮地攻击共和国政府；而民主政治家们以身作则的做法（如艾伯特亲自上庭回应“背后一刀”谎言）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反而沦为笑柄。

       如果说上述三个因素属于内因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孕育产生“背后一刀”谎言的因素来自外因：战胜国的不当处理以及《凡尔赛和约》的负面效应。从历史来看，德国停战既是革命的产物，又是同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战争调解密切相关。德国人本来寄希望于威尔逊的运作，以获得一个相对合理的停战条件。然而众所周知，巴黎和会拒绝德国参加，《对德和约》又充满着各种苛刻要求。于是，“背后一刀”谎言便满足了德国人充当“受害者”的内心需求：正是那些“捅刀者”的作梗，德国才成为待宰羔羊！

       对战败原因的思考是战争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原本包含着两类截然相反的取向：复仇与和平。在一战后的德国，这两类趋向之间的拉锯结果显然指向了复仇。“背后一刀”的谎言恰是复仇心理的一种反映，同时它的流行又助长了德意志社会发动复仇战争的渴望。一战之后，德国再次成为二战的罪魁祸首，不能不说正是这种战争记忆的直接结果。

图4：“凡尔赛。您还有一种自决权。您希望在死亡之前还是之后澄清事实呢？”(《傻大哥》1919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