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防疫，以自由的名义让你去死

        【摘要】所谓“群体免疫”，就是政府不想承担决策责任和卫生支出，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把应对疫情的选择权交于人们，富有人群通过自有财富调动医疗资源实现自身在疫情中的自我防护，而贫穷人群在此之中则会在各显神通中实现优胜劣汰，这就是群体免疫必须面对的场景。在中国人的语境里这叫做：“好自为之”、“自负盈亏”和“咎由自取”。

2020年3月14日，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政府采取“群体免疫”的策略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新冠病毒肺炎传播的时候，笔者感到有些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个完全不符合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战略举措，对于鲍里斯和英国政府来讲，只能把自由和死神同时送给国民。

自由和他妈的生意

理解英国政府的决策，必须把“大英帝国、鸦片战争、坚船利炮、英伦绅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些标签从英国身上揭下来，先和我一起将英国的全称读出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简称United Kingdom）。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这个操蛋的国家是由五个部分形成的政治联合体，再加上还有一个欲说还休的爱尔兰。

上千年来，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这四个族群之间搞来搞去，剪不干净的羊毛，说不尽的仇恨，即使玩资产阶级革命前150年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算是中国人传统价值里的一个国家。1801年1月1日，在英国更准确的说是英格兰王室批准《180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1800)，现代意义上的英国诞生了，英格兰（白地红色正十字旗）、苏格兰（蓝地白色交叉十字旗）和北爱尔兰（白地红色交叉十字旗）的旗帜标志。威尔士属于英格兰王室完全征服的土地，在国旗上没有地位。 

从政治的术语里，伦敦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不是个神圣的地方，而是代表着残暴、贪婪和荒淫。对于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贵族们来说，伦敦是一个权力和财富的交易场所，更直白地说伦敦的价值在于相互勾兑和出卖。英国议会更是一个喧嚣的演艺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硬逞能的话则意味着你的领地、党派或属民需要付出代价。一句话：这他妈的都是生意。

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这三个家伙之所以愿意和英格兰一个锅里搅马勺，那是因为英格兰在过去300年中先后干掉了两大海上强国：荷兰和西班牙。又在反法战争中把法兰西搞得鼻青脸肿，拿破仑还在埃及玩沙子。尽管英格兰丢失了重要的殖民地美国，确信以英格兰的实力可以有机会称霸世界，不出太多力气就可跟着分钱这样的便宜事情，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是不愿意错过的。否则，他们还会像往常端一杯威士忌看着伦敦的笑话或燃起的大火。糟糕的是，这帮孙子凑到一起，盯上的大肥羊是中国。 

即便如此，联合王国的法律仍然对王室、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做了繁复而严苛的界定，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利切割有严格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对于自然灾害和瘟疫防控事务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话语权。隶属不同属地和党派的人唯恐中央政府或执政党乘机揩油，让自己吃亏受害。 

1820~1870年之前，英国发生了四轮大规模的全国性流行霍乱，中央政府在设立中央卫生部(General Board Health )，试图统一管理全国卫生防疫事务，结果受到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抵制及捉弄。“霍乱的逼近并没有阻止下议院成员，他们仍以保护地方免受中央干预之自由的名义，阻止卫生法提案通过，并剥夺中央卫生部主要成员的权利”

即便是最近一百年以来，英国也很少有强势而有鲜明特点的首相，如丘吉尔、希思、撒切尔夫人，多数都是张伯伦、威尔逊和梅杰之流精于政治手腕和外交辞令的庸俗政客。制造麻烦的手段一等一，解决问题的能力无可奉告。

自由与他妈的金钱

英国历史上，因为政府或王室花钱而不得不提高征税被搞死的人都很有名气，比如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后来，大英帝国学乖了，不再提高税率上下功夫，而在扩大税基上做文章,现在英国政府将卖淫嫖娼吸毒赌博都计入国民生产总值(GDP)就是这个原理。简单一句话：只要能征税，你坑蒙拐骗杀人放火贩毒抢劫来的钱都算数。这就是他妈的自由。 

