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大流感对当下最大的启示:政府要说实话
圣路易斯红十字会车队在 1918 年大流感期间值班
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说实话”——这是历史学家 John M. Barry 近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的核心观点。“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困难,领导人也必须对民众说实话。”他认为这是 1918 年大流感对当下最大的启示。
这位历史学者曾在 2004 年出版过一本名为《大流感:史上最致命的瘟疫故事》的历史书籍, 1918 年大流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疾病。在那次大流感中,一种新的呼吸道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最终造成了 5000 万至 1 亿人死亡,那时全球人口数量为 17 亿。死亡比例如果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会造成 2.2 亿至 4.3 亿人死亡。
他研究了当时美国发生的事情,并把它放置在美国历史和医学史的框架下进行了书写。
“虽然目前新冠疫情已经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但是显然不像 1918 年大流感那样致命。”John M. Barry 在专栏中说,“但是,新冠疫情又比 2009 年那场 H1N1 流感更致命,而且不像 SARS、MERS或者埃博拉病毒那样容易被控制。”
历史学家 John M. Barry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禽流感(H5N1)的爆发。政府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商讨公共安全政策。出于对 1918 年那场大流感的了解,John M. Barry 也被邀请进入到工作组里工作,这个工作组最后给出了一些非药物防疫措施的建议,即健康人在没有感染病毒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这些措施都是目前被一再重复的建议,减少社交、洗手、咳嗽时用手肘捂住口鼻、生病之后在家隔离”他说。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在疫情发生时即时遵照这些建议,病毒的传播就将会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国家新冠疫情的初期抑制都失败了。他分析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各国没有及时反应,对民众发出预警,使得民众没有没有意识到病毒的危害。另外就是政府没有用严厉的措施去督促民众遵守防疫措施。
John M. Barry 认为,造成这一切最为核心的原因就是政府没有将疫情的真相告知民众,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提高警惕。这也是 1918 年大流感对当代最大的启发。那时候政府为了不让民众产生恐慌情绪,曾极力掩盖真相。但是民众眼看着疫情一步步加重,反而变得更加恐慌,以至于对政府也失去了信任。
1918 年病毒爆发早期,当时美兵正要准备出征参加一战。为了士兵健康,美国陆军外科医生曾要求把“流感”挡在新兵训练营之外。于是军队将营地里的士兵进行隔离,并不准平民进入,出现症状的士兵也会被隔离。当时在 120 个营地中,有 99 个营地实施了隔离措施。
但是后来的陆军研究却显示,遵守指令和没有遵守指令的营地之间,最终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没有什么不同。原因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人都没有再继续重视下去。进一步调查发现,最终只有极少数的军营严格执行了隔离措施。
一战时的士兵 | Bettmann Archives/Getty Images
军队如此,民众更甚。流感爆发高峰期,墨西哥城曾经督促民众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戴口罩,甚至还免费发放口罩。最开始还有不少人响应,口罩的使用率达到了 65%,但是 10 天以后,口罩的使用率就下降到了 10%。
那时候,为了维持战时士气,整个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官员都没有透露疫情的真相。还把疫情叫作“西班牙流感”,当时一位国家公共卫生负责人说,“这就是普通流感的别称”。当时的报纸和地方的卫生专员也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呼应。直到费城开始挖万人坑,学校停课并且禁止公众聚会之后,有一家报纸都还在写,“这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没有理由惊慌。”
种种事件共同造就了当时的悲剧,据统计,全球死于 1918 年大流感的人超过了一战的死亡数。有一位幸存者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你没有学校生活,没有教堂生活,你什么都没有。人们害怕和别人接吻,也害怕和别人一起进食。有些人甚至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送食物而活活饿死的。”John M. Barry 在专栏里写道。
那场大流感,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关键因素现在都成了谜。大流感自 1918 年爆发, 持续了两年之久,但是在 1920 年就突然神秘消失了。(目前那场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以及实际死亡率,在学界尚有争议,病毒源头至今也没有被查明。)
西雅图,没有戴口罩的乘客被拒绝乘坐电车
3 月 22 日,Vox 记者 Sean Illing 对 John M. Barry 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他又阐述了对新冠疫情和 1918 年大流感的一些看法。以下为访谈部分摘录。
Sean Illing:冠状病毒你是见过的最接近 1918 年大流感的病毒吗?
