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概要：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及费尔巴哈
拉跨羊
2020-01-14 22:09
作者与出处不详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出生于柯尼斯堡，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其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它提出了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和范畴，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
德国古典哲学[1]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当时西欧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德国也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由于德国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不统一，新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极为软弱，它虽然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却缺乏勇气和力量去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统治，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改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但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理论往往具有抽象的、思辨的形式。
德国古典哲学广泛吸收了以前哲学家[2]们的思想成果，对它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以R.笛卡尔和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学派、17～18世纪英法经验主义学派和启蒙运动学派、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和以G.E.莱辛为首的启蒙运动学派。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哲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一些新的重大哲学问题，把哲学思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康德是二元论者，费希特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费希特后来已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然而德国古典哲学又有其内在的首尾一贯的发展规律，康德开始了德国哲学的革命，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最后由黑格尔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完成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到了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同时也充分暴露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表明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已不可能继续前进了。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终结。
贯穿德国古典哲学整个发展过程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关于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几位哲学家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并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各有偏颇，陷于不同的片面性，无论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独断论”，或是D.休谟的怀疑论，都未能解决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因此应该寻找新的出发点，即在开始认识之前，应当首先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和认识的可能性。
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他称之为“自在之物”，亦即“本体”。这是他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身究竟是怎样，这在原则上是无法认识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由“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在我们心中产生的表象，即现象；而现象界却离不开人们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自己的创造物。这样，康德就在“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现象界，从而把思维和存在形而上学地割裂开，陷入了不可知论。从这种观点出发，康德建立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学说。在他看来，人的知识是由先天的知识形式和后天的感觉表象相结合而成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在他看来，哲学的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回答“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康德把认识分为 3个阶段：在感性的阶段上，人借助于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时间和空间，把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的混乱状态整理出秩序，使之成为时空中的现象；到了知性的阶段，人使用先天的知性的纯概念或范畴对感觉表象进一步加工整理，使之带有条理性和规律性，而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正的知识；知性的范畴只能用于整理由感性所提供的现象，人也只能认识现象。所以当人们不满足于知性所获得的知识而进入理性的阶段，试图超越现象界去认识“自在之物”，如灵魂、世界、上帝之类的东西时，就必然陷于自相矛盾而遭到失败。康德把思维和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无力去认识世界本身，人的认识不可能达到“自在之物”，认识的对象是借助人的主观意识、即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和范畴而构成的。
在他看来，带有普遍性、因果性的规律并非客观世界所固有，只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知性不是从自然界抽引出规律，而是为自然界制定规律。康德提出要根本推翻过去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与对象一致的假定，而应该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知识一致。这是用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人的认识，把自然界和人分隔了开来。特别是，康德限制知识的范围和贬低理性，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但是，在历史上，康德的认识论对于推翻过去陈旧的形而上学、驳斥宗教神学的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来说，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的一些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对后继者也富有启发性，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
费希特[3]是在康德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哲学的，但很快就对康德哲学感到不满，提出了自己的所谓“知识学”的哲学体系。费希特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从右面批判康德哲学。他否认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幽灵”。他也反对康德把思维和存在割裂开，而主张思维创造存在，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二者的统一。按费希特的说法，哲学的第 1个要求就是：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因为哲学所要谈的不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