赋予国民自由的法律和惯例一旦被确认，国王和首相也要遵守。大英帝国上下一起出动，向美洲贩运奴隶、往中国贩运鸦片、火烧圆明园和白宫，抢来的东西和赚来的钱都可以在伦敦合法化。以自由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中心，就是政府不能追查资金的原罪，更不能因为某种理由限制交易，包括瘟疫在内。

1853年，伦敦的人口已经突破250万，这个到处是臭水、垃圾和粪便的城市仍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因为这里有自由贸易。远征印度带回来的霍乱形成了第二次流行高峰，“英国商人反对政府对来往商船过度干预，干扰正常的商业活动，英国政府以此决定不采取检疫政策”，更是否决国际卫生会议(The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s)大多数成员国都赞成的检疫方案。《泰晤士报》公开宣称：“我们宁愿但受感染霍乱的风险，也不要在强制下保持健康”，卧槽，这才是尼玛的信仰。 

笔者很想唠唠叨叨告诉你，什么叫做古典自由主义！不过，如果你知道瘟疫的肆虐并没有阻止人们做两件事情，你就懂得其中的要义。征服远东带来的巨额财富，让人们选择性遗忘因此带来的霍乱流行；而另一种交易带来的好处则让人们甘冒瘟疫来到上流人群的聚集地伦敦，那就是贵族身份认可。 

1866年，美国华尔街的大玩家、《纽约时报》的大股东伦纳德·杰罗姆，把自己12岁的女儿珍妮·杰罗姆送往伦敦。从此白富美珍妮·杰罗姆的“集邮”人生，其杰出的身段和手腕可以把中国纨绔子弟和虎妞们甩出200条街。7年以后，珍妮·杰罗姆嫁给了破落贵族伦道夫·邱吉尔( Randolph Churchill)，并在后来成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情妇。从此，声名狼藉的杰罗姆成了既有钱又有上流社会地位，在北大西洋两岸都吃得开的人。 

伦纳德·杰罗姆的套路和某些中国富豪把钞票或老婆送给美国人获得某种头衔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某华裔地产富豪的儿子有一个做过州长和大使的继父，从而可以踏进美国主流社会。啧啧，这是一件非常光鲜而时尚的事情，相比给某个大学捐笔钱获得个虚头巴脑的职位强多了。 

珍妮·杰罗姆的眼光是敏锐的，丘吉尔家族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脱颖而出的一支政治精英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他们和英格兰王室之间有着几百年的密切交往，深谙政治斗争套路和上流社会勾兑技巧。有了珍妮·杰罗姆的资金支持，伦道夫·邱吉尔的政治地位扶摇直上，最后官拜英国财政大臣。 

珍妮·杰罗姆用她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情：伦敦是一座近代的斗兽场，台下的搏杀和台上的勾兑相互融洽，只不过大家都穿上了光鲜衣服，在这里社会如丛林，适者生存。当然，她的儿子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得到她遗留下财富的同时，还得到了她的社交精髓。

自由和他妈的权力（自由也是一支权杖）

在那一代政客里，丘吉尔是个最聪明的家伙，貌似傲慢却精明，看似粗鲁却胸有成竹。特殊的家庭背景下，他能很准确的在复杂的局面中找到切入点，施展自己的交际手腕和并不华丽的舞姿，找到合作伙伴整合社会的力量。 

1895年1月，伦道夫·邱吉尔在妻子的陪伴下周游世界之后，终于走(作)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被传染上的是一种专属于上流社会和风流才俊的传染病：梅毒。老邱吉尔做过为数不多的善事是资助过的一个乡村学童，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弗莱明在老丘吉尔去世1/3个世纪之后研制出一种药物，叫做青霉素。 

