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 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下）

四、就内政做外交：道义理想主义的扩展  

中国外交的内政逻辑主导，乃是受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共同主导的贯通逻辑。其中，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一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一直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但在国家的实际运行中，中国的内政逻辑对外交的影响，受到理想定位与现实处境的两种力量的交互影响。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相对弱小的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为主调，现实主义是为辅调。在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底色，现实主义浮动在台面。之所以如此，从精神的内在原因上讲，是因为中国还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精神基础决定了国家的政治方向，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从国家运行的实际状态上讲，在国家实力不强的时候，诉诸道义，自然是聚集国家力量的一种必然方式。即使这样聚集起来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但比之于对国家力量完全失于动员的状况，对国家的存续自然是具有绝顶重要意义的。况且在面对外交强国的时候，这种道义感让“侵略者”西方国家心生愧疚感，让中国富有道德底气。而在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诉诸道义，让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中设定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道德目标重新主导外交行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实力与国家确立的人类义务携手，又为国家的外交行动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一般而言，外交是一个国家相对独立的活动。这是因为，外交受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国际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一个国家基于这个国家的内政逻辑，是很难顺畅贯通到外交事务上的。外交是国家间的活动，因此，超出一国的主权范围，或者说在主权边际上展开运思和采取行动，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对较为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足以成立的。但对中国来讲，外交活动有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已经是超出一般民族国家意义的特殊国家，国家的建构有着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指向又十分鲜明。这就让接受其意识形态属于“我们的”阵营、不接受或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便属于“敌人的”阵营的“敌我”划分，绝对主导着国家的外交活动。从战略布局上，这样的影响体现在以意识形态认同划分外交阵营，一旦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不管国家间关系究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冲突，在地缘政治上两国间具有多少潜在危险，在实际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存在多少可欲利益，那都在所不计，势成外交上值得深交的友好国家；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分野，不管国家间几乎不存在历史性冲突，无论地缘政治上多么符合远交近攻的古训要求，不计国家间往来可以获得或已经获得多少利益，那都不予考虑，绝对属于国家的敌人。即便不得不与后者不往来，也必须提高警惕性，并且在利益交往之外，保持中国的国家属性认知和执政者长远的使命意识。这是中国国家性质注定的国际思维。　　

这样的外交思维，尽管直接得自内政，但也促成了中国简单明快的国际关系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国际政治场合都守持一种“非黑即白”的、确定敌我关系的进路。非黑即白的判断，本来源于内政。因为革命处境中的敌友划分，是革命胜败的决定性因素。“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5〕将这样的思路扩展到外交上，非黑即白的敌我截然区分，便促成了毛泽东在建国之际确立外交方针时单一的阵营选择，特别反对骑墙态度。“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6〕　

对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讲，由于长期处于被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欺凌的受辱境地，因此，对它们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之情，诚属正常；反过来讲，对那些表示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与建国的国家，心存感激、寄愿结盟，也符合常理。非黑即白的阵营选择，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生国家来讲，可以实现少耗费国家资源就确立起自己的外交大局的目标。但这样的判断，因为深度切入国家肌体，因此一定会成为在中国长期发挥作用的深沉外交理念。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外交事务，基本上是向苏联的“一边倒”。从时间维度看，差别只是在于，在中苏两国关系修好的情况下，两个国家是在意识形态、国家关系、经贸往来、国际互动诸方面的全面友好关系。在中苏交恶之后，国家往来、经贸关系、国际互动明显走向敌对。但让人看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深度认同，仍然顽强维持着。　　