因此，费希特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他的“知识学”的第1条基本原理就是“自我建立本身”。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它是唯一的实在，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而是自我产生、自我肯定的；第2条基本原理是“自我建立非我”。与“自我”相对而言，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是“非我”，“非我”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归根结柢是“自我”的创造物；第 3条基本原理是“自我建立本身和非我”。它把“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而达到了某种完全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东西决定的绝对主体、“绝对自我”。在这个阶段，“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得到了解决。这样，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就被理解为由“自我”本身产生的对立，最后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统一。费希特用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谢林开始是费希特哲学的信奉者，但随后转而对费希特采取批判态度。谢林反对康德在思维和存在之间划下不可超越的界线，但他认为像费希特那样把“自我”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至高无上的原则，主张一切从“自我”出发，把“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是一个错误。因为“自我”不能离开“非我”而存在，不能说“自我”产生“非我”；同样地，“非我”也不能离开“自我”而无条件地存在，也不能说是“非我”产生“自我”。他说，要真正解决“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就必须寻找一个超出于二者之上的最高的原则，它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里，“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都融合为一，没有任何差别；只有这种原始的无差别的同一才是真正的绝对。这就是谢林所提出的“同一哲学”。他企图用“同一哲学”去超越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实际上他所说的“绝对的同一性”仍是一个精神实体。
他明确地指出，这个“绝对的同一性”仍不外乎是“自我意识”。他只是用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代替了费希特的“自我”，以其作为世界的本原。尤其是，他把“绝对的同一性”说成是某种宇宙精神的特殊的无意识状态，认为它不是知识的对象，是“完全不能称谓的”、“绝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的”，而只能加以直观。因此，谢林的“同一哲学”还带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的因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完成。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建立起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对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作了他自己的回答。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把所谓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说成是第一性的永恒的本原，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外化为自然界，又通过进一步发展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后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身。他用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驳斥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由于他对康德的批判贯彻了辩证法，因此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黑格尔首先指出，康德企图在认识之前先考察认识能力是完全错误的，正如要求人们在学会游泳以前切勿下水一样可笑。
黑格尔认为，只有在认识过程中才有可能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因为考察认识能力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认识活动了。在他看来，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就是思想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从更加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反驳了康德对思维和存在的割裂。黑格尔特别有力地批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指责它是“不真实的、空洞的抽象”，因为它摆脱了一切规定，所以就等于“无”。他反对康德把现象同“自在之物”绝对地隔离开，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本质表现在现象中，而现象则是本质的显现。认识了现象也就可以进而认识现象的本质，因此所谓 “自在之物” 是可知的。
黑格尔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是深刻的。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所能说的，对驳斥这种错误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都已经由他说过了。黑格尔对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观点也进行了批判。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自我”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和自发的活动，而仍然需要来自外界的“非我”的刺激，才能达到自觉，因此并不能真正克服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也对谢林的“绝对的同一性”感到不满，指出这种取消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一切差别的“绝对”，只不过是“空洞无物”，正如在夜间观牛、一切皆黑一样。黑格尔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已的哲学体系，但他的体系同时又是从康德、费希特、谢林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出发的，并且吸收了他们的思想成果。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表述了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即“实体就是主体”。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绝对”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和基础的“绝对理念”，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通过自我运动辩证地发展的。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无非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和不断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从时间上或是从逻辑上说，都是理念、精神在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则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对这一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的描述，它从精神、纯思维开始，经过自身发展而转化为物质世界、存在，然后又回到精神、思维。与此相应，黑格尔的体系包含“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3部分，论述了精神发展的3个基本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逻辑学”是哲学知识或科学本身，是研究绝对理念本身的发展的，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真正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应用逻辑学”。
在逻辑阶段，自然界和人类都还没有出现，“绝对理念”只是作为抽象的纯思维、纯概念而存在和发展着，它的自我运动表现为一个概念、范畴向另一个概念、 范畴的过渡和转化，从 “有”经过“本质” 而达到 “概念”。到自然阶段，“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采取了感性事物的形式，依次经过“机械性”、“物理性”、“有机性”，最后出现了人，于是就进入了精神阶段。在自然中，精神堕落为物质，“绝对观念”处于同自已格格不入的外在的形式下。由于人的出现，“绝对观念”才重新以适合于自身的精神形式表现出来。
精神阶段也分为3个小阶段：“主观精神”指的是个人意识；“客观精神”是指社会意识，包括法律、道德、伦理；“绝对精神”则是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最后彻底认识了自己，认识到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而展现的全部丰富内容原来只是精神自身的产物。黑格尔用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建立的这个庞大的体系，把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各种形态都包括在内，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是主体建立客体而又把客体据为己有的过程。黑格尔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问题。
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但是，到30年代末，黑格尔学派发生解体，分裂为右派、中派和左派。其中黑格尔左派用激进的观点去解释黑格尔哲学，并开始对某些原理提出怀疑。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费尔巴哈坚决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物质世界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并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而人的认识、思维则是客观世界在头脑里的反映。在他看来，物质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费尔巴哈还有力地驳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形式，规律性和因果性也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的产物。特别重要的是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登峰造极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它是近代哲学的完成。