老丘吉尔没有机会看到小丘吉尔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专业毕业时的飒爽英姿，因为他在一个月前就去世了。小丘吉尔被分配到英国陆军皇家骠骑兵团(The Royal Hussars)，担任陆军中尉，并作为一名军事间谍到古巴、印度和南非去刺探情报，直到他被布尔人捉住投入监狱等待绞刑。 

作为军事间谍，小丘吉尔是勇敢的；能够逃出监狱，小丘吉尔是充满智慧的，无论伦敦的花边小报，还是政党领袖们都需要这个优秀的故事装饰自己的工作台。回到伦敦的小丘吉尔，已经成为不靠祖宗庇佑而靠自己战功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新星。 

伦敦的政治舞台太过拥挤，英雄的价值贬值太快，加上丘吉尔的母亲还在不断制造着各种桃色花边新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政坛新秀，他公开反对党党魁，时任英国首相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的政策。丘吉尔的主张是：在军事上，缩小战争范围，不搞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扩大自由贸易，不和美国、德国等新兴工业国搞经济对抗。 

不到五年，丘吉尔就被人踢出保守党，那个人是塞西尔的外甥、新任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顺便说一句，塞西尔有个紧密的政治盟友叫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他也是塞西尔的智囊首领。丘吉尔的主张得到了自由党的青睐，1905年自由党大选胜出之后，邀请丘吉尔入党并授予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要知道殖民地事务管理一直是张伯伦家族的地盘。

丘吉尔和张伯伦家族简直是冤家对头，丘吉尔在自由党执政18年中先后担任海军大臣、空军大臣、内务大臣和殖民地大臣。直到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和保守党一起赢得大选，他是老张伯伦的次子。丘吉尔进入了长达15年的政治低潮，就算是后来转投保守党也无济于事，只能看着小张伯伦一步一步走向唐宁街10号。 

只有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才，不会懂得那种孤立无援、备受冷落的滋味，这个日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领袖的傲慢绝非毫无缘由。至于日后他看不起靠写日记治国的领袖的行为，绝非是文人相亲的毛病，这是一种看到你骨头里的自信。当然丘吉尔更看不起那些王八蛋的抄袭者。简单一句话：你就是把自己整成杂种样儿，人家还是看不起你，这就是他妈的的优越感。  

当丘吉尔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自然知道内维尔·张伯伦给他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而此时的唐宁街10号更像是火山口。意识到一味信奉自由主义是种很傻逼的行为。战时的丘吉尔政府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放弃了原有的自由主义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公共事务管理。让人称叹的是，丘吉尔首相治下的英国在纳粹的狂轰滥炸中，医药和食品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竟然没有让霍乱、伤寒之类瘟疫再度袭扰伦敦。 

战时的丘吉尔政府，放下党派利益将全英国优秀的人才都吸引进政府，工党和自由党中的杰出人才亦在期间。1941年8月，在丘吉尔冒险穿越大西洋和罗斯福签订《大西洋宪章》的同时，英国启动了进行一项大胆的研究，负责人是担任卫生部长的工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和担任牛津大学教授的自由党精英威廉·贝弗里奇 (William Beveridge)，他们的成果就是后来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

第二次首相的当选则更加充分展现了丘吉尔的睿智，他吸取了中间被工党夺取政权的教训，强化国家在税收之外的经常性收入渠道的建设，提高国民社会福利，促进殖民地自治降低军费支出。浅薄的传媒更习惯于记录《国家卫生服务法》和NHS体系创建的签字人是英国工党首相爱得利，但是历史和英国民众皆铭刻于心，英国大众的高福利生活源于聪明而又好心眼儿的丘吉尔首相。 

当丘吉尔再次离任的时候，英国的国有企业在钢铁、造船、航空、电子、化工、能源和医药卫生领域仍然占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留下了基于英国、英联邦和欧洲盟国构建“三环外交”。然而，丘吉尔也留下一个难题：大英帝国财政收入日益入不敷出。在丢失大片殖民地的经济收益，特别后来失去了苏伊士运河，伊朗和沙特油田的控制权之后，英国政府依然维持着庞大开支奢靡不减。 

