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晨生:“21世纪的瘟疫:东方与西方”

源于微信公众号“哲学与批判”

一

人类与瘟疫相斗争的历史亦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历史，尽管并不是每个时代都必然会有瘟疫的发生，但一旦发生却具有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因为它记录了人类在不同时期的生存方式。

但是记录人类生存状况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文化、政治、经济以及风俗活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普遍的形式，因为它们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在这里，记录方式与生存方式是同一的。那么瘟疫作为一种记录方式，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

一方面，瘟疫作为一种记录方式具有的非正常性甚至可以被忽略，人类总不能在瘟疫中回顾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相比于人类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风俗活动，瘟疫似乎更能切中人类的生存，因为它直接指向了生存的对立面——死亡（没有死亡的问题，也就没有生存的问题），它是对人类既定生存方式的一种否定，因而这种记录方式在人类生存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

就此而言，每当人类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以被迫的方式），需要倍加珍视，尽管我们都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因为这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最能表现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而这种真实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最为需要的，只有从这种真实中才能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而正确的——不是虚假的——经验教训是人类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必不可少的。

瘟疫本身作为人类既定生存方式的否定具有普遍性，但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抗疫手段作为这种否定的否定同样具有最为真实的记录功能。那么，当它的普遍性——一场与病毒做斗争的灾难性事件，遇上人类在特定时（21世纪）空（东方与西方）中的生存时，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二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来不是抽象的医学上的诊断与治疗，而是与特定的人类生存模式相关，而生存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斗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不同的表现。21世纪的这场瘟疫的特殊性在于它将人类在生存模式空间方面的差异被放到同一个时间中，并且以应对同一事件（与同样的病毒作斗争）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使得对不同民族乃至国家的生存方式的对比成为可能，因为差异以同一为前提。

以往的瘟疫只是在某一民族或国家内部发生的，这与21世纪世界日益变小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瘟疫很快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面对的事件，它将不同制度、种族、文化的人放到同一面镜子面前，在这面共同的镜子中可以照出很多差异。

对于东方的中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一场灾难变成了制度优势下胜利的狂欢和民族自信心的自我确证，严肃而有深度的反思被湮没在虚假的繁荣与胜利当中，我们举全国之力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这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制度的确显示出了强有力的应对能力，尤其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比中。显性实力的提高与隐性实力之间形成的不平衡使得我们以一种脆弱的群体心理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与之进行对比中能够获得优越感的事件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的这种优势被无限放大，可能存在的事实上的优势让位于心理上的优越感，而感觉上的优越性反过来使事实上的优越性成为一种被确证了的优越性，在这种转变之中我们成功转移了事件的真正焦点，而焦点的转移意味着真相的遮蔽，随着时间的变化最终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世界，疫情正以爆发性的方式蔓延，日益攀升的确诊人数使很多国家无法有效应对，甚至有国家选择了放弃。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确乎在应对疫情上暴露出了很多缺点，西方国家政府的执行力也受到了质疑，在面对重大公共性事件时相形见绌。我们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进行了质疑，似乎认为正是他们所秉持的行为自由、个体权利导致了疫情的大爆发，因为我们看到当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示威抗议，而这种质疑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最终使他们的理念成为不可能。当福山在世纪初断言人类的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时，古老东方民族的生存模式尚未成为他关注的焦点，而在此次事件中东西方的不同表现中，我们虽然不会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于东方，但至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是人类的惟一道路。

这是我们从灾难中反思到制度优势的另一根据。

三

毋庸置疑，人类的生存模式以及制度的选择具有的多样性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定自己的道路，尤其是当这种道路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的时候。显然，这次疫情之后在对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进一步确信的同时也将会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向前发展，因为我们从中仅仅看到的是优势而遗忘了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这种优势的，以及在这种优势背后存在的缺陷，这一切都被胜利的欢呼声湮没了。

但是，当我们仅仅从这种对比中获得自我确信的时候，却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把特殊时期的相对优势普遍化为一种绝对优势，因为我们仅仅看到的是共时性状态下东西方社会的差异，但除此之外，历时性的差异被忽视了。我们确实使用了同一面镜子，也的确照出了很多差异，但我们并没有对这面镜子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和说明，反而将应当使用不同镜子的情况变成了同一面镜子，于是我们仅仅在这一面镜子中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镜子并不会撒谎，但使用不同的镜子会照出不同的事实。

这里所谓共时性的差异就是东西方在同一个历史前提下（这场瘟疫）进行对比所得出的差异——我们从这种对比中获得了巨大的优越感；而历时性的差异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存在由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相对统一的发展过程，各个民族在他们的历史中遵循类似的逻辑，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这里也并不需要一定预设人类历史呈现出进步的趋势，要说明这一点需要大量的论证工作，但就人类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言，历时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发展，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人类生活。具体到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当中，这种历史积淀同样表现在民族的生活当中。