因此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意味着对整个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他抓住哲学的基本问题，深刻地揭露黑格尔哲学的错误实质，认为它根本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指出，黑格尔错误地把精神、思维看成是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并进而颠倒本末，把自然界和人都说成是从精神、思维中产生出来的。这种从精神推出自然、从抽象的东西推出现实东西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但这正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所在。
与黑格尔相反，费尔巴哈提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这样，费尔巴哈就从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费尔巴哈还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同对宗教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用无神论的观点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指出它们二者是互相支持的同盟者，是一对双生子。他认为，黑格尔的 “绝对理念” 就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无非是转化为哲学的神学，是“理性化了的有神论”。
因此，费尔巴哈尖锐地提出，要抛弃神学，首先必须抛开黑格尔哲学，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虽然击中要害，但却把它连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起抛弃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也带有人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他认为只有自然和人才是真实的存在，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正体现为人的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他的哲学以人作为核心，称为“人本学”。但他所理解的人主要是生物学、生理学上的自然的人，是脱离具体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仍然未能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因此，列宁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辩证法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最详尽而全面的探究，虽然这种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反对把世界看作固定不变、没有矛盾的东西，而把它理解为具有矛盾发展的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长期以来统治人们头脑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这一哲学革命的带头人康德早在“前批判时期”所写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就提出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认为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因此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
这就动摇了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观点，在主张宇宙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而为辩证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后来康德主要探讨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提出“先验逻辑”作为普通的形式逻辑之上的逻辑的高级形式，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12个范畴并将其分成4组，每组3个范畴，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联系，他多少已经猜测到每组中第 3个范畴是前两个对立范畴的综合。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理性企图去认识“自在之物”时，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即所谓“二律背反”的学说，揭示出人的思想认识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并且探讨了像有限与无限、简单与复杂、必然与自由等概念之间的矛盾，刺激了以后辩证思维的发展。
辩证法在费希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费希特承认矛盾对立是发展的必然环节，“自我”必须要设立自己的对立面“非我”，才能存在和发展，并通过矛盾斗争而达到新的更高的统一。他明确地提出了正、反、合的辩证法，作为发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费希特着重探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他强调“行动”，认为“自我”不仅是认识着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行动着的主体，因为行动才是生存的目的。在他看来，主体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理论认识”，而且表现为“自我”凭自己主动的力量去克服“非我”的“实践活动”，“自我”就是“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费希特的这些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思维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基本立场，他所说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实践活动，始终只是自我意识范围内的活动，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因此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只是被他抽象地发展了。
谢林哲学中也有不少辩证因素，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对象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正是矛盾的对立面构成对象自身的同一。例如，“自我”不是如费希特所说的那样去设立“非我”，而是本身之中就含有自己的对立物“非我”，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而“自我”的一切活动就是由这种矛盾出发的。谢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认为这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他还用辩证的观点去解释象自由和必然那样的重要哲学范畴，指出它们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辩证地同一的，即“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但是，谢林哲学就其总体来说以无差别的“绝对的同一性”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他的辩证法思想只是在整个形而上学的体系允许的有限范围内活动。
辩证法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只是到了黑格尔，才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作了充分的、全面的阐述，把它作为系统的、自觉的思维方法和客观的发展规律。黑格尔明确地指出，辩证法是推动实在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原则，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灵魂。在哲学史上，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力求给以普遍的应用。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描写为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序列，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关于整个世界的辩证发展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统治，其真实意义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黑格尔以辩证发展的思想为基础，探讨和论证了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特别着重阐述了矛盾学说。他责备康德对世界采取一种“温情主义”的态度，误认为矛盾不属于对象，而只属于理性本身。在他看来，矛盾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黑格尔还强调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泉源，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他说，事物只因为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否则它就不是活生生的统一体。