John M. Barry:完全没有可比性。2009 年 H1N1 爆发的时候,人们一开始也很担心,但是最后证明也就是那么回事。如果不是分子生物学,它都不会被注意到。所以,自从 1918 年以来,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没法和那时候比。如果那只是千载难逢的病毒,那我们都还挺幸运的。
Sean Illing: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和那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John M. Barry:最大的不同是目标人群。1918 年,绝大部分死者年龄在 18-45 岁,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死者都是在这个年龄段,90% 的死亡人数在 65 岁以下。
还有一个不同是潜伏期。流感的潜伏期大约是两天,绝对不会超过四天。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平均是流感的两倍之多,甚至更长,这个也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是,它允许你接触、追踪、隔离,但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大流感流行期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好的一面是,新冠病毒可能会传染更多的人,它似乎比流感更具传染力。
另外,尽管传染力强,但是致死率似乎要比 1918 年的时候低得多。1918 年大流感在西方国家的致死率大概是 2% 左右,但是在其他国家就会高得多。在伊朗,大约有 7% 的人口死亡,在墨西哥,可能有多达 5% 的人口死亡。(Vox 记者注明,关于 1918 年大流感的实际致死率,还有一些学术上的争论)
1918 年,美国堪萨斯州某军营医院
Sean Illing:你认为 1918 年发生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是政府、地方社区还是个人犯下的?
John M. Barry:政府撒谎了,他们隐瞒了所有事情。我们当时处在一战中,他们当时撒谎是因为他们不想颠覆战争的成果。公共卫生人员只是告诉人们这是普通流感的另一种说法。
Sean Illing:他们撒了这些谎的后果是什么?
John M. Barry:那就是一场灾难,人们对一些都失去了信心——对他们的政府,对身边的人以及对他们所被告知的事情。如果信任崩塌,每个人都只会考虑他们自己,这种最糟糕的本能就在危机中被表现出来了。
在大多数灾难中,社区会团结在一起。但是在当时的很多地方,社会结构就正在瓦解。我在书里就写到了因为信任瓦解而导致的一连串崩溃。
但也会造成一些实际的后果,比如在关键时刻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民众就很难再相信了。政府随后被迫变得公开透明时,病毒也都已经传播开了。
因此,谎言和缺乏信任让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Sean Illing:那么,在研究了 1918 年的大流感之后,你如何看待告知公众他们需要知道什么,以及尽量不引起大众恐慌之间的关系呢?
John M. Barry:这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没有科学研究证实我是对的,但是我的观点是,我认为人们可以更好地处理现实和真相,而不是他们可以处理好不确定的事情。比如说,你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总会让你更害怕。但是当怪物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不管它多可怕,一旦它变得具体,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风险沟通”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管理真相。在我看来,你没有掌握真相,你说的是实话。
Sean Illing:特朗普总统最初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淡化其严重性,并且说这是个“骗局”。福克斯新闻到现在还在对这个事轻描淡写。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每个人的基调基本上都变了,这些早期的失误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吗?
John M. Barry:当然。
Sean Illing:我们现在的集体反应如何才能达到 1918 年的水平呢?
John M. Barry:1918 年的时候,不能说有了集体反应,因为各个城市都是不同的。但是你看,我们这里的人还在说这种病毒是一个破坏总统的民主阴谋。当然,现在没人这么说了。但我们能否集体应对这个挑战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才刚刚开始。
我们把早期的测试搞砸了,而且还不清楚公众对减少社交的呼吁是不是认真对待了。公众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将决定之后的走向。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已经有效击退了威胁,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也成功。
一切都还太早了。
编译资料: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of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Tell the damn truth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Lesson From the 1918 Influenza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1918-spanish-flu.html
1918年流感大流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18%E5%B9%B4%E6%B5%81%E6%84%9F%E5%A4%A7%E6%B5%81%E8%A1%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