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只是经济崩溃的触发器，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根源

资本主义越是没有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成功，这种发展就越带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就是这么吊诡。

——写在前面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经济政策旨在“使我们恢复正常”。它试图重构或重建危机爆发前的美国经济。在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同样进行了“恢复”。这意味着要恢复2008-2009年之前的经济状况。现在，当我们因对冠状病毒反应不佳而陷入经济萧条时，美联储和特朗普财政部的政策试图使我们重返特朗普在2020年3月之前吹嘘的“伟大经济”。

反复出现的政策缺陷在于，美国并没有抓住每一次崩溃之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导致这些崩溃的关键因素，比触发它们的事件更为重要。我们不应该被资本主义捍卫者不顾一切的努力——他们以触发者的名字来命名崩溃——所愚弄，这只是将注意力从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如何以及为何促使触发因素转变为崩溃转移开了。旨在使美国资本主义恢复到每次崩溃前状态的政策只能使经济必然进入下一次崩溃。

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不稳定趋势一直困扰着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和思想家竭尽所能，以期终结、驯服、使人们不去关注那些对系统本身构成威胁的趋势。针对不平等，资本主义尝试了累进税制，最低工资，再分配计划，福利国家，普遍基本收入等。然而，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持续加剧不平等现象的趋势依然存在。偶尔，当针对不平等现象的大规模起义成功地制止甚至扭转了这些趋势时，这种制止或扭转最终被证明是暂时的。

针对内在的不稳定，资本主义反复尝试了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各种改革、法规和稳定器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该体系不断出现的失衡和薄弱环节最终导致就业、生产和经济活动普遍急剧下降（崩溃）。触发每次资本主义崩溃的事件不同，一个崩溃与另一个崩溃区的特征也不同。但是，在历史记载中尤其明显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周期性地再造崩溃。

在2020年3月冠状病毒袭击美国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不像特朗普在他的连任努力中吹嘘的那样“伟大”。企业部门在沉重的累积债务负担下陷入困境。由于2000年和2008年的经济崩溃导致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政策出台，各种规模的美国企业发现他们可以以历史上最低的利息成本借入无限量的款项。借贷成为解决每一个业务问题的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因此，货币政策试图应对一次资本主义崩溃，但它所引发的反应也会导致下一次崩溃。冠状病毒通过关闭企业停止了能够偿还累积的公司债务的利润。然后，违约行为破坏并冻结了信用市场——信用市场上交易证券化的公司债务、为该债务和这些证券提供保险的衍生工具等等。

冠状病毒爆发前的美国经济也是私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医疗-工业复合体。私人利润的计算使复合体中的企业做出了一项复杂的决定，即不生产、不储存抗击大流行病所需的口罩、试剂、呼吸机和病床等。美国政府，在人员和意识形态上都受控于来自企业部门的领导者，因此无法弥补私营部门未能生产或储存应对危险病毒所需东西的失败。创造利润的效率胜过了保护公共卫生的效率。自2020年3月1日以来，财富损失远远超过生产和储存遏制抵抗病毒所需物资的成本。资本主义以利润为导向的决策被证明是效率低下的。

特朗普的“伟大经济”恶化了2016年就存在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奥巴马政府也主持了加剧不平等现象的工作。这些不平等限制了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反过来又限制了生产投资。美联储的新货币创造和在2008年后的“复苏”中创下的低利率记录为股市带来了股票价格上涨。股票市场与潜在的基本商品和服务生产经济之间的距离暴涨，进一步累积了不平衡（泡沫），只是在等待触发崩盘（爆发）的机会。

资本主义崩溃后，2008年后的复苏所持续的时间长于这种时期的平均水平（历史上为4至7年）。高于平均水平的时间通常意味着下一次崩溃（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会比平均崩溃（现在的情况）更糟糕。 2008年后的复苏还见证了为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任何根本变化而采取的极端措施。例如，重建某种版本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改革）的努力遭到了大型私人银行的抵制、打折扣和延迟。这有助于使经济恢复到其2008年前的“正常”水平。随着特朗普于2016年到任，这种向正常的回归已成为向越来越少受到监管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倒退。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使经济走向了现在的再一次崩溃。

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需要采取大规模的直接干预措施来转变经济。首先，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救济计划，该计划应该模仿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制定的救济计划。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为此制定了坚实的纲要。除了救济（同样重要）之外，还需要重组生产和分销，以在遵守社会隔离条件的同时，进行持续的医学检测和监测受威胁的人群，并在世界任何地方爆发新的危险病毒后立即监测所有人群。公共卫生必须成为首要任务——远比私人利益和雇主利益重要。由此产生的经济将不同于——并在许多方面挑战——2020年3月之前存在的经济。

由于特朗普、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同主导政策目标是恢复病毒前的“正常”状态，因此需要做的事情过去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雇主现在并不想支付使工作场所安全抵御冠状病毒的费用，但他们希望员工像大流行病前一样重返工作岗位。这个目标不仅在这种大流行中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且是直接的经济威胁。这种美国建制派偏爱的政策优先考虑重返资本主义经济，而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目前在服务公共卫生方面存在巨大的、危险的缺陷。这些两党建制派的政策对当前崩溃做出的反应，将使资本主义走向下一次崩溃。

​作者：Richard D. Wolff，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目前是纽约新学院大学的客座教授，著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与Resnick合著），Understanding Marxism等。

来源：Truth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