矛盾和同一也不是根本对立的，毋宁说矛盾是从同一转化而来的，同一本身就孕育着矛盾，因此在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黑格尔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对以往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许多哲学概念和范畴，都作了新的辩证的解释。如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有与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自由与必然等等。黑格尔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把真理和人的认识看做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并且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思想。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也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强调主体的积极能动作用，这表现为主体从自身中树立起对立面，自身分裂为二，异化为客体，然后又克服和扬弃这种异化，征服客体。所以他指出，人不仅要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宰制”世界。在理论活动中，人研究世界，获得知识，以纠正自己的主观片面性；在实践活动中，人要按自己的观念“陶铸锻炼”世界，认识就是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统一。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所说的矛盾辩证发展的主体始终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世界。因此，他只是在观念的辩证法中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他不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引出辩证法规律，而是把辩证法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这就把辩证法头脚倒置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保守的体系发生着经常的矛盾，这种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矛盾。辩证法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绝对真理，而黑格尔的体系则要求设立一个发展的终点，似乎到了绝对精神的阶段，特别是在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中，精神就完成了自我认识的运动而达到绝对真理，一切发展也就此完结了。这样，在他的保守体系的重压下，辩证法终于被窒息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需要对它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改造。但费尔巴哈在这方面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根本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因此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起来的。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他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他们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德国古典哲学对以后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但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完全不能正确地分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华和糟粕。他们曲解或根本抛弃辩证法，着重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及一切神秘和保守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者O.李普曼、F.A.朗格、H.柯亨、P.纳托尔普、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人，出现于19世纪末的新黑格尔主义者F.H.布拉德雷、B.鲍桑葵、B.克罗齐、R.克罗纳等人，都是直接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从右面来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一些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例如法国哲学家科热夫、伊波利特用存在主义去曲解黑格尔，力图把黑格尔哲学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仅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放映，它在哲学史上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就是集大成的思想。康德的批判哲学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总结，黑格尔对以往的哲学体系的总结，都标志着西方哲学一次大飞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出生于柯尼斯堡，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其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它提出了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各种重大问题和范畴，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
德国古典哲学[1]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当时西欧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德国也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由于德国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不统一，新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极为软弱，它虽然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却缺乏勇气和力量去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统治，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改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表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但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理论往往具有抽象的、思辨的形式。
德国古典哲学广泛吸收了以前哲学家[2]们的思想成果，对它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以R.笛卡尔和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学派、17～18世纪英法经验主义学派和启蒙运动学派、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和以G.E.莱辛为首的启蒙运动学派。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哲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一些新的重大哲学问题，把哲学思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康德是二元论者，费希特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费希特后来已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然而德国古典哲学又有其内在的首尾一贯的发展规律，康德开始了德国哲学的革命，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最后由黑格尔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完成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到了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同时也充分暴露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表明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已不可能继续前进了。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终结。
贯穿德国古典哲学整个发展过程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关于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几位哲学家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并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各有偏颇，陷于不同的片面性，无论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独断论”，或是D.休谟的怀疑论，都未能解决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因此应该寻找新的出发点，即在开始认识之前，应当首先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和认识的可能性。
