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瘟疫及清谈误国

　　清谈又叫玄谈，因为清谈离不开'三玄'。 '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这种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朝中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其实这是十人对传统儒家经学的一个反动，因厌倦了传统僵化了的道德观和礼教的束缚，改而仰慕老庄一切任乎自然的思想，于是由此玄虚的言论，进而对放诞的行为也不以为非，最重要是品高心洁，至于能否救国济民，再不是他们关心的事。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士大夫既不满现实社会，偏又无能改变，更看破人世间种种丑恶诸事。至晋偏安江左，屡次北伐均无功而回，国业已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只能够从精神上找寻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清谈便是循老庄和佛门的思想找到归宿，离开残酷的现实，藉谈论各自领悟来的观点，剖析妙理，以寄托精神。

　　清谈并不止是一场讨论辨正、谈玄说理那般简单，而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和生活方武，且是一种奢靡、肆意妄为至极点的风尚，对礼教约束的反动变为矫枉过正，致放诞不羁、腐败透顶、节操堕落，令大晋政权走上穷途末路、苟延残喘的困境，高门大族本身的腐化更带来诸胡入侵的大祸。清谈风气的形成，令魏晋公卿，虽负国家重任，但只知空谈玄理，不顾实务，志气消沉，竞尚老庄的虚无，又纵情物欲，饮酒服药，生活败坏颓废。兵权因而旁落在寒门将帅手上。

　　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5000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因此说“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东汉末名医张仲景的家族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伤寒”瘟疫其实是由汉民族之大敌--匈奴引发。匈奴为汉帝国所败，遂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蛮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充满中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实与瘟疫有着重大关系。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

　　鲁迅注意到魏晋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这种见识比起他们所蔑视的鲁迅来实在太逊了。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