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的战术问题

新冠爆发之后，人们对湖北和武汉的应对充满抨击，除了领导责任外，最主要的是针对战术错误。

抗疫像保卫国家，不讲战术是不行的。小病小灾好比边界冲突，各地把自己的将士派上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镇守一方，这就是日常医院系统的事情。但瘟疫突袭的时候，就好比强敌的大规模突然袭击，分兵把守只是徒然消耗兵力，防线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在十月战争爆发时，驻守西奈的以军只有一个师，两个坦克旅没有意识到这是埃军的大规模全面进攻，还是像应对往日的越河摩擦一样，分兵增援巴列夫防线上的哨所，结果被打得七零八落，而运河防线依然失守。在新冠爆发初期，武汉各医院也是像日常运作一样，门诊急诊，按部就班，但很快就被潮水一样涌来的病人淹没了，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没有军队可以在平时就重兵驻守所有防线的。面对大规模突然袭击时，一旦判明敌情，首先要做的是巩固二线防线，并撤退一线孤军，保存实力。在撤不出来的时候，只有放弃，专注固守二线防御，把威胁封堵住，不让突破到纵深。等到增援上来之后，再行反攻。

同理，也没有国家、地区、城市可以把医院河医护力量建设到随时应对大规模瘟疫的状态。大规模瘟疫来袭的时候，只有首先封堵疫区，不使扩散。这当然是以公众利益为先，问题是这里有三个很不相同的公众群，各自的利益还可能是冲突的。

第一个公众群是疫区外的。对他们来说，首要任务是不让瘟疫突出疫区，所以把疫区封锁起来是第一要务。在理想情况下，应该等疫情彻底过去后才解封。

第二个公众群是疫区内的健康者。对他们来说，首要任务是离开疫区，避免被传染。

第三个公众群是疫区内的患者，对他们来说，首要任务是得到治疗，在疫区内还是疫区外不是太重要，但考虑到疫区内外医疗资源的压力，在疫区治疗外对自己更加有利。

对于国家来说，这三部分都是公众，在不同情况下，这三个选择都是合理的，但用错了，就要乱套。

抗疫和打仗一样，战术上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首先要把敌人孤立起来，把友军和敌人分离开来。

瘟疫突然来袭的时候，在理想情况下，应该把疫区内的健康者统统疏散，降低在疫区内扩大感染群的危险。但实际上做不到，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对所有健康者（实际上有部分为潜伏期患者）作出可靠鉴别，把疫情带出疫区的危险太大了。

在安全的前提下，把部分患者疏散到疫区外救护压力不大的医院，这也是孤立和抑制病疫的好办法。但这也有危险。对于这样高度传染性的病疫，地面交通难以确保病毒不会外传，对沿线人民的威胁太大了。实在要运送，只有空运，包括用直升机做机场到医院的搭接。但至少在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像现在这样的严格隔离、严防死守了。但这代价之大，已经有目共睹了。最大的坏处是：把疫区严格隔离，很多本来没有传染的健康者也被传染了，进一步加重疫区的医护负担。在这样的螺旋中，医护永远落后一步，太被动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一个打法？在武汉决定封城的1月23日，与其直接封城，不如分出一部分医护力量，对人口进行甄别。符合条件的，容许出城，但只有通过指定的交通工具，到指定的隔离地点，隔离14天之后才容许离开，投亲靠友。肯定会有带病毒者“漏网”，这需要目的地医院接手了。希望有措施可以保证，这样的出城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安全的，少量带病毒者就可以被外地的优势医护力量集中收治了。

最低限度，不能把轻症和疑似人员赶回家去自我隔离，这样扩散的危险太大了。所有有嫌疑的都要及早隔离。应该早早开辟众多中小型隔离设施，比如用停产工厂、学校、机关的礼堂、体育馆等。特大会馆好是好，但几千人聚集在一起，没病也得病了。大城市没有空间的，应该由国家疾控系统协调，征用附近城乡的设施。

与此同时，外地医疗队紧急集结，增援武汉，不能靠武汉自己的医护力量死命防守，更不能把武汉人民扔在禁闭区内听天由命。

这样的双管齐下可能达到分化疫情的作用？

现在这样，武汉成为一个超级“钻石王后”号，大量本来没有被传染的人也传染了。早早分出去几十、上百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话，武汉城内交叉感染也会降低。

封城到现在已经23天了。按照14天加路途计算，每天出来10万人，已经60-70万人“放行”了。这也是60-70万减少的潜在病源。

当然，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如果传染性特别剧烈，这60-70万人中大部分都是带病毒者，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由于严格的隔离和限行，武汉现在估计能传染的应该已经大部分中招了，疫情应该在“退潮”。现在再搞甄别放人已经意义不大了。但在未来的抗疫预案中，或许应该把这也作为选择之一？启用与否应该取决于对传染性的判断。如果烈度高但传染性较低，这是可以考虑的。反过来，就不宜考虑。与SARS和MERS相比，新冠的烈度（死亡率）不算高，但也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