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当代经济（三）：改革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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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的奇迹》系列的第三篇，主要内容为作者对改革开放后新经济体系的分析，同时涉及书中对于经济改革的成就与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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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改革，依作者之见，可从微观经营体制、资源配置体系与宏观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入手，而这也正符合书中所论述的传统经济体系的“三位一体”结构。微观经营体制的革新，可以在农村与城市两种不同环境中观察。在70年代末之前，中国农业生产基本维系在生产队之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作者认为生产队以及其工分制存在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而著名的家庭承包制在改善了这个微观问题的基础上，历史性地拉开了新经济体系的序幕。至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政策规章上已经完全冲破了囹圄，成为农村微观经营模式变革的最强音。家庭承包制刺激该时期农业增长的原因，可以直观的在那句宣传口号中看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模式被认为能够更有效地诱发农民追求更多农产品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宏观层面上发挥出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

与微观经营体制的变化同时，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与形式也在发生转变，传统体系下的人民公社系统，如前所述（可参见本系列第一篇），主要是为汲取农业剩余以服务国家工业化的总目标而形成的，随着传统经济模式的落幕，“农民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一些农民经济协会、农业技术协会等具有自发性与自助性的组织逐渐出现。最终，受到轻工业迅速发展、农业积累提高以及人民公社落幕等多方面影响，中国农村在经济上孕育出了具有鲜明时代风格的农村工业，其主体则由乡镇企业构成。

与农村中发生的变化同时起步的是城市中以国企改革为主体的微观改革，作者将国企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权力换效率”（1979-1984），第二阶段是“增强企业活力”（1984-1986），第三阶段则以“重建企业经营机制”为主（1987以后）。第一阶段的改革以利润刺激为主要手段，后续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工业经济责任制”，即企业上缴国家分配的利润任务后，余下部分按一定比例在国家与企业间进行分配，这种类似的“包干”机制被认为取得了增强企业生产积极性和企业活力的效果。

第二阶段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革税制和厂长负责制，这一阶段的企业自主权扩大现象比较明显，国家下发企业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份额则在逐步减少。除此之外，“利改税”也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点，其意图在于使得国家财政收入与税收挂钩，企业收入与利润挂钩，等于是改变了之前企业对国家上交税款与利润二者之间的模糊界限。书中认为“必须依靠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经济环境中……利改税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为后来推行分税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注：分税制是1993年开始的由朱镕基总理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主要着力于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结构）

第三阶段的核心则是重建企业经营机制，92年后，出于对部分国企产权不清问题的考虑，推行股份制“成为了新的时尚”，进一步将国企向着面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但作者给出的相关数据表明，国企改革尚未真正取得成功，当时约1/3的国企出于明亏状态，约1/3能够真正盈利，1994年的国企亏损总额逾480亿元。众所周知，国企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这里也只能做最初步浅显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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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与国企改革配套的是资源配置制度改革，这主要是集中在物资、外贸和金融体系方面，物资管理改革的大方向是放松计划分配物资的管理并缩小计划分配物资的范围，外贸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1978-1997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实际高于GDP增长速度，1997年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达到36.7%，两倍于日本和美国，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伴奏曲。

相比之下，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较为缓慢，金融改革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各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我们耳熟能详的农行、建行、工行等都是在这一阶段诞生或成熟运营的，而随着金融职能的区分，央行也从79年之前独揽全局（是中国唯一的银行）逐渐转变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与金融领导职能。二是改革信贷资金管理，实现“农业银行可以进城，建设银行可以破墙”，打破专业银行的垄断局面。三是改革利率管理，四是改革信用制度，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五是发育金融市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证券与股票市场的发展，90和91年沪深交易所正式成立，拉开了中国股票交易规范化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里将财政和金融对比，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在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中，金融在社会经济和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财政的角色则逐渐变小，这一点是贯穿经济改革始终的。

随着微观经营体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变，传统经济体系中“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方面即宏观政策环境，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前两者的改变为中国经济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双轨制和寻租在8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按照作者的观点，改革就必须“合乎逻辑地深化到宏观政策环境”。价格、利率和汇率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宏观政策环境转变的中心，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为地压低利率（即资金的价格）是在资本稀缺的背景下推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措施，而利率改革就是要改变这一模式。

总结三大主要方面的改革历程，作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一种“渐进式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特征”，作者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一个自顶而下的大改革方案。笔者十分认同这个论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虽然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味，历程跌宕起伏，但改革的主线却十分明晰，这一方面已经由领导人作了充分的表述，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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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认为，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实际上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战略，在经济效率方面，由于引入了市场经济，放弃了对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干预，使得比较优势得到较为真实的表现，从而使得企业界获得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激励，走上一条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开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曾背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逐步恢复（“矫正”），而就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变化。

乡镇企业是证明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改革紧密联系的绝佳例证，作者指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际上飞速加快了农村的工业化，并成为中国社会“奔小康”的最关键动力。数据表明，乡镇企业不但是国家财政的一大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劳动力转移并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主要动力。书中指出了一条关键事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地域发展上的差距主要就是农村的差距，而农村的差距主要表现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这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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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就一样，它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也是很突出的。书中概述五点，一，寻租和腐败；二，金融改革缓慢；三，国企（尤其是大中型国企）改革收效不大；四，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五，粮食生产潜力问题。作者同时考察了经济改革以来的“治-乱循环”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认为解决这种周期波动的方案在于金融体制改革，但金融方面的推进却有赖于破除国企改革面临的障碍，最终，从逻辑上看，国企改革问题“成为启动经济和摆脱周期的关键”（笔者补充：从逻辑上看，国企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诞生，是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产物，因此，必然成为新经济体系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庞然大物）。

国企改革的总路线可以称之为“放权让利”，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前途上的问题仍然触目惊心，严重的亏损、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负债成为国企改革的“三座大山”。前文提到，金融改革需要破除国企改革面临的障碍，一大原因就在于国有银行承担着对国企进行补贴和保护的职能。传统金融体系肩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担，因此，与其他方面相比改革进展较为缓慢。

在地区发展差距和粮食生产问题两个方面，书中也给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述，地区间收入差异的拉大将会导致盲目的劳动力流动，而农民工在成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的同时也为社会治安和基层稳定提出了挑战。另外，农村生产微观机制的改革（家庭承包）之后，国家动员劳动力进行农业建设的能力减弱，维持和改良农业资源基础也称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