就东方的中国来说，目前所经历的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主导性的过程，而且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根据的，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是无法回避的，只有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现代化或许才能真正走上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相比于西方社会是非常不充分的，目前的中国社会是前现代、后现代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是以现代化为主导，这就使得中国目前的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前现代遗留的问题，也有受西方后现代影响的问题，而西方的现代化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各方面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这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进行的划分，相比于一般认为的五阶段的划分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合理性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发展，它是以具体的人为主体而不是以社会或者抽象的人类概念为主体，就像在哲学上一直争论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一样，具体存在的始终是个别之物，抽象的概念不能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是怎样生存的，人类历史就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而不是概念先行后人类历史表现出什么形态，人就是怎么发展的。

具体而言，中国正处于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第一阶段在中国就是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而在西方早就突破了第一阶段），而西方正处于充分发展了的第二阶段。而第一阶段无论如何要发展到第二阶段，这是由人的生存状况所决定的，就像人必然要从童年过渡到中年一言，即便我们对童年的生活充满了向往。

这种历时性的差异是我们在与西方进行对比，尤其是进行优势化的对比中需要非常注意的问题，忽略了这一问题，很可能出现一种虚假的优越感，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前现代的思维在于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现象进行对比，而当我们经历了充分的现代化后这种优势很可能被消解，甚至会出现负优势，这都是有可能的。

在这场疫情中，我们恰恰是以这种思维进行优势化对比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历时性的差异变成了共时性的差异。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用一种处于前现代或者现代化初期阶段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尚未充分暴露的情况来与充分发展了的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问题充分暴露的情况进行对比，这样的优势就目前而言是存在的，尤其是面对突发的公共性事件，但这种相对优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变小。

因为这种优势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种牺牲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会陶醉在这种优势带来的优越感中。

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充分的人的发展为前提的，这一点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就已经开始的道路，因为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从来没有我们划分的古代、近代和现代，西方将文艺复兴以后的发展统称为Modern（它既可以翻译为近代，也可以翻译为现代），这就说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社会的发展并不存在什么断裂，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所秉持的价值原则仍旧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那些价值观念，只是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当我们的宪法中写明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当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有自由、平等、民主的概念时，早已说明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自Modern以来的价值观念，不管在具体内涵上我们如何不同地理解自由、平等、民主等。因为这些价值原则恰恰就是第二阶段以及第三阶段人的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人的独立与全面发展，自由、平等、民主就是无根之物。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人的发展始终是以事实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原则为出发点，意识形态的争论总是让我们偏离这一事实，而偏离的结果就是人被抽象的原则所控制而丧失了充分发展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相对优势是人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因为人的充分发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西方社会出现的人的原子化带来的疏离感以及个体权利的主张带来的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这些都是人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优势的存在，这就好像我们用小孩的听话来否定青年人的叛逆一样。但问题是对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并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克服这种矛盾。正如黑格尔所言，自由不是逃避它的对立物，而是去克服，再比如说科技的发展会来带负面作用，但我们总不能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科技。

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巨大牺牲。我们牺牲了人的充分发展的机会获得了一种虚假的优势，而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这种牺牲，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人的充分发展会以各种理由被压抑，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只会以牺牲个体的方式成全社会，但社会终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即便社会的充分发展在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充分发展，显然这里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社会，只是我们一直以来将主角看成了配角，而将配角当成了主角。

这场疫情表现出来的从表面上看是人的充分发展带来的自杀式的后果，这在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于东方的中国来说是证明自己的重要机会。疫情之后，我们将会更加确信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而在其背后的问题，就会在很长的时间内被遮蔽，就像一直所遮蔽的那样。

不过人的充分发展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充分发展，实际上在只有一个人情况下人也根本不会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始终伴随人的发展的历史，这就必然说明人的充分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我们依然坚持道路自信的理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铭记的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为了抽象的社会，而在根本上是为了人，我们所要对比的是在“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如何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仅仅以西方为绝对的参照点而遗忘了真正需要参照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们获得了优越感，但始终没有摆脱西方的阴影，我们在潜意识当中把西方当成了进行对比的对象，只要我们从那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那么这种优越感就是绝对的优越感，西方反而成了一种正确的标准——显然我们不会从其他社会中获得优越感，因为我们已经比他们优越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浪潮中，我们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兴趣和必要，这也阻断了进一步完善自我的脚步，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好了。

但真正的自信和强大，恰恰在于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局限，并能够向他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