观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情况就大为不同。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以来侵略中国、掠夺资源、压制国权，因此是中国的凶恶敌人。这样的敌人意结难以化解。试问何故？首先在于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行动的观念基础，人如此连接观念与行动，国家也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刚性划分模式中，一系列对峙性的选项不容国家有丝毫的轻慢：国家主导与市场竞争、权力谋划与个人自由、国家引领与社会自治、当下目光与长远打算，两相对峙的方案，只能决绝地选择其中之一，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社会主义诚然需要补发展生产力的课，不过绝对不是屈从于资本主义模式，而是为了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战胜资本主义提供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经由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发展规律的交互作用，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的最终取胜，才有足够的保障。这就让人们能够理解何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难以成为真正盟友的深层缘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思维与社会思维出现分流。国家权力判断不再直接构成社会公众判断。因此，在国家运行的现象层次，表现出社会思维与行为的极大灵活性。但是反过来，我们一定要看到，社会公众的判断从来都无力主导国家的国际关系政策，更难以撼动中国的外交思维。对现代国家来讲，外交政策是国家权力方面行使的，公众舆论可以施加影响，但无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亦是如此。这让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主导思维，就此具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与此相关，中国外交承接革命时期必须确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大思路，以简驭繁，应对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局面。从中国当代外交的历史线索上看，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思路中，两强主导世界的局面，让中国双线作战，到后来明智地调整为联美抗苏政策，出现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1972转向”。到苏联阵营崩溃后，中国认为世界出现了一强多极的国家局势，因此着重处理中美外交关系。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跻身世界前列以后，在欧洲内部纷乱的情况下，中国认为多极国际政治局势，已经变为中美之间主导的世界格局，此时，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爆红，“中美共同体”论题不胫而走。但是这样的国际局势迅速出现变化。当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紧张之际，中国外交思维本未松动的阵营意识，被轻易调动起来。在此时，国家层面尽量表现克制，但社会公众受制于传统外交思维所表现出的“中美必有一战”，不仅出现在微信、微博这样的公众言论空间中，也出现在社会精英人士的中美关系评论里。更关键的是，中美对立的外交关系明显引领中国当下的外交思量，足成呈现中国外交思维精神特质的标志性事件。甚至在一些人的解读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封杀而做出的战略反应。“中美必有一战”进一步引出中美谁能取胜的论题，将中美外交关系推向一个极富张力的境地。对中美争胜做出的回答，到目前为止，可以被认为都是基于道义的答案：在国家方面，以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而站到了比美国更高的道德位置上；在公众眼里，霸凌成性的美国必然输掉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德性至上的中国必然赢得中美竞争的胜局。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美国衰落势难避免。如果说国家方面保持了外交理智的话，社会公众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受道义感诱导的外交思维特点，醒目展现在人们面前。　　

至少从中国社会公众的角度看，“赢家通吃”的外交思维具有极大社会影响。这是革命年代敌我尖锐对立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思维定式。因为在敌我对立、你死我活的境况中，确实如毛泽东所说，很难设想第三条道路。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唯一正确性，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非此不足以提供给革命以足够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思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势切入执政思路。因此扩展为“一边倒”和敢于斗争等外交理念，外交的竞合关系，因此收缩为竞争关系，进而收缩为拒绝共存的你死我活关系。更让人感叹的是，由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价值引导，道义理想主义的革命理念支撑，胜之在我、败之在人的外交意念，时时浮现在公众的大脑中，这对中国外交总是以一种胜负手思维确定行动，发挥了明显的塑造作用。

五、中国外交思维：道义现实主义或是道义理想主义

中国的国际行为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抑或中国在外交活动中秉承着意什么样的精神宗旨？阎学通提出饶有新意的“道义现实主义”概念，以此定位中国的国际行为价值基准。道义现实主义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的，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上述问题给出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为此，他在国际理论上确证，国际行动中道义的可以是现实，现实的必须基于道义原则，中国古人所谓“以身作则”堪为佐证。一方面，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它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这些利益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大类。在国际政治领域，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国际组织投票权、外空开发权是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同时，实力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由国家的物质与非物质力量构成，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其余三者是资源性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无论一个国家怎么想捍卫权力、提升实力，都遵循着低层次上诸如遵守盟约、不斩使节、偿还债务、礼遇首脑等道义标准，在高层次上以诚信、权威、信誉等道义认受确立国际领导权。循此思路，阎学通指出，在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能否形成替代关系，关键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秉持王道、霸道还是强权。“强权国遵循实力规范，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原则；王权国遵循道义规范，即其行为符合当时道义规则；霸权国遵循双重标准规范，即对盟友实行道义规范，对敌国实行丛林法则。”〔17〕显然，在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中国传统色彩甚浓的王道政治，正是符合其价值设定的国际领导权形式。　