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他称之为“自在之物”，亦即“本体”。这是他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本身究竟是怎样，这在原则上是无法认识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由“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在我们心中产生的表象，即现象；而现象界却离不开人们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自己的创造物。这样，康德就在“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现象界，从而把思维和存在形而上学地割裂开，陷入了不可知论。从这种观点出发，康德建立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学说。在他看来，人的知识是由先天的知识形式和后天的感觉表象相结合而成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在他看来，哲学的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回答“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康德把认识分为 3个阶段：在感性的阶段上，人借助于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时间和空间，把自在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的混乱状态整理出秩序，使之成为时空中的现象；到了知性的阶段，人使用先天的知性的纯概念或范畴对感觉表象进一步加工整理，使之带有条理性和规律性，而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正的知识；知性的范畴只能用于整理由感性所提供的现象，人也只能认识现象。所以当人们不满足于知性所获得的知识而进入理性的阶段，试图超越现象界去认识“自在之物”，如灵魂、世界、上帝之类的东西时，就必然陷于自相矛盾而遭到失败。康德把思维和存在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无力去认识世界本身，人的认识不可能达到“自在之物”，认识的对象是借助人的主观意识、即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和范畴而构成的。
在他看来，带有普遍性、因果性的规律并非客观世界所固有，只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知性不是从自然界抽引出规律，而是为自然界制定规律。康德提出要根本推翻过去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与对象一致的假定，而应该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知识一致。这是用先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人的认识，把自然界和人分隔了开来。特别是，康德限制知识的范围和贬低理性，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但是，在历史上，康德的认识论对于推翻过去陈旧的形而上学、驳斥宗教神学的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来说，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的一些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对后继者也富有启发性，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
费希特[3]是在康德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哲学的，但很快就对康德哲学感到不满，提出了自己的所谓“知识学”的哲学体系。费希特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从右面批判康德哲学。他否认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幽灵”。他也反对康德把思维和存在割裂开，而主张思维创造存在，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二者的统一。按费希特的说法，哲学的第 1个要求就是：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因为哲学所要谈的不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
因此，费希特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他的“知识学”的第1条基本原理就是“自我建立本身”。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它是唯一的实在，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而是自我产生、自我肯定的；第2条基本原理是“自我建立非我”。与“自我”相对而言，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是“非我”，“非我”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归根结柢是“自我”的创造物；第 3条基本原理是“自我建立本身和非我”。它把“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而达到了某种完全无条件的、不受任何东西决定的绝对主体、“绝对自我”。在这个阶段，“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得到了解决。这样，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就被理解为由“自我”本身产生的对立，最后又在“绝对自我”中得到统一。费希特用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谢林开始是费希特哲学的信奉者，但随后转而对费希特采取批判态度。谢林反对康德在思维和存在之间划下不可超越的界线，但他认为像费希特那样把“自我”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至高无上的原则，主张一切从“自我”出发，把“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是一个错误。因为“自我”不能离开“非我”而存在，不能说“自我”产生“非我”；同样地，“非我”也不能离开“自我”而无条件地存在，也不能说是“非我”产生“自我”。他说，要真正解决“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就必须寻找一个超出于二者之上的最高的原则，它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里，“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都融合为一，没有任何差别；只有这种原始的无差别的同一才是真正的绝对。这就是谢林所提出的“同一哲学”。他企图用“同一哲学”去超越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但实际上他所说的“绝对的同一性”仍是一个精神实体。
他明确地指出，这个“绝对的同一性”仍不外乎是“自我意识”。他只是用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代替了费希特的“自我”，以其作为世界的本原。尤其是，他把“绝对的同一性”说成是某种宇宙精神的特殊的无意识状态，认为它不是知识的对象，是“完全不能称谓的”、“绝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的”，而只能加以直观。因此，谢林的“同一哲学”还带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的因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完成。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哲学思想，建立起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对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作了他自己的回答。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把所谓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说成是第一性的永恒的本原，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外化为自然界，又通过进一步发展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后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身。他用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驳斥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由于他对康德的批判贯彻了辩证法，因此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黑格尔首先指出，康德企图在认识之前先考察认识能力是完全错误的，正如要求人们在学会游泳以前切勿下水一样可笑。
黑格尔认为，只有在认识过程中才有可能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因为考察认识能力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认识活动了。在他看来，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也就是思想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从更加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反驳了康德对思维和存在的割裂。黑格尔特别有力地批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指责它是“不真实的、空洞的抽象”，因为它摆脱了一切规定，所以就等于“无”。他反对康德把现象同“自在之物”绝对地隔离开，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有着辩证的联系，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本质表现在现象中，而现象则是本质的显现。认识了现象也就可以进而认识现象的本质，因此所谓 “自在之物” 是可知的。
