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醉酒救灾,国家紧急权黄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尤一唯】

西日本地区罕见的暴雨已造成超过158人死亡、72名失踪和2.5万多名居民被迫避难(截至7月10日)。此次雨灾灾区遍及西日本12个府县,灾区之广可以与2011年的日本地震相提并论,是日本平成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水灾。

受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西日本地区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遭受暴雨和台风的侵袭,但不同于难以预料的地震,在气象学发达的今日,异常的暴雨大体还是可以被预测并事先做出预防。因此此次日本的水灾与其说是场天灾,不如说是一场人祸。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失败的救灾应对便是这场人祸的根源。

无视警告,醉酒救灾

在此次水灾发生前的7月5日,日本气象厅便举办紧急记者见面会,警告在6日部分地区将会有超强暴雨,并在下午5点发出严重警告。日本内阁府根据灾害防治的标准作业程序(SOP)召开相关省厅灾害警戒会议,并于当夜对15万人发出了避难指示。

即便如此,气象厅的警告并未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当天夜里安倍首相和自由民主党中坚干部在东京赤坂的议员宿舍内举办了同党议员的宴会“赤坂自民亭”。自民党内各位大佬和内阁主要成员纷纷到齐,仿佛是安倍为9月总裁选举的继续连任提前举办的庆功宴。

致命的是,除了安倍本人和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之外,安倍内阁的灾害应对专家、本该身处防灾一线的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也缺席防灾工作而参与宴会。这三人的缺席直接导致了日本政府防灾工作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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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负责人西村在雨灾当晚的推特

西村当晚显然在宴会上玩嗨了,他在推特上兴致勃勃地写道:“许多议员被问是喝安倍总理带来的獭祭酒(山口名酒)还是喝岸田政调会长带来的茂鹤酒(广岛名酒),虽然大家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两瓶都喝了。然后和两位合照。自民党真好啊哈哈。”

小喝怡情,大喝伤身,身为政治家喝高了耽误国事显然不妥,延误救灾更是不负责任。不过因为安倍内阁对防灾的懈怠,他最爱的獭祭酒酒厂被暴雨冲垮,酒厂损失30多万瓶獭祭并将停产数月,这下安倍怕是要有段日子没好酒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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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觥筹交错,一边是水漫金山

暴雨的严重显然超出了日本政府事先的预想,从6日凌晨开始灾情进一步恶化,同日受灾严重的5府县向中央政府提请派遣自卫队救灾。但日本首相和防卫省负责人可能是前一天喝多了,在主要负责人缺席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只能放任水灾肆虐。就在日本政府不作为的档口,7月6日夜间广岛县的暴雨引发了滑坡并造成了众多平民的伤亡。

安倍首相在7日上午10点终于召开了有关暴雨对策的相关阁僚会议,不过会议在15分钟内草草结束,安倍并未提出具体的灾害应对政策,也未在会议中决定设置非常灾害对策本部。此后不知是否因为前日美酒的后劲未消,会议中一脸疲态的安倍首相在上午11点49分立刻返回了自己家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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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上午会议中一脸疲态的安倍首相

在安倍在家休息的7日深夜,冈山县仓敷市部分城区因为河流泛滥几乎全城被淹,同时爱媛县多地居民不断向政府发出救灾请求。直到8日上午8点,安倍首相似乎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设置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


众所周知救灾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这时距离一开始的暴雨已经过去两天,救灾的黄金72小时也所剩无多。救灾经验丰富的日本在一场水灾面前倒下,安倍内阁的责任无从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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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网友整理的安倍救灾对策时间表,期间似乎有长时间的“醒酒期”

为亡羊补牢,安倍立刻取消了本预定于11日-18日的外访行程,并决定于11日视察灾区冈山县。虽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日本主流媒体并未对安倍的救灾对策提出批评,当晚与会的议员也纷纷表示暴雨实属意外并推卸责任,但日本民众对于安倍醉酒耽误救灾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安倍面对紧急灾害时的拙劣表现为他在9月即将举办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连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此次救灾的拙劣表现或许还葬送了安倍的另外一项政治目标。

紧急大权和救灾

众所周知,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脱离战后体制是安倍首相个人的政治理想。高举修宪旗帜的安倍提出的现实性方案是将自卫队条款加入宪法,但自从安倍提出这一修宪方案以来,一直未得到民众以及联合执政的公民党的认同。自卫队入宪看似无望,因此容易被民意相对忽视的“国家紧急权”(也被称为紧急事态条项)的创设,这一修宪方向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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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卫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联合军演(图/东方IC)

安倍自己也曾多次指出除了自卫队入宪这一方案之外,国家紧急权的创设也是应有的修宪方案之一。由于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再加之日本社会对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以及2012年三·一一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件中政府应对的无能记忆犹新,再加之在临近东京奥运会之际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国家紧急权”的创设也并非毫无民意基础。

根据宪法学者的定义,所谓“国家紧急权”便是在战争、内乱、恐慌以及大规模自然灾害等非常时机为了维护国家生存而暂时停止宪法秩序(人权的保障和权力的分立)的非常措施。简而言之,便是在特殊时期向政府集权并限制民众权利。

虽然安倍首相在近一年来为了稳固有所下滑的支持度收回了对修宪的积极姿态,表现出了重视经济、外交的姿态,但在9月三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巩固政权之后他仍有可能再度提起修宪议题。而相比毫无人气的自卫队入宪方案,有一定民意支持基础的国家紧急权似乎也成了一个现实的修宪方向。那么安倍意欲加入宪法的国家紧急权对日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自民党在2012年提出的宪法草案在第九章特设一章写明“国家紧急权”。其中特别提及:“内阁总理大臣在我国因外部的武力攻击、内乱等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和因地震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紧急事态之下,在认为特别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经过内阁决议发表紧急事态宣言。”“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时,就该宣言中有关的在事态中为守护国民的生命、身体以及财产进行的举措,所有人根据法律规定,必须遵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关的指示。”


​自民党版的“国家紧急权”在许多宪法学家看来充满危险之处,尤其是对于确定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暧昧模糊,“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紧急事态之下”这一语句的插入,给了执政者无限扩大“国家紧急权”的空间。理论上政府可以以国家危机为借口通过“国家紧急权”打破三权分立的界限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成立一个超级政府。

紧急状态往往让政治领导人产生对集权、独裁的渴望,自民党版的国家紧急权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希特勒利用魏玛共和国宪法中类似的条款漏洞集大权于一身的历史。但进入平成年代以来日本天灾人祸不断、政局不稳、经济停滞,民众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的不安全感也存在一种对强势领导人的渴望,安倍超长期内阁表现出的强势姿态也满足了日本民众这种普遍的想象,因此才有了民众对于国家紧急权创设的一定支持。

但此次醉酒救灾这一丑态使得安倍长期以来经营的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毁于一旦。安倍在此次救灾中的失败应对以及领导能力的不足显示了救灾并不能靠“国家紧急权”,而是要靠领导人对于紧急状况的即时、果断反应。安倍此次救灾的失败显然正在葬送他的另一个修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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