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走上神坛，与王安石变法关系很大｜文史宴
文史宴官方账号文/桓大司马
近日研读已故胡小伟先生的《关公信仰研究系列》丛书，这套书从关公崇拜的现象入手，挖掘关公形象演变背后历史演变和观念发展的推力，实是以关公崇拜为引子的一部中国文化史，真可谓煌煌巨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2000年代胡先生就采用了新的历史学书写方法，以单一元素串联大历史，实在是相当超前，这种方法在国内真正流行开来可能要到2010年以后了。再就是，读胡先生的书就如读易顺鼎的诗，特别能够激起读者的创作欲望，本文就是得胡先生大作启发而写就，希望大家喜欢。
王安石从反面成就了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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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现代史学的祛魅，我们已经知道诸葛亮在蜀地行的是其实是暴政，其身后评价一度也起起落落。从诸葛亮故去到北宋前期，对诸葛亮的正面评价一般是“善治国”（贾诩语）、“能尽时人之器用”（杨洪语）、“天下奇才”（司马懿语）、“一时之异人”（傅玄语）等，主要是将其视为军政大才，道德方面评价不多，此外负面评价也不少。对于诸葛亮行暴政不认同的，请先参阅吾友陈路此文，也可跟帖讨论：
到了东晋南朝，因为朝廷偏安江左，与蜀汉的情况相似，而北方的十六国北朝倒像是曹魏，于是从东晋开始，以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为代表，尊刘贬曹的倾向出现，诸葛亮形象有所提升，但与后世仍有距离。直到北宋前期，因宋受禅于后周，得国方式与曹魏相似，欧阳修、司马光、苏洵均以曹魏为正统，苏轼早年亦尊魏贬蜀，在其《诸葛亮论》中疯狂dis诸葛亮：
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
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宋神宗时代著名的武学博士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蜀论》中也说：
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元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
此时，诸葛亮在蜀地声望不错，但并未得到全国性的尊崇，其中原因很复杂，下文会详论。不过，经过王安石变法，许多士人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在宋神宗、王安石苛暴失序的政治之下，他们发现诸葛亮的一些特点着实难能可贵。对于王安石行苛政不认同的，请参阅以下两文，也可跟帖讨论：
如果我们拿诸葛亮之政与宋神宗、王安石之政对比，可以发现其中的若干差别。而与诸葛亮相比，宋神宗、王安石的作风明显更像曹操。当然，在宋朝皇权提升的情况下，大家不敢像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那样直接怼皇帝，但是把同为宰相的诸葛亮和曹操拿来跟王安石比比还是可以的，结果一比之下，饱受新法之苦的天下人就发现诸葛亮比曹操可爱多了，最终助推了社会上尊刘贬曹的思潮。
王安石变法
既劣化了宋朝政治，也改变了宋朝人观念
诸葛亮与汉版曹操和宋版曹操相比，都有哪些不同？北宋是政治伦理化的前夜，大司马以为应该从伦理方面着眼，下面试着揣测一下。
诸葛亮一个重要的招牌就是“忠”，不仅是忠于刘备个人，还忠于汉朝，忠于汉朝的传统，其名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明白显示出其理想是兴复西汉“霸王道杂之”的传统，虽然该传统远比东汉残暴，但撇去具体内容，“忠于传统”的这个形象还是树立起来了。相比之下，曹操对汉朝传统尊重度不够，公然鼓励士人“不仁不孝”。王安石明显跟曹操更像，一句“祖宗不足法”，为宋神宗恶性集权去除“祖制”的障碍，把北宋前期较良性的政治传统败得干干净净。
诸葛亮在“忠”之外，还有与刘备的“君臣之义”，其实是一种小共同体建构，是真正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是刘备单方面凭暴力压迫让诸葛亮就范，带有共和的性质，而这种共和氛围又从君臣之间推广到诸葛亮与蜀汉核心派系荆州派（刘备旧部）和东州派（刘焉旧部）官员之间。这不像曹操，一心想倚重曹家人，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权力一元化（虽然最终没能办到）。王安石则主动扛起脏活累活，把提出反对意见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贬官，帮宋神宗恶性集权，虽然集权完成后被宋神宗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有其可悯之处，但其作为与曹操相似。
诸葛亮还有一个亮点是维护制度，可以称之为“信”，虽然他订立的制度未必多正义多合理，但真正做到了“赏必信罚必果”，主要依据制度而不是个人好恶来升降官员。相比之下曹操号称任人唯贤，其实在军队高官层面都任人唯亲，以曹氏、夏侯氏亲族充任，而王安石往往因为有人附和、奉承新法就给人破格升官，与曹操一样都乐于践踏制度来实现个人目的（虽然曹操和王安石都自认为其目的很高尚）。