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脉络中，阎学通所论是自洽的，也能够得到国际政治的经验支持。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自身脉络，离析出现实主义的实力因素与道义因素，并且给予双关性阐释，确实将国际政治领导权更迭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出来。霸道与强权，确实是无法赢得国际认同的领导进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王道的国际政治模式，才足以让一个国家富有权威和认同地行使国际领导权。但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行动中，阎学通的解释可能会遭遇一些经验和理论上的挑战。首先，在理论上讲，道义原则必定是理想主义的，现实原则肯定是实力型的。如果将理想主义原则贯穿到底，那就不仅没有现实主义的实力强弱判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基于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谊为谋利，明道为计功，这就是将道义工具化。如此一来，道义现实主义无法应对人们对其发出的以道义为名，以谋利为实的逻辑悖反的挑战。其次，在实际的国际政治行动中，实力原则既然是首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那么道义原则就只是一个行为修饰方式。唯其如是，实力原则才能贯穿到底。反之亦然。道义既成原则，就应当无视或轻视实力的增减结果，如此才能保持道义原则的一贯。两种不同的逻辑，是无法随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动逻辑上，秉持道义的实力追求，可以说是人类所有行为中，连接动机与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状态下，凡是秉持道义原则的行动，在结果上就是利益付出或实力受损。因为只有仗义疏财，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义感的；只有实力受损，也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为增进另一方的实力或收益。这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利益是一个定数，而不是一个变数的定势所决定的事情。即便是双方或多方发生关联，从总体上增进了物质利益总量，那也有一个按照何种比例分配的问题。主导双方或多方行动的那一方，如果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增进利益的较大份额，也可以说就此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它自己认定其行为的道义动机就会受到质疑，而谋利的实际意图就会曝露在关系对象面前。这从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乃“博施济众、老安少怀”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霸道政治怀仁义、崇机巧、实农业、重兵戎的特点得到认知。前者为的是让人心服，后者明显相信以力服人。〔18〕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差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一区分，可以说是理想类型的划分。但在实际对应上，也具有区分道义与实力两种政治形态的指引功用。两种类型的相斥性，显而易见。

中国的外交思维可以“道义理想主义”命名。所谓道义理想主义，有两个构成界面。一是古代构成界面。在古代，道义完全是基于单方面的理想主义动机，比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政治建构上，基于自我道德动机建立且不追求实力、而寻求“来者悦”的政治体，以均富和安适让人心悦诚服。“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述而》）

而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行中，以五服制度、天下体系建构的中国古代“国际”政治逻辑，通过文野设定来建构世界秩序，被卷入天下体系的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蛮性国家。因此，中国是他们的文明提升者、利益输出者、危难拯救者。至于被纳入天下体系的其他古代国家做何反应，不是这一体系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是一个“漩涡模式”，中国按照自己的运作模式旋转，别国是主动卷进来的，中国并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但中国却以和平方式处于不停的扩展状态。①这样的断定，自然是中国自身基于自我高尚动机的“夫子自道”。论断者对天下体系时代朝贡国家的感受是不加考虑的。即便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将中国视为侵略者，辩护者也不改将其认作道义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设计方案。

二是现代构成界面。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国家以提升自己的道义境界，而以别国感动的方式让其钦服的。国际政治中的霸道，总是以主动出击而寻求实力增长的，几乎无法见到提高文明道德水准而让别国认同的。这是政治中古今逻辑一致性的表现，也是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属性体现。古今政治之迥然异趣的地方，不在以反政治的道德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而在以制度约束的方式降低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制度建构，因为符合双方或多方的利益诉求，而在道德上显得可以接受。这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贯通性地审查外交活动，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但道义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趋之若鹜的追求国家实力的大局中，是否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则简单而明了：它在高阶地位上具有提挈国际政治价值的作用，以此约束无规则的国家间竞争，而不至于让国际政治成为丛林规则肆虐之地。即便是占据国际强权地位的国家、全力争夺国际霸权地位的新兴国家，即便为国家功利所驱使，但也总是会以道义理想主义正当化自己的行动。此时，道义取向与现实诉求，构成两种不同的逻辑，不在同一层次相互贯通。