60年代中期，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采取了退出殖民地，货币贬值和提高企业国有化等正确手段，然而也种下了另一个祸根：为了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而接受其要求，英国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和开支，以配合美国的对抗苏联和全球军事战略部署。而没有像戴高乐执政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那样，缩减军事开支、向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出口和转让技术。

自由和他妈的毒药（自由也是一剂毒药）

1964~1979年，工党主导了英国的发展大权，在此期间保守党爱德华·希思短暂执政对工党的摇摆政策作了修正。譬如在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推进之下，英国加入欧共体，提升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启动增值税改革，进而获得大批出口订单。然而希思的大意让出了首相和党魁的宝座，让所有美好的可能性变成猜想。所谓高福利+高失业率+高通胀“英国病”的背后，其国民社会医疗保障支出比例已经逐渐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1979年，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给大英帝国吃下了一副药，学名叫做新自由主义。简单的说：政府要躲进中世纪的威斯敏斯大教堂，安心的做个主教并统领好骑士，管好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疆域安全。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比如经济、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由大家自由去选择，至于国有企业能卖掉的就全卖掉，政府不操这个心。 

工人阶级不听话，搞他！阿根廷军政府浑水摸鱼，搞他！北爱尔兰捣乱，搞他！前苏联邪恶，搞他！萨达姆不乖，打他！汽车产品不赚钱，停掉！煤矿事故连连，停掉！钢铁企业污染大，停掉！造船行业不景气，关闭！1991年撒切尔夫人告别政坛的时候，国有企业成分在GDP中占比不到1%，制造业的GDP占比甚至低于瑞士。 

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自称是丘吉尔的粉丝，执政之后做的所有事情都在致力于摧毁丘吉尔建立的一切。在她执政的日子里，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经济的翘楚，意大利和法国在呻吟中闷声发大财。美国人开出的这个叫做新自由主义的大力丸，有两个著名的兽医喂给了自己的国家：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

撒切尔夫人削减公共开支的刀子，没有伸向军费开支和官老爷们的口袋，而是插入了教育和医疗。撒切尔夫人的医疗体制改革的准则是，通过国有医院私有化和支持私有化医院的发展，来建立“内部市场”实现自由竞争，让国民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接受服务，从而降低政府和民众的医疗支出，同时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医疗卫生产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在这一领域实现自由竞争只是“杂货店西施”的一厢情愿。 

“撒切尔主义”三场重大胜利，战胜阿根廷、瓦解前苏联、强势英镑帮伦敦金融城成功给大英帝国带来的荣光，让后人启动经济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都变得举步维艰。1997年，当保守党结束连续18年的统治地位时，英国经济在索罗斯金融大鳄的眼里已经变得不堪一击。

凭借着NHS改革蓝本对选民的吸引，工党重新获得了英国的执政权。1997~2007年，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打了三场靡费千亿英镑的战争之后，布莱尔(Tony Blair)政府发现不单没有完成对NHS的改革，还顺着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思想错失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先机。 

现代资本主导下的私营医疗机构，修个假牙、割个双眼皮或者为高端人群提供私人医生服务还能胜任。如果有人试图让他们去服务大众医疗需求，乃至为全社会战胜大的流行瘟疫，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包藏祸心。“撒切尔-梅杰-卡梅伦”SMC组合留给鲍里斯·约翰逊的遗产是一个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记

中国是否会派出医疗队援助英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你无法帮助以自由为生命(打肿脸充胖子)且以此为荣(不负责任)的人。这就是瘟疫中的英国，这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英国。 

至于居住在伦敦的某个朋友或许不需要我的祈福，让上帝关照他的健康，而是给他一份恶毒、美好的英式祝福更妥帖：希望他那个富有情妇的丈夫在这次瘟疫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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