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依旧危机重重

按：此文是为一本中国近代医疗史书稿写的序文，书稿完成之日尚遥遥无期，现在因疫情，中医又被扯进舆论漩涡，故不再敝帚自珍，发出来以供批判。

1.

了解近代中国医学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是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从龃龉到对决的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的概念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医持强烈的批判立场。其中参与批判中医的人物不仅包括西医界的翘楚，连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化界的大师也涉入其间，而中医界人士自然起来辩驳反击。

在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中，双方最初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互相辩论，后逐渐升级爆发骂战，攻击方骂中医“非科学”、捍卫中医者的“愚昧无知”，曾留英的地质学家丁文江还曾写过一副颇有当今网络语言风格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丁文江

如果你了解当今网络上的骂战，会发现无论从秉持的观念到辩论的路数，甚至双方互相扣的大帽子，都在八十多年前基本演绎过一遍了。

直至1929年西医提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以行政方式废除中医，将中医的生存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这一提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中医药从业人员剧烈反弹。他们大规模组织抗议，各地请愿团体进京“上访”。由于考虑到诸多因素，政府最终撤销了“废止中医法案”。此后在国民政府统治的二十年里，废医提案时有出现，中医在国家行政和法律层面的地位虽未受到根本动摇，但也岌岌可危。而中医地位的坠落，至少在新式知识分子所掌控的公共舆论中，却已经是不可逆转。中医在许多新式报纸上的形象，甚至跟作法事画符的道士和尚已经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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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废除中医”运动的兴起，如果说是中医地位坠落的缘由,毋宁说是中医自身地位下降的结果；以长远的眼光看中医的衰落，自有其历史脉络和根源的。

从历史看，中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分为两块：宫廷与民间。至少在统治者的认知中，宫廷医学之外的民间医疗事业，其重要性并不是很高的。老子《道德经》曾讲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国大部分朝代在关乎芸芸众生健康的大众医疗事业上，都学习“圣人”的无为，极少当作国家政策去推广。只有在宋代，这个被一些学者推崇为最具有“近代”特色的朝代，有官办“惠民药局”一类的地方医疗政策，但此后元明清三朝，不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种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就连宋朝创立的地方医政也渐渐废弛，除了在一些“大疫”流行的灾难时期，政府有一些防疫救治的行动，但平常的医疗活动已经成为“纯民间”的事业了。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绝大多数读书人是以功名为最高追求目标，只有求之不得、又为生活所迫的时候才去习岐黄之术悬壶行医。因此民间的医生，除了极少数的儒医或世医，绝大部分是混迹草泽、行走江湖的郎中，这样的从医者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他们治疗方式常常将各种宗教、迷信元素混杂在一起。中医在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其实一直存在，这也是跟传统王朝对医疗行业管理的缺失分不开。

另一方面，随着清末西方势力的入侵，西方的医学和医疗体系开始传入中国。面对疾病，它们展现了跟传统中医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应对方式，它们不但改变中国人对人体构造和病理的认识，也重新塑造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医生与医生的关系，尤其关键的，是需要改造医疗事业中国家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1912年民国的建立是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一次伟大的政治实验。皇帝制度的废除，宫廷医学正式寿终正寝，宫廷医生和所谓的宫廷秘方“流落民间”。此外，建立西式的社会医疗体制也在民国时期逐渐成为国家重点推行的政策，西医的地位直线上升——更何况这个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个西医博士。

在这种国家大环境的变革中，中医的命运堪忧，1929年成功阻止“废止中医法案”的通过似乎只是苟延馋喘，许多人坚信它必将一步一步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说法，中医最好的归宿是送进博物馆。

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却并非如此。

与电话电报代替驿站传书，洋枪洋炮代替大刀长矛不同。中医这种传统的医疗手段至今也并未完全被西医代替，在西医西药已经占据中国医疗市场主流地位的今天，它的地位和顽强的生命力恐怕还是远远超出了当年提倡“废止”中医的知识分子的想象。