道义理想主义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道义感奠基。道义感可以有一种力量感，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在实力上不足以制衡强者的弱者方面，以道义谴责前者的霸凌或侵夺，总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激起弱者反抗强者，争取弱者当有的道德权利，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利上，也确实有激励弱者斗志、指引前行方向、凝聚群体力量的功能。毛泽东以此激发处在弱势的中国挑战帝、修、反，以此在中、美、苏瘸脚关系中开辟中美外交的新局，证明了不靠实力支撑的道义理想主义，是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某些实际功用的。站在道义理想主义的高度上，让人认定自己站在实质正义的绝对高度上，因此做什么都是深有其理、无可厚非的。道义理想主义代表的是善的力量，极端现实主义代表的是恶的力量。如果将国际政治视为善恶的对决之局，那就更是容易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道义理想主义认同感，让其具有实力政治所难以具有的道德号召力与力量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少案例，是国际政治中双方实力构成悬殊情况下，依靠道义力量胜过对手的事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没有出现过结构性的变化，道义理想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外交核心理念。对此人们会质疑，在文革中毛泽东适时对中美关系做出的惊天突破，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驱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促成的后果？对此，完全可以承认，这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行动果实。但这并不等于有理由说中国的外交思维模式就是现实主义的。一时一事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行动，可以是在现实主义的外交考虑下做出的决断。但外交思维模式不是应对一时一事而可以生成的，它依赖于长久积累的外交经验、历史记忆、价值积淀，不断累积而成一个自我维续、高度稳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它也绝对不会被轻易撼动。因为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思维模式，是建立在千古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根基之上的，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信念所支撑起来的。只要这两个条件没有结构性改变，那么，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六、校正中国外交的价值基准 

在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中，全局、深层、长远的考量，总是盖过局部、表层、当下的思虑。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思虑，让现实主义、哪怕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外交行动，具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这样的施展，甚至让人认为中国人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外交理念。在这样的判断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赢家通吃的习性，让人以为它自然会贯通到国际行为之中。确实，在当下外交政策建言中，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高论。但这是被中国外交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结果。即便说中国在外交事务、国际往来、全球竞争中并不是不争取国家利益，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的自觉与实践，愈来愈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鲜明特征。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看，中国即便是在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时候，所争绝对不是一时一事上的胜负。因为中国确信，自己一定会取得全局、深层和长远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几乎是预先注定了的，这既是因为中国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制高点上，也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正当性支持，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所致。这是全球范围内无人可敌的优势。这一优势的悉数体现，需要时间、需要代价、需要积累、需要认同。但最后结局，已经设定。　

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对身处当下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一种支撑全局和未来的高远理念。如果说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才有希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外交的高远理想，还需要首先面对现实的国际环境，并因应现实环境制定合理化的外交理念、实际可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够不断推进到有望实现其理想的境地。因此，与现实情况常常严重疏离的道义理想主义，可能确实是需要呵护的高远理想。但与现实匹配的外交理念，则需要实际坐实，否则现实处境中外交活动的致效性就会下降，外交的国际受挫现象就有可能频频出现。这对基于全局和长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的维续，恐怕难称福音。

为建构起基础更为扎实和深厚的、现实取向的外交思维，中国需要确信下述几点：第一，中国只不过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逐渐浮现的200多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个。因此，中国必须学会跟民族国家世界的不同成员打交道。这是中国外交必须确立的国家形态支点，否则就难以确定中国是以何种国家形态在与别国打交道，就会陷入自乱方寸的境地。当下有人将中国定位为古今一贯的文明性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民族国家属性；也有人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独立成体系的“天下”，不仅不宜以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视之，而且不宜以迅速称雄世界的现代强国视之。这些论说，都具有一定理据，但都是扰乱中国外交的国家定位的说辞。尤其是在其他民族国家的眼里，只要中国自称非民族国家，其实就是试图谋求全球特权与霸权，这对中国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肯定会带来极大障碍。　　

第二，中国需要正视与强国打交道的处境。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情况下，中国还需要相应积累起与强国交谊的理性经验。从总体上讲，由于明清两朝的厉行海禁，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状态，中国对外部世界是不太了解的。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自然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由于反对帝、修、反的国策，让中国再次陷入自我封闭的紧张境地，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相形减少，无论与强国、弱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都显得明显不足。历史地看，从明代开始禁止海上贸易、阻止传教士进入中国核心地带，中国就形成了孤芳自赏的国家习性。相沿以下，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表达通商诉求，遭到中国皇帝的严辞拒绝，更是强化了自我封闭的国策。晚清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无视，引发了中西方的商业战争。民国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式道路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拒斥，成为另类的自我封闭理念。直至“文革”，自我封闭加自我欣赏的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适应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的时间很短，与各类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不厚，尤其是与强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技巧明显生硬。本来是志存高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结果一时竟成为拒绝与外部世界往来的自我封闭理念。加之建国者斩钉截铁地认定“外交无小事”，于是，隆甚其事的外交，变成了国家权力高层殚精竭虑思考和处理的专项事宜。社会公众对外交事务一无关联认知、二无判断信息、三无介入渠道、四无参与热情、五无评价意愿，结果本应成为现代外交重要渠道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便难有起色。

