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次传染病从头再来，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没针对微生物战的防御措施，也是要解决的问题。别忘了731部队的资料还在哪个国家手上。

根据公开新闻，核心问题应该是数据的采集错误，尤其是一段时间的0病例，导致不能人传人的结论，进而导致大悲剧。真正应该反思的，首先是错误数据如何产生的。否则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有情可原，罚酒三杯了。

还有一个官场规则必须要改：
假如一开始就发布隔离令，结果却发现病情并不严重，传染力也很低。那么禁令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如果一定要人背黑锅，最后的结局就是和这次一样：谁都不敢把话说死，谁都不愿发布禁令。官员要等科学家意见，科学家没有足够证据又不愿发表意见。

确实如此。第一批下去的专家组是罪魁祸首，不敢担责，给出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导致官员循规蹈矩做了。现在这批专家成了旁观者，政府官员成了背锅者。

其他争议颇多，有一条应该有共识。禁食禁用野生动物，这次要真正落实监管和责任人，对监管人员和违法人员和举报人员大幅度提高惩处和奖励标准。

专家提供意见，决策是领导的专属权力也是他的专属责任。什么时候也不是专家来背领导的责任。武汉市委如果本着量敌从宽的原则，提早采取一些有限的防控措施，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社会影响也很有限，但对于后来的疫情发展将起到决定性影响。可惜，直到今天武汉书记被撤职，当地市委也没跑赢过一次，一直都被疫情追着撵着，始终被动

过度迷信专家，忽视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不重视防疫，只想着治疗赚钱。这不光是武汉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什么都要等到明确依据出来就晚了！事关安全，肯定要往严重了考虑的，何况以前还有非典的例子在。在最初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出来的时候，就应该第一时间先把市场关闭了，然后跟踪可能的接触者。这时候做这些工作，其实花费不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如果关闭市场怕引起恐慌，那就随便编个理由，比如说该市场卫生不合格需要整顿，诸如此类，反正一开始没几个人知道有病毒的事，也不会恐慌到哪里去。舆论是要考虑，维稳也很需要，外宽则可，内里却是千万松不得的。当地政府或许认为，如果自己“兴师动众”的，结果啥事没有，上面一定会骂自己“小题大做”了吧？但是，如果“小题大做”的动机是为了千万武汉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就算有错，能错到哪里去？届时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就说当时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病毒，但为了对所有市民负责，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手段，现在证明是“虚惊一场”，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在此我代表武汉政府向所有武汉人民道歉。要真这么做这么说，相信还可以得到全体武汉人民的热烈支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考虑到的，还是自己的“帽子”，而不是老百姓。这才是这次疫情最大的问题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再复盘一下：病例出来了，专家也看过了，现在有两种可能，A、普通病毒，无足挂齿；B、病毒很厉害，传染性很大。那么在当时，谁都不知道是A还是B。领导面临选择了，如果选A，那就不管它，按一般医学手段处理即可。如果选B，那就必须要高度重视起来，采取一切当时可能想到的防控手段。但也正因为不知道答案究竟是A还是B，如果你选了A，但结果是B呢？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不用多说了。如果你选了B，但结果是A呢？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小题大做”，武汉经济与社会可能会受到一点冲击，相关领导可能会遭到上面的训斥，说你怎么搞的，听风就是雨没有一点点自己的判断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个两难的选择。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两难选择，怎么办？换个角度！在当时，既然无法从技术上确定是A还是B，那就不要纠结于医学概念，换个角度，选A，保的是自己的帽子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秩序；选B，保的是全体武汉人的生命健康。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哪个重要哪个次要？你怎么选？这就是最初的问题所在。

关键还是没把群众的利益放首位，把自己的仕途放首位了

这才是关键，决策靠什么？官员在其非专业领域更多是依靠专家所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