武侠小说常常有这样一种的桥段：主角跌入深谷，武林中人都认为其命丧黄泉。不想他不但活下来，还修炼出了一身武功，重出江湖又闯出一番天地。中医在近代的命运之跌宕起伏，其戏剧性也有得一比。

实际上，它是长达百年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严格说来，这个过程迄今为止尚未结束。在国家社会的大动荡与大变革中，中医为了生存，不仅努力不懈地向世人证明其价值，在不同制度下探寻适合的位置，而且中医自身的变革的程度，远超过其坚守的传统；有学者曾说，如果一百年前的中医师穿越到如今，恐怕也不敢将现在的中医认作自己的子孙。

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学院化、制度化。

3.

要讲述近现代中医的历史，必然不能无视当下的中西医之争。如前所述，当下的争论，尤其是在网络上，言辞并不比必八十多年前来得更平和。单就这个“中医西医”的用词，就会引起许多的攻击；医分中西有并列之意，这是许多宣称笃信“科学理性”的反中医者难以忍受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中医西医之分，只有“旧医与新医、地方医术与世界医学、传统医术与现代医学、非科学医术与医学科学”的高下之别，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医归为“医学”都很可疑，而只能称之为“医术”。这种看法并非完全的偏见，但本书依然坚持使用“中医西医”的称呼来定义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不仅是笔者对中医本身价值地位的坚持，更在于历史的写作方式，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尊重历史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名词和指称。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中医的攻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建构现代统一的医疗卫生体系过程中，对当时游离于国家“管制”之外的中医“野生”状态的不满，如1929年“废除中医案”的发起人余云岫就写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时移世易，在经历了长期的革新和脱胎换骨之后，中医纳入到现代中国医疗体系里，不仅各级综合医院都设立中医科，也进入了大学教育体系中，而国家针对中医的单独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最近也推出来了，于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

似乎已经柳暗花明了。但是，我们认为中医所面对的生存危机还远没有过去。

当前对于中医的质疑，更直面中医的核心——学理上的批判（当然也不排除有治疗失败所引起的个人恩怨，甚至医疗市场竞争对手的故意攻击），尤其集中于以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基本原则审视中医的经典理论，质疑中医中药的疗效。

对这些批评，我们并不会像某些中医捍卫者那样反应激烈，暴跳如雷；或是一概否定，反而给对方扣一个污蔑“国粹”的大帽子。这样都无助于中医的健康发展。

而且事实上，中医的“科学化”，是近代中医自我变革中重要的一环,例如行政等级最高的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也在2005年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既然你已经主动俯首称臣，那么继续接受科学原理的检视，理所当然；而且在前些年著名的“龙胆泻肝丸事件”中，一些中医界人士的表现在公众和舆论中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对于中医的形象和价值的维护实际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近些年在中医界内部，也围绕着中医学院的学生读不读中医经典进行过争论。争论的本质，其实也就在于当代的中医传承者，是接受“科学化”后的中医科班课程，还是应该像传统的中医医生一样，以学习经典，树立典范为诊治的基本出发点。

现在看来，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就好比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排斥反应，是越来越强烈了。

顺便提一下，与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西方对于临床医学的定义中，也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1977年，一位美国精神医学教授G·恩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应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即标志着西方医学界内部开始对于以科学“统一性”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医学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虽然坚持“科学性”依然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元素，但将医学限于“科学”藩篱之内的偏颇之见，以“科学”之名审判医学的进步与落后，已经不是西方学界的“尚方宝剑”了。

中医就算不是科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变革，也可称为一门学科。如此看来，当前中医学科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

而在医学实践面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国人对于现代科技在医疗事业中的支配地位（或曰霸权），接受度也越来越高，纵使有所非议，主要还是集中在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越高科技越贵。要清醒的认识到，纵使当前中医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但对于患者的个人选择来说，中医并非是完全不能取代的。

假如不能继续以坚持和蜕变为基本精神，不能在学理上寻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令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接受的一套解释和话语体系，若仅仅凭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或是笼统鼓吹中医治本，西医不治本一类的大法螺，想要以此说服人，那么中医的前景并不能让人完全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