黑格尔对康德不可知论的批判是深刻的。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所能说的，对驳斥这种错误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都已经由他说过了。黑格尔对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观点也进行了批判。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自我”并不是真正地自由和自发的活动，而仍然需要来自外界的“非我”的刺激，才能达到自觉，因此并不能真正克服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也对谢林的“绝对的同一性”感到不满，指出这种取消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一切差别的“绝对”，只不过是“空洞无物”，正如在夜间观牛、一切皆黑一样。黑格尔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已的哲学体系，但他的体系同时又是从康德、费希特、谢林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出发的，并且吸收了他们的思想成果。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表述了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即“实体就是主体”。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绝对”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和基础的“绝对理念”，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通过自我运动辩证地发展的。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无非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展开和不断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从时间上或是从逻辑上说，都是理念、精神在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则是后来发展出来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对这一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的描述，它从精神、纯思维开始，经过自身发展而转化为物质世界、存在，然后又回到精神、思维。与此相应，黑格尔的体系包含“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3部分，论述了精神发展的3个基本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逻辑学”是哲学知识或科学本身，是研究绝对理念本身的发展的，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真正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应用逻辑学”。
在逻辑阶段，自然界和人类都还没有出现，“绝对理念”只是作为抽象的纯思维、纯概念而存在和发展着，它的自我运动表现为一个概念、范畴向另一个概念、 范畴的过渡和转化，从 “有”经过“本质” 而达到 “概念”。到自然阶段，“绝对理念”外化为自然，采取了感性事物的形式，依次经过“机械性”、“物理性”、“有机性”，最后出现了人，于是就进入了精神阶段。在自然中，精神堕落为物质，“绝对观念”处于同自已格格不入的外在的形式下。由于人的出现，“绝对观念”才重新以适合于自身的精神形式表现出来。
精神阶段也分为3个小阶段：“主观精神”指的是个人意识；“客观精神”是指社会意识，包括法律、道德、伦理；“绝对精神”则是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最后彻底认识了自己，认识到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而展现的全部丰富内容原来只是精神自身的产物。黑格尔用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建立的这个庞大的体系，把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各种形态都包括在内，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是主体建立客体而又把客体据为己有的过程。黑格尔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问题。
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但是，到30年代末，黑格尔学派发生解体，分裂为右派、中派和左派。其中黑格尔左派用激进的观点去解释黑格尔哲学，并开始对某些原理提出怀疑。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费尔巴哈坚决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他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物质世界是客观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并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而人的认识、思维则是客观世界在头脑里的反映。在他看来，物质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费尔巴哈还有力地驳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形式，规律性和因果性也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的产物。特别重要的是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登峰造极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它是近代哲学的完成。
因此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意味着对整个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他抓住哲学的基本问题，深刻地揭露黑格尔哲学的错误实质，认为它根本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指出，黑格尔错误地把精神、思维看成是一种脱离人脑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并进而颠倒本末，把自然界和人都说成是从精神、思维中产生出来的。这种从精神推出自然、从抽象的东西推出现实东西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但这正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所在。
与黑格尔相反，费尔巴哈提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这样，费尔巴哈就从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费尔巴哈还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同对宗教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用无神论的观点揭露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指出它们二者是互相支持的同盟者，是一对双生子。他认为，黑格尔的 “绝对理念” 就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无非是转化为哲学的神学，是“理性化了的有神论”。
因此，费尔巴哈尖锐地提出，要抛弃神学，首先必须抛开黑格尔哲学，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虽然击中要害，但却把它连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起抛弃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也带有人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他认为只有自然和人才是真实的存在，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正体现为人的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他的哲学以人作为核心，称为“人本学”。但他所理解的人主要是生物学、生理学上的自然的人，是脱离具体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仍然未能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因此，列宁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辩证法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最详尽而全面的探究，虽然这种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反对把世界看作固定不变、没有矛盾的东西，而把它理解为具有矛盾发展的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长期以来统治人们头脑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这一哲学革命的带头人康德早在“前批判时期”所写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就提出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认为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因此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
这就动摇了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观点，在主张宇宙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而为辩证的自然观开辟了道路。后来康德主要探讨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问题，提出“先验逻辑”作为普通的形式逻辑之上的逻辑的高级形式，含有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12个范畴并将其分成4组，每组3个范畴，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联系，他多少已经猜测到每组中第 3个范畴是前两个对立范畴的综合。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理性企图去认识“自在之物”时，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即所谓“二律背反”的学说，揭示出人的思想认识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并且探讨了像有限与无限、简单与复杂、必然与自由等概念之间的矛盾，刺激了以后辩证思维的发展。
