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马前卒马督工的一段话，对故宫事件有借鉴意义

这段话是马督工评价朝阳工业项目问题时说的，虽然事情不一样，但道理是相通的，都是权力和民众的关系问题。虽然马督工的意见有不少我不赞同，但这番话体现了马督工比其他左派更愿意思考
马督工原话：
两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确立了新的政治正确，就是普选制和人人平等。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正确很虚伪，执行起来依然是金钱说话，依然有潜规则。但客观上，它给了基层一定的参与感，通过选举这个仪式，让平民表达了观点，发泄了一定的怨气。然后政治精英再通过政治资金和专业的宣传团队操控选举，在赚钱的同时对抗民粹主义。

这个制度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客观上，它保证国家在工业化人口中有一定的权威，在普通人的潜意识里打造了合法性，能够应付政治危机。比如说前面提到工业国相对中国的高税率，比如说公务员的比例比中国高，警察、税务机关执法的力度比中国强，都是依托这套制度提供合法性，压制资本和反社会力量。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强行仿效这个制度，那是找死。大多数被美国灌输民主的国家都一团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选择这个制度，也不一定能避免所有问题，比如说乌克兰前些年的人均GDP还相当于中国沿海省份，现在已经连贵州青海都不如了。

但是如果完成了工业化，但还是不给基层开放参与政治的渠道，同时宣称西方那套是邪恶的东西，不可以学习，甚至不可以讨论。那这一套就真的会上升成普世价值，会在社会潜意识中成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大多数公务员和领导也信这一套。从目前来看，西方制度在中国的潜在合法性可能比在美国更强。我过去接触的许多干部，都喜欢私下说西方那套好。

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是在模仿这个合法性。一般来说，抗议者不代表大多数，要求也未必合理，比如说许多集资案的投资者。赚钱的时候没交税，也不听政府劝阻，亏了就堵路要政府负责。又比如许多手续合法，经过环评的项目，像厦门px事件，广东江门的核燃料工厂，许多地方的变电站、手机塔，也会被上街抵制。实际上，在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大多数人没有发声，少数人的抵制既浪费了经济资源，也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政府往往会屈从于这些不合理要求，就算不得不恢复公共秩序的时候，也总是不好意思下手，下手了也要封锁消息，像做贼一样。这说明，从官员到群众，再到全中国的网民，都认定政府的行为缺乏合法性授权，没法拿到台面上说。结果就是少数人以人民的名义谋求非法利益，反而舆论上占优势，比政府拥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想更深地干预经济，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获得工业人口的普遍认同，重建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需求要比西方国家还要强。因为欧美只需要保持当前地位，中国需要赶超，需要更深入的动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摧毁了许多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在工业化社会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动员力度越大，隐患就越多。

80年代的苏联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大学入学率超过20%，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经济增长率也不输西方。但是，苏联进步越快反而怨言越多。这时候某些干部觉得应该收紧制度，抵制西方影响，加大投资，恢复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人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的时候也基本赞同他们的看法，把中央换了一遍搞集权，也要集中资源搞投资，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但是呢，在一个人口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搞动员，还要维持前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激发巨大的矛盾。所以戈尔巴乔夫很快撞墙了，政策阻力越来越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做了个180度急转弯，全面照搬西方制度。

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履历，可以发现，虽然他提拔很快，但也有很多基层经验和执政经历，不能算是拍脑袋办事的干部。他的困惑在于，作为苏联全面工业化之后的第一个年轻领导人，他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旧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进退失措。

而且80年代苏联的对手也是列宁斯大林都没遇到过的敌人。80年代的西方不再是一个贵族公开专政的社会，资本主义经过世界大战和60年代的内部整合，重建了合法性。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再过20多年，美国就要选黑人当总统了，过去的许多意识形态短板都开始消失，再用老套路搞宣传，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反而会拉伤自己的肌肉。

所以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走，遇到阻力就把方向盘转180度试试。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机会主义没有好下场，但也必须承认，之前苏联的老路也不是办法。完成工业化以后，苏联执政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就算戈尔巴乔夫1986年死了，只要苏联领导人不肯正视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发展趋势，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搞动员，可以说衰退和解体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