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中日首次大规模海上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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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白江口之战，日本认识到与唐朝的差距并非“量”的堆积所能弥补，而是“质”的差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关系极其复杂。汉有赐印加封，唐有学道传佛，明有万历之征。近代以来，甲午，庚子，九一八，充斥国仇家恨，但又难以割舍。中日韩朝四国，本为互补，但外交关系却“身不由己”，这其中有国际局势的左右，也有复杂的历史纠葛，在东亚这一追求自强的文化氛围中，相互羁绊。

导火索是朝鲜半岛两国的领土争端。

公元618年，李渊建国，国号大唐。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纷纷与大唐建立外交关系，并遣使者朝贡。

李渊

新罗与百济是朝鲜半岛的原始住民，其渊源可追溯到朝鲜半岛古老的三个部族——马韩、辰韩、弁韩。辰韩相传为商朝箕子一族，马韩则为当地原始住民。马韩和辰韩分别于我国汉朝时期完成部落统一，并建立政权，名为百济和新罗，马韩即百济，辰韩即新罗。新罗和百济虽然同为朝鲜半岛住民，但文化存在差异，又因为领土与生存空间的争夺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弁韩则同时与百济和新罗接壤，并未形成完整统一的政权，成为了二者军事争夺、政治较量的“四战之地”。

高句丽则是兴起于我国东北，由农耕、游牧、渔猎民族混合组成并建立的政权，借助中原地区战乱迅速扩充自身实力，对中原王朝采取强则依附，弱则觊觎的态度。曾多次侵扰我国辽东地区，在我国隋唐时期形成了地跨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强大帝国。隋炀帝时期意识到了其强大的威胁，曾三次派兵征剿，皆大败而归，致使高句丽获得了众多的军事物资和作战经验。

领土争端演化为大国博弈。

百济和新罗面对北有高句丽，西有大唐，东有日本，并且都强于自己的局面，都想借助外力来压制对方，从中获取利益。百济选择了邻国高句丽，并与之联盟，借助盟友的地理优势，打击新罗。新罗则选择了国力最为强大的大唐，想借助大唐的国力和威望来压制百济和高句丽。日本则早有登陆东亚大陆的野心，早年间，曾多次派兵对朝鲜半岛进行试探性进攻，面对当时的复杂局面，也在谋划进取朝鲜半岛的战略。于是，本是朝鲜半岛上的两国之争，演化成了东亚地区五个封建政权的博弈。

贞观年间，大唐国力恢复。在多次调停无果的情况下，唐朝向百济和高句丽发出停战的最后通牒——“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高句丽当时统治者泉盖苏文（本名渊盖苏文，为避唐太祖李渊讳，史书记载为泉盖苏文）拒不服从，并扣押唐朝使者，还向唐朝和新罗提出领土要求，“昔日隋人进攻，新罗趁机侵我地五百里，除非归我侵地，否则绝不罢兵。”

跨海征东

唐太宗李世民，闻言震怒，以讨逆贼、收辽东、报国仇为理由，御驾起兵，携名将程咬金（程知节）、徐茂公（李绩）、李道宗、长孙无忌等，挥师六万，跨海征东。唐军将士久经阵战，在国力恢复后，更是士气高涨，兵锋所指，辽东地区迅速收复，两军主力于安市城外进行决战。唐军凭借精锐优势，分兵两路，前后夹击敌将高延寿部的驰援，击溃敌援军20万，并斩高延寿于军中，高句丽大败。此战，唐朝名将薛仁贵脱颖而出。后随冬季到来，唐军补给线漫长，无力再进，于安市城周围构筑防线，与高句丽军形成对峙，唐军自此转变策略，主力班师回朝，出偏师进行小规模骚扰，替代大规模兵团作战，经常从海上发动突然袭击，凭借自身国力优势来消耗高句丽国力，让高句丽损失惨重。

唐太宗

高宗再战朝鲜灭百济。

649年，唐太宗驾崩，高宗继位，唐朝国内为完成权力更替，暂时收缩朝鲜半岛的战线。10年后，百济和高句丽认为唐朝已放弃朝鲜半岛或无力顾暇，两国再次联合起兵，进攻新罗。唐朝得到新罗求援急报，派遣大将苏定方，领兵十万，分兵水陆，征讨百济。659年7月，唐朝与新罗联军在百济南部与百济军队决战，百济大败，后苏定方帅军攻打百济王城，百济义慈王见唐军势大，已无力回天，遂开城投降。百济义慈王被苏定方押解回长安，百济国灭。

日本介入

由于唐军孤师在外征战，主力又班师回朝，所占百济领土又孤悬海外，几乎成了一块飞地，导致留守的唐朝守军对百济国内局势控制不利，百济复国运动兴起，使唐朝守军损失严重。

朝鲜半岛东侧的日本认为机会来临，想利用百济国灭而唐军立足未稳，借机登陆朝鲜半岛，于是公开支持百济复国势力。高句丽面对百济灭国后，被唐朝与新罗形成的南北夹击之势，极为恐惧，也暗自联络日本，要求日本出兵，帮助百济复国。

日军得到高句丽支持，认为时机已到，先后派遣军队4万，分两路进攻在百济的唐军与新罗。中日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

大战白江口

唐军留守在百济的大将刘仁轨见日军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立刻向朝廷求援。此时，朝中有放弃朝鲜半岛的声音，而刘仁轨毅然决然再次上书朝廷，向高宗陈述此战的利与弊：若此时撤退，不光多年来对朝鲜用兵的成果毁于一旦，还会导致新罗被高句丽与日本夹击而灭国，朝鲜半岛没有盟友来牵制高句丽，而日本也会成为唐朝的新威胁，况且百济与唐朝隔海，撤退过程中，定会遭到敌人攻击而全军覆没，所以这一仗，必打不可。