辩证法在费希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费希特承认矛盾对立是发展的必然环节，“自我”必须要设立自己的对立面“非我”，才能存在和发展，并通过矛盾斗争而达到新的更高的统一。他明确地提出了正、反、合的辩证法，作为发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费希特着重探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他强调“行动”，认为“自我”不仅是认识着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行动着的主体，因为行动才是生存的目的。在他看来，主体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理论认识”，而且表现为“自我”凭自己主动的力量去克服“非我”的“实践活动”，“自我”就是“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费希特的这些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思维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基本立场，他所说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实践活动，始终只是自我意识范围内的活动，而不是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因此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只是被他抽象地发展了。
谢林哲学中也有不少辩证因素，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对象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正是矛盾的对立面构成对象自身的同一。例如，“自我”不是如费希特所说的那样去设立“非我”，而是本身之中就含有自己的对立物“非我”，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而“自我”的一切活动就是由这种矛盾出发的。谢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认为这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他还用辩证的观点去解释象自由和必然那样的重要哲学范畴，指出它们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辩证地同一的，即“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但是，谢林哲学就其总体来说以无差别的“绝对的同一性”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他的辩证法思想只是在整个形而上学的体系允许的有限范围内活动。
辩证法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只是到了黑格尔，才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作了充分的、全面的阐述，把它作为系统的、自觉的思维方法和客观的发展规律。黑格尔明确地指出，辩证法是推动实在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原则，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灵魂。在哲学史上，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力求给以普遍的应用。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描写为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序列，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关于整个世界的辩证发展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统治，其真实意义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黑格尔以辩证发展的思想为基础，探讨和论证了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特别着重阐述了矛盾学说。他责备康德对世界采取一种“温情主义”的态度，误认为矛盾不属于对象，而只属于理性本身。在他看来，矛盾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黑格尔还强调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泉源，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他说，事物只因为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否则它就不是活生生的统一体。矛盾和同一也不是根本对立的，毋宁说矛盾是从同一转化而来的，同一本身就孕育着矛盾，因此在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黑格尔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对以往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许多哲学概念和范畴，都作了新的辩证的解释。如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有与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自由与必然等等。黑格尔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把真理和人的认识看做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并且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思想。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也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强调主体的积极能动作用，这表现为主体从自身中树立起对立面，自身分裂为二，异化为客体，然后又克服和扬弃这种异化，征服客体。所以他指出，人不仅要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宰制”世界。在理论活动中，人研究世界，获得知识，以纠正自己的主观片面性；在实践活动中，人要按自己的观念“陶铸锻炼”世界，认识就是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统一。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所说的矛盾辩证发展的主体始终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世界。因此，他只是在观念的辩证法中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他不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引出辩证法规律，而是把辩证法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这就把辩证法头脚倒置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保守的体系发生着经常的矛盾，这种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矛盾。辩证法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绝对真理，而黑格尔的体系则要求设立一个发展的终点，似乎到了绝对精神的阶段，特别是在黑格尔本人的哲学中，精神就完成了自我认识的运动而达到绝对真理，一切发展也就此完结了。这样，在他的保守体系的重压下，辩证法终于被窒息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需要对它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改造。但费尔巴哈在这方面却完全无能为力，他根本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因此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起来的。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宣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他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他们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德国古典哲学对以后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但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完全不能正确地分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华和糟粕。他们曲解或根本抛弃辩证法，着重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及一切神秘和保守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者O.李普曼、F.A.朗格、H.柯亨、P.纳托尔普、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人，出现于19世纪末的新黑格尔主义者F.H.布拉德雷、B.鲍桑葵、B.克罗齐、R.克罗纳等人，都是直接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从右面来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一些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例如法国哲学家科热夫、伊波利特用存在主义去曲解黑格尔，力图把黑格尔哲学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仅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放映，它在哲学史上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这就是集大成的思想。康德的批判哲学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总结，黑格尔对以往的哲学体系的总结，都标志着西方哲学一次大飞跃。
