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病毒改变的，和未曾改变的世界

3月28日，在离109岁生日只有几天时，希尔达·丘吉尔因为新冠病毒去世了。

感染期间，她给家人讲述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事情。那一年，她7岁，全家都感染了病毒，她眼看着马车来把妹妹的小棺材带走……

希尔达·丘吉尔和她的孙子安东尼。

一开始，很少人会想到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比SARS还快，但蔓延至今，不少人已经开始把它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

据估计，那场大流行感染了5亿人口，带走了1700万-5000万条生命。

（注：由于当时缺少精确统计，专家的估测存在较大浮动，从1700万到1亿都有，主流认可在1700万-5000万的区间）

这种比较听上去有点危言耸听。的确，1918年流感的死亡率高，和当时的医疗水平、营养和卫生条件有关。那时，连抗生素都还没制造出来呢。

但是，今天也有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交通密切程度扩大了50倍。比尔·盖茨的团队曾经在模拟计算后说，如果今天再发生西班牙流感那样的疫情，可能在250天内导致3300万人死亡。

1918年的漫画里把病毒描绘成怪物。

在病毒面前，人类并没有傲慢的资本。

新冠疫情也在不断地昭示这一点：隐瞒、傲慢和侥幸的举措，都受到了惩罚。

而这些，本来应该是人们从1918年大流感里吸取的最重要教训。

从隐瞒开始的第一波

1918年流感起源，至今争论不休。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在认为病毒在1917年末起于英军位于法国的军营；二是认为起于中国，由支援“一战”的中国劳工带到欧洲；但主流看法是起于美国堪萨斯州。

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的训练营里，有个叫阿尔伯特·吉特切尔的二等兵报告了他“感冒”的消息。

护士对他进行了登记、处置，但3天内，这个拥挤、简陋的营地里，又有数百个士兵报告“感冒”。

这个数量在3周内增长到1100人，最终，有230人发展成肺炎，38人死亡。 

但士兵的交流和探亲，都没有停下来。

到4月底，美军分布在全国的36个训练营里，有24个出现了病例。

50个大城市里，也有30个中招。

美军军营里的医院。

医学界意识到这是新的疾病，但在当时，政府正在忙着参战，而且是彰显美国决定性作用的战争。

增援欧洲的美军，把结束战争的希望带过了大西洋，同样也把死亡的阴影扯进了欧洲。

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第一波病毒，它的致死率并不高，这样就可以让人类继续麻痹，让它得以狡猾地快速扩散。

4月，病毒先是在美军援助的法国、英国等军营里扩散。

德军不太明白为何对手的战斗力下降了，他们俘虏了很多英法士兵——但这样，病毒就被带到了自己的地盘。

最严重的时候，三分之一德军丧失战斗力。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前几张。

当时，德国战场上占优，但国内凋敝不堪，营养和卫生条件极差，所以，病毒传入后方更是如人温床，大量人口死亡，最后引发工人、士兵暴动，德皇下台。

这是后话。在这一年春天，所有的参战国都选择了极力隐瞒疫情。

5月，病毒传入西班牙。包括国王在内，近800万人感染。

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没有禁令的媒体如实报道了身边的疫情——于是，其他国家媒体跟进，将此称之为“西班牙流感”。

当时流传欧洲的漫画中，病毒有时被画成恐怖的西班牙女郎。

虽然此时，在英国和德国本土，都已经爆发，紧接着的还有葡萄牙、希腊。

7月，流感进入丹麦和挪威，8月侵入荷兰和瑞典。

中国、印度、菲律宾也都开始有病例报道。

到了9月，连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沦陷了。

西雅图，没戴口罩的乘客被拒绝上车。

中国是从南到北都有爆发：5月，温州；6月，广东；7月，云南个旧，北京，上海……

疫情最严重的要数浙江绍兴。

当年10月，《申报》刊登了一封绍兴的来信，说当地人都患上了奇怪的感冒，“一经腹泻，旋即毙命”，“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

傲慢中迎来的第二波

病毒并不需要名字，它只需要寻找更多的宿主，同时在变异。

在1918年夏末，平缓了一段的病毒突然在变异后杀伤力惊人。

塞拉利昂在一个月内就损失了3%的人口。有人当天发病，当天就死去。

而且，纵观整个疫情期间，青壮年占了死者的一半，9成患病的孕妇死亡。

关于这个现象，存在两种假说，一种认为是老年人此前经历过流感，已经有抗体；另一种，就是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学习到的，年轻人免疫系统强，反而诱发了炎症风暴。

但在当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有极深的恐惧。

“停尸房堆得像柴垛一样，在最底下的那个人会是什么感觉？”一位当时负责将病人包入裹尸布的护士，每天梦魇缠身，这样思索道。

德国科隆市长阿登纳后来回忆说，“最后，人们连憎恨的力气都耗尽了。”