唐高宗采用了刘仁轨的建议，从山东地区抽调援军7000人，增援刘仁轨。背水一战的唐军见到援军赶来，气势大振。此时百济复国势力却发生了内讧，在内斗中，百济军大将被杀，士气低落。

白江口之战示意图

图源  http://nico-wisdom.com/newfolder1/kikou-soule1.html

刘仁轨此时把握时机，与新罗军队联合，向百济复国势力的大本营周留城进攻，周留城地处白江（今韩国锦江）河口，日军先锋部队率战舰170艘，从水路通过白江向周留城支援。刘仁轨见日军援军到来，率领唐军水师立即封锁了白江口，使得后续日军无法支援，城里守军也无法撤退。支援周留城的日军随即前往僻城，再次进入黄海，与日军的后续部队汇合，汇报军情。

白江口一旦被封锁，周留城将很难防守、支援和补给。于是日军后续部队决定突破白江口的封锁，抢先掌握制海权，再对周留城进行支援。刘仁轨则继续扼守白江口，对来援日军进行阻截。

663年8月27日，中日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白江口之战爆发。

当天，日军派出水军先头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刘仁轨也亲自率领小规模部队进行还击，双方接战后，日军退却，刘仁轨并未追击。日军则错误判断了唐军水师的战斗力，妄图凭借数量优势击溃唐军水师。次日，日军主力战船400余艘向唐军河口封锁线发动攻击。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唐军集中优势兵力和大型战船封锁河口中央，集中机动兵力和快速战船，分别置于河口两侧和主力战船两翼。其列阵像极了唐军的步兵列阵，重步兵在中间作为主战力量，骑兵位于两翼，负责掩护侧翼和包夹，逼迫敌军和自己主力接战。

日军则在狭窄的白江口内，列方阵冲阵。当日军第一波战船即将与唐军水师接触时，看到唐军的楼船重砲巨弩，再想撤退，已来不及，后续的第二波，第三波日军已经赶来，狭窄的白江口已形成堵塞。随即，唐军弓弩砲石齐发，大型战舰也向前开进，两翼凭借速度优势逼迫日军其他战船向中间收拢。日军面对唐军的反击，距离远的禁不住唐军的弓弩和砲石，距离近的禁不住唐军楼船的冲撞，两翼又有唐军的机动船只封锁，一时间方寸大乱，在指挥方面，日军水军各自为战，战场消息传达不畅，导致400艘战舰拥挤在白江口，迎接唐朝舰队的碾压。

这一时期，日军和唐军的战船已经形成了代差。唐军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渡海作战，造船技术也高于日本，并且掌握了水密舱等当时的尖端技术。唐军主力战舰为楼船，可载员800，在船上建楼三层。底层用于储备弓弩弹药和压舱物，中层用于藏兵，顶层用于射击。船体高大而结实，并装备强弓硬弩和抛石机等远程利器，近可冲撞，远可射击，攻守兼备。

此时唐朝水军的作战思维模式已经超越了日军一个时代，唐朝水军作战先以楼船等远程打击为主，射击几轮，待敌军损失严重后，派出高机动性，专门用于近距离战斗的船舰接战，作战方式还是依靠弓弩，最后趁敌舰失去作战能力后，再进行接舷，或用楼船直接碾压。日军战船则以运兵为主，兼顾机动性，战法主要是靠近敌舰后，进行接舷。在唐军超时代战法的打击下，日军慌乱又无法撤退，全部堵在了白江口。

就在日军大败已成定势的时候，又一有利于唐军的因素出现，此时风向发生变化，唐军处于上风向，刘仁轨抓住时机，下令对日军发起火攻，日军见火势猛烈则无心再战，也无法撤退，只得任由唐军宰杀。最终，日本举倾国之力组成的舰队，战船400艘，士兵万余人，在白江口全军覆没。陆地上的日军也于十日后，见逃生无望，和百济复国势力一起向唐军投降。至此，中日历史上第一次作战，以日本惨败告终。随后，在唐朝和新罗的夹击下，高句丽灭亡，朝鲜半岛局势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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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则吸取此次大败的教训，在大化改新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学习唐朝军事与文化，生产力大进。

分析日本失败的原因，第一是对于自身实力估计过高，而对于唐军实力分析过低。日本虽然倾全国之力，派出舰队，但在指挥上不能形成一致，各自为战，这是日本军队直到近代一直存在的弱点。凭借纸面优势来分析战局，不能深入观察双方差距，最终导致失败。

第二，这一战中日本情报工作非常失败。早在十几年前，唐军就曾多次跨海作战，战舰这么大的目标，是藏不住的。如果日本凭借数量优势，选择宽阔海面决战，对唐军进行袭扰，待唐军疲惫后发动总攻，胜负亦未可知。战前对于地形的考察也不充分，将主力部队拥挤在狭窄的白江口，对付数量少于自己，实力强于自己且以逸待劳的唐军，本就犯了兵家大忌。日本若考虑上述因素，则不至于惨败，仍有余力再战，而唐军则补给困难，胜负亦可易手。

遣唐使船

这一战，日本认识到与唐朝的差距并非“量”的堆积所能弥补，而是“质”的差距。此后，日本于沿海地区大量建设防御设施，无力染指朝鲜局势。同时，在见识到唐朝的强大之后，日本意识到，想要富国强兵，必须从各方面向唐朝学习，于是加强了与唐朝的联系，大量派遣遣唐使，在其后的千年时间里，很好地学习传承了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