以上这些做法王安石还只是开了个头，他自己的个人操守确实立得住，许多人虽然对他的做法很不赞同，但对其为人尚不鄙视，其继任者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则等而下之，不但手段卑鄙，而且人品恶劣，操守全无，令人不齿。基于这些不同点，曹操与王安石及其后继者的形象有所融合，这导致曹操的评价下降；而曹操、王安石一党的对立面诸葛亮的形象上升。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很集中的体现在苏轼身上。
苏轼对诸葛亮观感的转变
代表了宋人思潮的转变
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徐州刺史任上作诗赠答范祖禹，《答范纯甫》一诗曰：
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
后面两句用的典故是吕布被曹操擒获后，在白门楼向曹操乞降不成，被杀之后仍遭人耻笑之事。但是后来苏辙把吕惠卿称为吕布，可能是受其兄苏轼启发，故而清人王文诰认为苏轼这两句讽刺的是新党中的小人吕惠卿、曾布，将两人合起来称为“吕布”。至于“曹瞒”，大司马以为或者暗指宋神宗，或是指宰相王珪，王珪虽非王安石一党，但是向来唯宋神宗马首是瞻，毫无原则，有王安石之缺陷而无其操守，更加等而下之。
在史论方面，也一反早年崇魏之论，抛弃了可能跟今天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曹操“真性情”的浪漫想象，在《孔北海赞》中以孔融与曹操对比说：
文举（孔融）以英伟冠世之资，师表海内，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人中龙也。而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势决不两立，非公诛操，则操害公，此理之常。
在其千古名篇《赤壁赋》中，则相信曹操再凶也不能成功：
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在对曹操的评价持续下降的同时，苏轼对诸葛亮的评价则明显上升，其晚年《题三国名臣赞》中说：
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
《诸葛武侯画像赞》也高度评价诸葛亮：
密如神鬼，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这种思潮持续到南宋，在把“王安石之政”作为政治不正确的南宋，诸葛亮的评价进一步提高，这二者之间当有密切联系。如陈亮即曾称赞诸葛亮治蜀是“王者之治”，诸葛亮是“伊周之徒”，将诸葛亮与伊尹、周公相提并论。戴少望《将鉴论断》则说道：
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
此后，诸葛亮的地位就更是一路抬升，最终封神了。
诸葛亮毕竟不是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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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宋人借古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还是诸葛亮真配得上如此高的赞誉？大司马以为，诸葛亮虽远不能与其崇高声誉匹配，但确实有一些优点值得肯定，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诸葛亮所处的历史阶段也凑巧给他加了分，下面简单的谈谈。
诸葛亮在蜀汉行的是较纯粹的秦制，恢复东汉已经取缔的盐铁官营，对蜀锦等特产进行政府专卖、打击蜀地士族，其政治总体上比曹魏、孙吴更加苛刻，但是这里面有几点需要细论。
第一点，诸葛亮本身并非迷信极端权力的猥琐男，这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
一是《诸葛亮集》里面的文章。文字的感情很难骗人，从诸葛亮的文章来看，他的思想是儒法参半，不是赤裸裸的无良法家，其人生目标不是虐待人民，而是期望达成他心目中的善政。不然他的评价就会跟商鞅一样，直接就是一条狗，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争议了。
二是刘备、诸葛亮在荆州时并不行秦制，到了益州大行秦制，主要还是要夺取资源给荆州派、东州派的支持者分红，这也是汉末群雄的惯例，不是刘备、诸葛亮的额外之恶。相反，刘备在入益州之前名声相当不错，有“弘雅有信义”（袁绍语）、“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太史慈语）、“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程昱语）等评价，这也是曹操大军逼近时荆州百姓愿意跟他逃亡的重要原因。
因为基本盘是汉末群雄生存的前提条件，所以大家都要想办法喂饱基本盘。像袁绍就支持颍川派暗中打击河北派，孙策、孙权也支持淮泗人打击江东本地人，曹操一开始也依靠颍川士族和自家亲族打击兖州士族。蜀汉的特别之处是益州豪族因为已经被刘焉洗过一次反抗力较弱，刘备、诸葛亮能对他们打击得更为彻底而已，而对豪族的打击程度与行秦制的可能性本来就呈反比，所以蜀汉要行秦制就能逼近顺畅的推行。
诸葛亮终非商鞅那样的猥琐之人
第二点，说蜀汉虐民，也不等于蜀民过得比曹魏、孙吴的所有人民都差。