第三，中国外交需要确立大战略与具体策略的贯通性机制。在大战略上，尤其是在远期战略上，也许道义理想主义可以暂列其位。但如何在全局、长远和深层上的取胜到来之前，稳扎稳打，赢得应当或可以赢得的外交竞合局面，则是中国在外交上要考虑的重点。对此，时殷弘指出的中国需要避免战略透支，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论题。所谓战略透支，就是国家的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的严重失衡——目的过于宏大，以至于手段无法跟进；目标太过众多，以至于资源明显匮乏。时殷弘明确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之后，近期“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战场’或

‘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内是能够定胜负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如果注重两条基本的轨迹，即中国经济在近两三年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介入和海外扩展急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打个比方，中国的‘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因此，根本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上升”。为此，他强调，“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

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19〕这与笔者前述信守道义理想主义的全局性、长远性、深层性价值，与处理好目前中国外交的复杂事务之间的有序关联，在宗旨上完全是一致的。

可以说，基于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国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需要做出一些校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行为准则。　

首先，我们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外交事务非常复杂，在社会要素对应性上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诸方面，都有外交事务作为的空间。尤为重要的外交领域，当是国家间的政治往来。在外交形式上，则有官方外交、权力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种种形式。但如前所述，其中重要的外交形式，当然是国家权力之间的外交往来。在外交被作为极为严肃的国家政治事务的情况下，外交的开展就变成了高度敏感的政治事宜。但这不利于外交活动的活跃展开。因此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使中国可以在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氛围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逐渐形成一种务实的逻辑。在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外交活动中，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相对而言，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亚洲其他国家、非洲、美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政治上的脱敏需求就不那么强烈。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处境、中西关系、革命格局、阵营选择、对立记忆、国际认同等等因素复杂交错联系在一起。

政治脱敏，就是要以复杂性的全球化思维应对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以一个简单草率的政治价值属性来轻易划出一个敌我阵营。政治脱敏，就是不要把政治当成你死我活这种对立性强的游戏。对国际社会来说，不同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对立必不可免。但相倚、合作与妥协，更是必不可少。诉诸国际规则，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呵护合作契机、寻求共赢结果，是必须守持的外交信念。外交活动中切忌一遇冲突、一退到底，认定战争不可避免，认定只能你死我活。今日中国流行的、对待中外关系，尤其是对待与中国有冲突的国家的关系时随时浮出的“不免一战”话语，就是政治未能脱敏情况下的冲动性话语，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与人友好相处是不利的。中国要免于口号外交。政治脱敏就是要口号脱敏，叫嚣口号对外交事务的妥善处置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次，需要确立“他者”的思维。在道义理想主义的传统思维中，中国确立起了出自自我道德立意的思维与行为进路，“他者”便成为这种外交思维的陪衬，可有可无。以我为主、以客为辅，自然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动性、进取心的表现，但同时也就很难在将心比心的国家共处环境中，催生“我”与“他”和谐相处、理性对待分歧、理智寻求合作的国际氛围。对中国来讲，长期习于以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政体形式、一贯敌友关系、自我道义衡定来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因此在外交上即便有条件承认他者，尤其是强势的他者的存在，但也不愿意与意识形态不同、政体形式相异、曾经相互敌对、不合自设道义的国家往来。即使不得不相互往来，在价值理念与深层关系上，依然将之视为敌对势力。今日中俄关系的亲善、中美关系的摩擦，差可证明这一点。中国必须学会与不同的、异质的“他者”打交道，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再次，中国需要确立共赢的外交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文献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原因在于，中国长期是以你死我活、此消彼涨的行动思维对待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共赢，可以说是阎学通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所接纳的国际行为法则，尽管他更为关注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国际领导权替代。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基于现实处境，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但同时愿意考虑对方的利益，也才能要求对方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道义理想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一个国家容易自认对别的国家总是利益输出。一种仗义疏财的自豪感，容易让这个国家对对方国家、尤其是受援国家，生发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样反而可能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伤感后果：一方面，确实对对方进行了大量利益输送，但另一方面，因为那种优越感可能伤害对方，结果对方对中国并没有心存感激，甚至心怀不满、心生怨恨。可见，承诺现代国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是真正平等的成员，然后理性相处、平等相待，中国才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谋全局、谋长远、谋共赢。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