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而战（3）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

鲁迅先生曾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鄙视“公知”，绝不是为了掩盖问题。

的确，长久以来党和政府在执政中存在许多问题[1]，比如贪污腐败[2]、行政不作为、官僚主义作风及管理简单粗暴等。

这些问题的反复出现给了部分对自身现状极为不满、心怀怨恨[3]的喷子们最好的攻击理由，也让他们找到了坚定自己信心的最佳借口。而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众多的社会问题：主要有环境污染、食药安全、贫富悬殊、养老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4]，其中教育、住房和医疗这三大问题更是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这些问题往往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怨言，这更是为洋奴们提供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死缠烂打、造谣生事的好材料。

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5]

          2016年10月16日，游客在雾霾笼罩的故宫游览观光。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影报道

其实上述所有问题都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这些问题既是洋奴们攻击政府和制度的借口，也是洋奴们形成的养料。它们一日得不到基本解决，洋奴们还是有可能源源不断的增加。

面对转型社会的种种问题，有句话说的好：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比如在反腐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重拳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截至2017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6]

至于在2018年横空出世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必将中国的反腐事业推进到新的高度，为打造廉洁高效的新型政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而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7]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8]、文化[9]、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注释：

[1]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继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2]  北大教授、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爱徒张维迎宣称：“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是创始人和首任所长）理事长张曙光认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番歪理邪说倒是被与其同名同姓，曾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的大贪官张曙光实践的炉火纯青。

不过大众可能非常不解的是“公知”不是经常以腐败来否定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吗，怎么还有唱赞歌的呢？其实这只是“公知”们的烟雾弹，要知道“公知”们的国际后台是西方反华势力，而国内后台是买办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的崛起就是依靠官商勾结与钱权交易。而西方反华势力和买办资本家在中国的全盘西化上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毕竟“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才是资本家的天堂！

因此，他们的腐败怪论一方面可以被“公知”们解读为一种“高级黑”，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把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仅仅归因于腐败横行。

[3]  性格对于每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三观”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越是过于偏激的性格，越容易形成洋奴这样典型的三观扭曲的存在。正所谓“贱人就是矫情”（华妃娘娘的箴言）。

[4]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滑坡的焦虑感，在笔者上小学时（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雷锋，但社会上同时流传着“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每年3月5日为“学雷锋纪念日”）。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讲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而雷锋精神更是以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的崇高革命精神，但是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伴随着拜金主义的强烈冲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大行其道，“傻子”才做好事呢！

[5]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6]  援引《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7》。

[7]  改革开放之处，我们的口号曾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理念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但现在资本就像洪水猛兽一样，所到之处无不摧枯拉朽，对利润的追求使拜金主义者将整个社会的安全健康、公平正义和民众福祉踩在脚下（比如最近的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资本，“只要利润超过百分之五十，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8]  以“公知”为荣的“民主女神”刘瑜在她的政治学随笔集《观念的水位》一书中，认为她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她这几年的观察心得是：中国的变革观念的“水位”升高了。实际上，她的确说对了，随着民智已开，“公知”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比如曾被她寄予厚望曾经在微博上公开侮辱军人军嫂的蒋方舟仅仅在其出书两年后，见势不妙就表示放弃了“公知”这份“前途无亮”的职业并反手一击：“当‘公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后都加上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有立场就行。”

实际上公众的觉醒的确在推动社会的进步，但觉醒绝不意味着只会高喊自由民主，真正的觉醒意味着成熟理智，将独立思考与实事求是相结合。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西方的逐渐衰落，公众必然会从“公知”们积年累月的洗脑中清醒过来。至于“公知”们何时能集体觉醒呢？用刘瑜的老公周濂（人大哲学院副教授）的话来说，“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9]  而除了洋奴思想泛滥以外，朝阳区散养仁波切（“皇阿玛”坐床事件）、咪蒙、Ayawawa和女德教育的流行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悲哀与迷茫。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形势和思想教育的缺陷（手段落后、形式陈旧、僵硬刻板），让一些三观不正、节操尽碎的人趁虚而入、招摇撞骗、大发横财。

特别提醒：

本文只是全书（《为理想而战》）中的一篇，书中对很多话题或人物的讨论散在于全书各个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讨不一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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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任何艰深的理论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和预测这个表面看起来纷乱复杂的世界。这其实是一本写给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看的历史政治“科普书”。

受限于作者的水平，本书的种种缺点和错漏，实在是无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够指出具体问题所在，我将竭尽所能的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