曹魏、孙吴的人民是分成三块的，一块是豪族保护下的领民，这部分人民是领主的私产，领主不会像皇帝那样把他们往死里虐，所以过得较好；另一块则是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因为豪族庇护了大量领民，曹魏、孙吴的皇帝又不愿意手上的钱粮和兵员减少，所以对编户齐民变着法子虐，过得就未必有蜀汉好了；还有一块是屯户、吏户、兵户之类立了特别户籍，跟民户区别开来的人家，这种人实质上是国家奴隶，国家对奴隶可不会有领主温情，所以这部分过得奇惨无比，比蜀汉平民更差。而蜀汉以编户齐民为大头，豪族领民和国家奴隶都比魏吴占比要少，而诸葛亮对编户齐民乃至国家奴隶应该都比魏武的同类人群要好（详情见下文），所以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
第三点，诸葛亮的秦制是真正按制度来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层层加码。
好比他把税役定得很高，但同时也整顿吏治，确实就按定额来，不会在此之外吃拿卡要，也不会时不时突然加个税。赏罚也确实分明，按法令来，而不会随心所欲的提拔私人，普通人一般来说也不会无缘无故遭受无妄之灾。按照《龙与地下城》的世界观来比附，蜀汉可以说是“守序邪恶”，曹魏、孙吴对待其编户齐民则是“混乱邪恶”，“混乱邪恶”是随心所欲的邪恶，比“守序邪恶”更恶”。
所以，如果曹魏、孙吴没有遭到强大的中原、江东士族的抵抗，能够将蜀汉式政治落地，按他们对待编户齐民的作风，应该会比诸葛亮更恶。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段，连“守序邪恶”都是一种奢望，这可能正是诸葛亮在巴蜀人民心中有一定地位的原因。
当然，因为魏、吴豪族的力量强大，编户齐民可以逃亡到豪族手下来脱离暴政，而蜀汉对豪族打击、限制甚重，这方面的福利蜀汉的编户齐民就要差不少了。
历史叠加的不虞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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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诸葛亮本身的优点，我们再来说说历史无意中给诸葛亮形成的加权。
首先，诸葛亮在蜀汉推行秦制时，他自己处在秦制的红利期，这让他较能够辗转腾挪，降低秦制的残酷性。
什么叫做“秦制红利期”？我们知道秦制的特点是将社会资源尽可能的收归朝廷之手，简单来说就是消灭富人，消灭社会中间层，让民众成为一盘散沙，无法组织起来阻碍朝廷的意图。所以秦制运行之始，朝廷会得到大量的资源。
虽然秦制从长远来看是要让民众受苦，但高明的操盘手如诸葛亮在秦制运行的初始阶段，能够通过调配资源、整顿吏治、提高效率等手段，短时间内甚至能够让民众生活有所改善，给民众形成一种“劫富济贫”的印象，得到民众的拥戴。这样就把秦制红利运用到了极致，比不留后路式的“劫富劫贫”要高明不少。
当然往长了看，缺乏中间层和一切社会力量制约的秦制，其造血能力和管理能力会塌陷式下降，到那个时候，诸葛亮是会还政于民还是更加残虐？按照历史逻辑来说应该会更加残虐，但是很幸运，他在那之前就死了，给民众留下了不那么残虐的印象。
其次，则是三国以后蜀地长期动乱，后继政权看上去还不如蜀汉，这就从比烂的角度又给蜀汉加了分。
蜀汉灭亡后，才过了三十多年太平日子，关中的巴、汉各族流民就在巴氐李特、李雄的统治下杀入蜀地，建立成汉。李雄虽然推行道教镇静之政，扰民较少，但其建立初期一直在与蜀人交战，从公元303年打到323年，打了二十年仗才大致稳定下来，到338年李寿即位以后又行暴政，太平日子实际上只有十来年。
成汉为了充实人手，招引今日贵州等地百越系的獠人入蜀。东晋桓温消灭成汉后，成汉故地接连爆发天师道的起义和獠人的暴乱，后来又成为前秦和东晋拉锯战的前线，一度还建立独立政权谯蜀，连年战乱让蜀地急剧衰退，相比之下诸葛亮劳民伤财好歹是在境外，这样就距离产生美，蜀民觉得跟后面的这些一比诸葛亮还挺不错了。
桓大司马平蜀时
对诸葛亮评价颇高
当然，在王安石之外，也还有其他因素促成诸葛亮封神。
比如诸葛亮对于已经灭亡的汉朝的忠诚，对于刘备、刘禅父子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任何皇帝都欢迎的，唐代儒释道三教在皇帝面前辩论的“三教论衡”活动中，包括佛教在内都会用到刘备、诸葛亮君臣相知的典故，在强调伦理的理学兴起之际，这种忠心当然也会给诸葛亮加分。
另外就是宋朝的政治考量。《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三国志》时就说：
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尊刘贬曹的时间点可能可以提前到北宋中期，如宋真宗曾经特别下令刊刻《三国志》中的《蜀志》，宋神宗则确有尊刘贬曹之言论，如将自己与王安石比作刘备、诸葛亮，宰相吴充问他对曹操评价如何，宋神宗直接回答“不足道”。
北宋初年收复幽云失败，不得不与辽并立，日后灵夏地区又落入西夏之手，实际上形成宋辽夏三足鼎立之局，这可能已经对宋朝唯我独尊、大国正统的自信心产生了打击，加上这时宋朝已经统一南方并且统治稳固下来，也没有必要强调自己是北方政权，于是宋人的感情就慢慢从曹魏移到了蜀汉身上，而北宋灭亡、南渡偏安则让这个趋势就更加明朗化了。
就这样，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尊刘贬曹成为历史主流。而蜀汉一方的诸葛亮、关羽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诸葛亮今日的名誉，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虞之誉，这真是“层累地塑造历史”的明证。但诸葛亮毕竟不是商鞅，批评时建议还是谨慎使用漫画式的手法，那种手法更适合用在商鞅那样纯粹的丑角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