即使如此，当时在美国，为了营造即将胜利的欢庆气氛，如果对流感做出预警，散播悲观言论，就会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攻击。

纽约、洛杉矶、费城当局公开表示，这只是普通感冒，只要做好预防就没问题。

9月28日，费城举行了为战争筹款的大游行，结果三天后，流感就大面积爆发，之后的6周内，1.2万费城人因为疫情去世。

费城组织的购买爱国债券的大游行。当局强调，“无需担心，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三天后，费城31家医院全部爆满。

没有轮到自己的教训很难引起重视。

在匹兹堡，已经得知费城情况的市长，还在安慰大家，“这件事还没有影响到匹兹堡。”

不久后，那里的死亡率便超过了费城。

在最严重的10月，全美19.5万人染病身亡，整个疫情期间失去了67.5万人。

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了12岁。

因为太多人去世，墓地十分拥挤。

战争结束，第三波却要开始了

城市每天在死人，军队也是急速减员。

根据记载，在1918年9月至11月之间，约有20％至40％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患有流感和肺炎。

其中一位，是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Ｄ. 罗斯福，他在考察完前线回程的船上感染。很多人在船上不治身亡。

罗斯福的肺炎也很严重，身体十分虚弱，但幸好挺了下来。14年后，他成为美国总统，唯一连任四届的“战时总统”。

虽然表面强撑，但各国都知道：战争打不下去了。

于是，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匆匆宣告结束。

熬过死神折磨的士兵们开始返家，跨山越海，从城到乡。

病毒也随之潜行。并在第二年卷土重来。

其中一个受害者，是1919年2月去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大流感》一书认为，当时，欧洲战胜国的领导人主张严惩德国，威尔逊则希望不要激怒德国人，提出了更温和的计划。

但在患上流感后，曾经冷静和深思熟虑的他，变得偶尔善忘、易怒，缺少耐心，突然间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于是，德国被要求支付大量战争赔款并割让领土，苛刻对待之下，德国困难重重，并充满屈辱，间接促成了纳粹的崛起。

“社达”退场，隔离和口罩来了

每天都在死人，教堂的钟声不断在响起。

医生成了所有人心里的依靠。像每一次疫情期间一样。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如同没头苍蝇。没有人知道这场流感是由什么病原体造成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验是非常艰苦、缓慢的工作。纽约一个实验室里，要清洗和消毒的玻璃器皿，就有22万个。

直到1933年，经过很多科学家接力，才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命名为H1N1。

要到2005年，研究人员才宣布重组了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

科学没有捷径，没有神灵。

《大流行》一书记载了当时医生用过的一些治疗方法，从吗啡、阿司匹林，可待因、阿托品、洋地黄、番木鳖碱，奎宁，到鸡汤，小苏打。

还有使用芥末糊，或是在草药里放入煤油。

美国有外科医生建议市民不要穿紧的鞋，不知道逻辑从何而来。

很多人靠酗酒来自我治疗，有一款流行的鸡尾酒，就叫做“起死回生”。

疫情还激发了轻微的宗教复兴，但教堂里的聚集，又加重了传染。

有些治疗在今天看来像笑话一样，但在当时，他们面临的是茫茫未知的荒原。

旧金山一处海军训练营里，拉起帷幕防止打喷嚏传播病毒。

不过，疫情的大流行，还是破解了当时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某些人的基因“优于” 其他人，而劣等人更容易染上疾病。

面对流感，虽然还是穷人更容易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总体上，是让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意识到，无人能轻言幸免——它甚至因此被称为“民主瘟疫”。

这也让科学们放弃了优生学的迷惑，转而从病毒的传播下手。

隔离、戴口罩、洗手、不聚集……

事实证明，这是当时最有效的办法。

一张1918年大流感期间的全家福。

​

正是认识到必须全民动员，才能阻断疫情，所以1920年之后，许多国家都开始加强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奥克兰市政厅在1918大流感期间被用作临时医院。

BBC提到一点，1918大流感之所以引起这么多死亡，和重要的资源都被用于支援战争有关，而今天，许多医疗资源则是被富人等阶层占据……

疾病随机带走的名人

1914年，当24岁的天才画家艾贡·席勒，认识住在工作坊对面的女孩爱迪丝时，他知道自己将陷入爱河，但绝对想不到4年后，爱迪丝会在怀孕中因流感去世，紧接着，三天后，他也因同样的病去世。

1915年，当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出版名作《论无意识》时，也一定想不到自己下一本书的灵感会来自女儿苏菲在1919年失去的生命。

流感如此广泛的感染，意味着很多我们熟悉的名人，都遭逢过劫难。

沃尔特·迪斯尼1918年9月时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担任救护车司机，在芝加哥服役时患上流感。

海明威、斯坦贝克、爱德华·蒙克、乔治亚·欧姬芙、麦克阿瑟，也都曾中招，但幸存了下来。

有个从德国移民纽约的商人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波流感中就患病，很快去世。

留下12岁的儿子，为了帮助家里，早早开始创业——他后来有个儿子，取名作唐纳德·特朗普。

席勒临终之前。

艾贡·席勒夫妇，是被第二波变异的病毒击中的。当年10月中旬，席勒在妻子伊迪丝患了“流感”时，曾给他的母亲写信：

“伊迪丝在八天前患上了西班牙流感，现在也遭受着肺炎。她怀孕六个月了。这种疾病异常的严重和危险。我正在为自己做最坏的准备。”

席勒早有心理准备，因为导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在春天已经死于流感。

《家庭》，现收藏在奥地利国家美术馆中

去世前，席勒留下一幅未完成的《家庭》，成为1918大流感象征性的画面。

席勒去世10天后，法国大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也被流感带走了。

他下葬那天，正好赶上巴黎在庆祝战争结束，他的朋友桑德拉尔回忆说， “巴黎在庆祝。阿波利奈尔却死了。真是荒诞。”

这些悲伤，在文学和艺术里，有着长久的回声。

劫后余生，会怎样？

大流行是在1920年春天神秘消失的。

不知它为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去，却随机地带走几千万生命。这种无常感，对人的心智是极大的挑战。

前面提到，与新冠疫情相反，当时死亡率最高的是青壮年。很多人留下的，是陷入困苦中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孤儿。

还有一些幸存者面临着后遗症：一种被诊断为精神性乙型脑炎的“昏睡病”侵袭着他们。这不是普通的失眠，而是经常易怒、嗜睡、狂躁，病毒的威力在他们身上就像“缓刑”或者凌迟。

另有些人患上了慢性帕金森症——又过了十年，人们才意识到它也是病毒的后遗症。

这些悲剧，带来一个激烈反应，就是自杀率的快速攀升，和抑郁情绪的大量发生。

它与“一战”的创伤交织在一起，很难精确量化统计。

但痛苦之下，强烈的幻灭之感，和虚无的情绪，蔓延至那时的文学和艺术。

那段时间的艺术作品开始更为赤裸、深沉地表达个人的脆弱与无助。

20年代开始，在很多作家的笔下，疾病都开始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女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患上流感时28岁，虽然幸免于难，但从医院出来后，她很虚弱，头发全脱光了，再长出来时，变成了白色。

她的小说《苍白的马，苍白的骑士》，便以此为背景。

“通往死亡的道路是万劫不复的漫长征途，而内心随着每次新的恐惧而一点一点崩溃，每一步都伴随着骨子里的叛逆，意识也建立着它苦楚的抵抗，这终将去往何方？”她在其中写道。

有人想要把痛苦牢牢记住，就有人想要把它快点忘记，抓住转瞬即逝的欢愉。

1920年代，在美国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由菲茨杰拉德命名，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说，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传统的清教徒道德轰然倒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

由于大量青壮年在战争和流感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就有了更高的价码，然后又把它投入消费。世界在快速地繁华起来。

人们明明知道奢华的背后是空虚，却还是热情地投入其中，因为那就是无常的命运。他们选择了接受。

盖茨比的恋人说她“曾吻过几千人，还准备再吻几千人”。

与其指责那是放浪形骸，不如想想那个世界刚刚吻过死神。

在当时欧洲的精神首都巴黎，同样在20年代出现了一个“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

每个人都忙忙碌碌，不想被繁华的时代丢到安静的边缘。

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再次将这些幻觉抹去。

改变的，未变的……

对比1918，今天这场疫情，医学和技术上天翻地覆，大部分国家也有财政保障，但还是有很多事情，像100年前那样在重复：

隐瞒在继续，傲慢在继续，谣言在继续，侥幸的心理在继续，疫情发生后的种族主义攻击也在继续……

前些天，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发表了首个全国范围内的的研究，调查显示，在普通人群中，因为新冠疫情而出现心理困扰的比例就高达35%，其中5.14%的受访者遇到严重的心理困扰。

疫情是对所有人的冲击，从外到内。

没有简单的乐观或悲观，也没有很容易就能痊愈的创伤。

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会汇成怎样的趋势。

“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里写道。

纵观历史，每一次全球大流行，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体制政策到人心和价值观。

现在，当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比以往更快时，我们的反思和改变，能够跟上吗？

丘吉尔说：“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病毒以进化求生，人，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